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腐败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达到了新的强度。

　　首先，靠从农民那里收地租是赚钱不多的。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细致研究，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9世纪后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向地主交租的土地……如果这些绅士平均收取的地租为每亩1两银子，绅士们收到的地租总额就是2.25亿两银子”，“如果这一总额被当时全国150万名绅士均分，每个绅士获得不足150两一年……出自土地的收入确实是非常微薄的。”但即使如此，由于土地对官吏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因此，有钱人有地便成为明摆着的腐败证据。例如，西方人士称，李鸿章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全世界的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5000余亩土地。

　　第二，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23000位现任官员分享。

　　“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5000多两银子。”可见腐败之惨烈于中华之状。

　第三，基层官员的收入中合情合理的部分，与不合情理及敲诈部分的界限极为模糊。

　　中国民间离天高离皇帝远——往往无法无天，留在家乡那些饱读了儒家经典及有功名的绅士调解基层社会纠纷，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功能的不足部分。在解决了私人间的争端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

　　调解民间纠纷获得的收入叫“规费”，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收入称“经理费”，“从绅士服务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经理费和规费，估计为1.11亿两银子左右。出自这些来源的绅士收入数量几乎和做官绅士收入的总额相当，其中有些人左右逢源，同时从这两种来源获得收入。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绅士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绅士从这宗收入中分到了一杯羹。提供这类服务的绅士平均每年能得到110两以上的银子”。

　　最后，我们眼睛朝上，看看七品知县以上的官吏收入几何？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政府是颇为关心廉政问题的，无论西方政府在“高薪养廉”问题上有多少聪明的举措，中国无疑是“高薪养廉”规模最大的实践者。

    一方面，政府不养廉不行，另一方面，政府的高薪似未养出“廉”来。在清朝，最贻笑四方的事情莫过于，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政府开支的养廉银比正式俸禄要多得多。比如江苏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1000两至1800两银子，而他的俸禄每年只有45两，还不足养廉银的5%。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300两至400两银子，约相当于他三年的俸禄。总不能叫七品以上朝廷命官都着粗布衣升堂吧。江苏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为12000两银子，而他的薪俸只有150两，为养廉银的八十分之一。

　　历史证明，中国积淀了一种可悲的政治文化：做官当老爷合乎逻辑，升官发财有必然性，腐败只不过是描述权钱关系超过了一定心理限度的概念。

　　当没有用现代民主理念改造吏治系统时，政府须对所有不合情理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不堪重负时，政府只有选择砍几个人头以平民愤，起到事实上的政治卸载和精神麻痹作用。总体上，体制内反腐败名堂十分复杂，骂不倒，恨不走，政府只能选择控制一个得体的腐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