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以为牖，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是《道德经》的第十一章中，我们先翻译其意义：

三十根幅条构成车轮，由于车轮毂中有圆孔，车轮才能转动，车辆才起作用；用粘土捏制陶器，由于陶器中空，才能起到盛装物品的用具；在墙壁上开凿窗户房间留下空间，房屋才能起到居住等功用。因此，万事万物，有了器物与形式，才能有所凭借，有所依靠，才具备掌握的便利；同时，万事万物由于有所放弃、才能起到发挥器物与形式的功用，因为事物的功用，正是事物放弃的空无部分发生的。

有人说“宰相肚里可撑船”，要承担一国行政重任者，不仅因其地位（有）的重要，更是其心态、意志、胸襟、气度，决定了当国者能否在有与无间进行适当平衡。事必躬亲，好当然是好，但过度的“有”，必然挤了内阁成员的“工作空间”，因此，我们发现，历史上称颂的诸葛亮，就因为过度的自信与过度的劳累，结果并没有完成其理想。

如果按老子的讲法，无论是风箱、山谷、深渊、玄牝，还是车轴中的圆空、陶器之中空部分、窗户与房屋内的空间，都是道的形象表达，它们与车轮、陶器、房屋，都是道的外在形式与展现。道的本质中空无物即空的虚的无色无形无味，一切事物生于道，又在道的作用下运行于道的虚空中，只有在空虚中，道才表达出完美无缺的力量图象，因为只有虚空，才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一尘不染，六根清净的。

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进行联系，比如运动健康养生等等，过分地依赖于运动的物质、形式、场地、时间等，多数人就会坚持不了，因为这些物质、形式、场地、时间不过是道的表现形式，如果执着于这些外在表现，失去了运动是为了健康、健康是与自己的习惯联系，习惯与自己的心理定位联系，心理定位又与日常的言行思联系。因此，真正的运动与保健，是要先改变心理状态、改变不良习惯做起，而不是制定一个什么的场地、什么的形式、规定什么时间的运动。

如果我们将其与男女情感联系,古人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其在朝朝暮暮”，有时是小别如新婚。联系男女之间的是真情，而不仅是朝朝暮暮的关系。真情是虚的空的，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应，只能感受，只能体悟，只能心领神会之。因此，天天持在嘴上的、或者只是物质表达的，就不一定是真情。当然，真如道的表现形式既有形式的，也有言语无法表达的一样，男女之情，既有说的，更有两人心中传递而不用言语说的。

当然，在人的精神层面与情感层面外，人还有物质层面的利益需要，这是经济学所观察研究的范围。如果以厂商做为案例，我们看到2010年，富士康因为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搞得工人无法得到正常休息而精神失常连续出现12次跳楼事件。据说，富士康的工作生活条件在外资厂商中还算好的，但这是典型的《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现代版本，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强化劳动强度获得剩余价值。连续跳楼事件后，富士康在大陆工厂的工人获得每周一天的休息权，仍然有违每周两天的休息权，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法？当资本家完全异化为资本的替代物，当工人完全异化成资本自我增值的工具的时候，人就会是非理性的，就会出现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出现周期性的癫狂。在产业资本主导时期，则表现为资本家为了减轻周期性癫狂的危机而出现的辞退工人。21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好象没有受到国际资本危机的影响，但却让没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的三亿民工承担了危机的主要“成本”，这种成本以降低工资或者回家务农为主要标志。

如果从国家层面看，当中国以追求外汇储备为核心构建经济运行体系时，当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三亿民工就已经被迫上到国际资本为其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列车上了。民工的付出，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通过人民升值，通过大宗商品涨价，通过国际资本掌控的水务、食用油等涨价，被多次“重新分配”，在出现了付出民工健康（民族主要构成）、土地成本（低成本）、自然资源（污染）的巨大代价下的高增长，是一种过度追求物质利益（有）而忘记放弃（无）更是增长的潜力的古老智慧。现如今，中国的GDP上去了，贫富差距据公开报道说已经越过了国际警戒线。因此，过分的物质文明的追求，如果是建立在民工的体质和收入、土地和资源为外资廉价利用的基础上，我们的综合竞争力将可能会失去可持续的后劲。2010年国际资本提出了“碳交易权”的概念，要中国为国际资本转移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和碳排放买单。如果中国在碳排放上不据理力争，就会在碳交易中损失严重，过去积累的外汇资产又可能在升值压力下再次高额支付碳税。因此之故，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有所放弃，有所聚集，有作不为的时候了。

如果从个体层面看，更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人不仅是肉体的人，更是情感与具备精神境界的人，情感与精神境界看不到、摸不着，但能够感受、体会、感悟到。如果说肉体生理意义上的人，是需要由吃穿住用行等消费结构进行滋养与保护，人也需要情感与精神层面的“空”“无”的供给，才能弥补情感与精神的空虚。比如QQ，就非常符合当代人的情感、信息交流需要（无），因此无形中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其创造者与经营者因此迅速积累了物质财富（有）；比如现代人需要高端的精神享受，以电子游戏、电子书本、三维动画、电视和电影制作为特色的上市公司就出现了几十倍或者上百倍的市盈率。这种估值，就与传统的以物质生产为主体的厂商在上市后的估值不同。因为，在物质、能量、精神（信息）领域，可复制的倍率是不同，物质或者能量为载体的厂商，不可能无限地自我复制产品，但精神领域却可以，只要有个“母体”推出，就可以无限地拷贝之。同样，由于精神领域的感受、享受、体悟，以个体内在的喜悦为标志，因此，其定价方式就可能以卖方定价为主。

有人可能会说，由于“智慧产权”在中国虽然立了法，但执行不力，出现泛滥性的供需双方盗版现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是在物质贫困条件下的历史性阶段性现象，一旦中国出现了富裕阶层，他们将不再以享受盗版为乐，而是行为逐步高级化。人穷志短，如果大家富裕了，自觉遵守法律或者法律执行严格的话，就可能出现对于精神产品的民族性价值重估。当然，一国的“智慧产权”不仅是一国的事件，在现代化条件下，也是全球事件，在国际资本的外来压力下，对于智慧性产品的保护将会越来越严格，智慧性脑力产品，作为现代“复杂劳动”的象征，就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几十倍上百倍的高估值，因为不仅在创造上是复杂的脑力劳动的结果，从需求上在富裕阶层的崛起而呈现倍增的现象，特别是有了有形的物质享受后，正需要对无形的精神性智慧性产品的高需求。

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人在几十年艰苦创业后，在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后（有），开始正式恢复传统文明中的优秀成份，比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开始放假休息（空），这不仅是对传统文明的尊重，更是对于居民精神层面尊严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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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庚寅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