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实名制没有那么可怕

 缔元信网络营销专家  快刀洪七 文

话说，备受争议的手机实名制，终于还是要实施了。

早在2006年，由于垃圾短信和诈骗短信泛滥，手机实名制就已经上到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并在一些城市开展试点，甚至一度传出手机实名制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消息。

然而，这项旨在遏制垃圾短信和诈骗短信的举措，却因为民众对个人信息泄密的担忧而迟迟未能有效执行；而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利益层面——一旦实施手机实名制，几大运营商的放号和话费收入必将大大减少，至少，资金流转速度会大大减缓。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电信市场面临国外运营商的直接竞争，国内几大运营商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于是，手机实名制也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搁置。

我们抛开深层利益关系，先来看看民众层面的问题。民众认为个人信息会因手机实名制而增加泄密风险，无非是从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两方面考虑的。经济利益方面，人们担心手机实名制实行以后，个人信息会被运营商出售给商家，让商家获得了“精准营销数据库”，从而给手机用户增加接受广告和推销电话的风险；而从人身安全角度，如果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掌握，就会给用户带来“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不安全感。

如此这般，似乎手机实名制一旦实施，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泄密就不可避免了。然而，手机实名制只是个人信息泄密的充分条件，并不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承认手机实名制会增加个人信息泄密风险，也不能得出“个人信息泄密一定是由手机实名制造成的”这样的结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每个公民的银行账户信息都必须是实名制的，没有哪个国家允许人们用昵称或者代号来注册银行账号，也没有哪个人愿意这样做。从人权的角度看，对于公民来说，除了生存权以外最重要的人权保障就是财产所有权，因此，公民的个人财产信息是最应该得到法律保护和金融机构严格保密的。而银行账号信息，无疑是反映公民个人信息最全面、最直接而且最可信的载体。如果说民众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泄密，就不应该建立银行账户——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与其认为公民对个人信息泄密的担心源于手机实名制，还不如直接判断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出于对电信运营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力度和能力的不信任。这个问题，就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其实，手机实名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某些针对高端用户的网络套餐、集团网、学生网等具有小众特征的话费套餐方案，由于牵涉到个人积分、增值附加服务、特惠话费等针对个人的个性化服务，实名制是必须的。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商务人士不慎遗失手机，捡到手机的人不但大肆消耗他的话费，还冒名去运营商专门为VIP用户提供的高档休闲场所潇洒玩乐，但是运营商却没办法确认拿着这个手机来休闲的人是不是机主本人，这位丢了手机的商务人士岂不十分郁闷？

再者，一些针对校园或者企业集团网用户的优惠服务，一般都要求实名办理，而相应的用户群体是很乐意接受实名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话费的优惠、或者一个很特别的手机号码所获得的利益，已经足够能“支付”大部分人对于泄露个人信息以及信息泄露后所造成的损失的机会成本了。

这已经足以说明，手机实名制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可怕，只是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手机实名制的利益，或者说没有人为他们支付机会成本。

随着三网联合和3G应用的不断深化，手机实名制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将会越来越多。例如手机支付，如果号码和个人实际身份是唯一对应的，那无疑会大大简化手机支付的验证难度，也会大大提高手机支付的安全性。未来的移动终端，将会和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具有同样强大的功能，而手机实名制的推广，也将从号码注册层面逐渐拓展到移动终端硬件层面，如果能够实现终端硬件和网络服务的统一，那么即使用户丢失了手机，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信息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是从上至下的强制推行手机实名制而造成民众天然的抵触情绪。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就是最好的调节工具。如果国家或者电信运营商推出更多建立在手机实名制基础上的服务，限制非实名制号码诸如短信群发等容易造成垃圾短信和诈骗短信的功能、对非实名制号码大幅提高通话费用，那么，手机实名制将成为民众自愿的主动行为，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当然，实行手机实名制还需要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以及更多的终端应用配套设施全面配合，政府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全面协调电信运营商、终端制造商和用户的多重关系，才能真正让民众享受到实名制给日常工作生活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