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顿，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电发荆南，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威棱则夷羿震汤，兵交则丑虏授馘，遂扫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时云兴之将带州，猋起之师跨邑，哮阚之群风驱，熊罴之族雾合。虽兵以义动，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祸心，阻兵怙乱，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忠规武节，未有如此其著者也。 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发，招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饬法修师，则威德翕赫。宾礼名贤，而张公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江东盖多士矣。将北伐诸华，诛鉏干纪，旋皇舆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殒 。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踪袭逸轨，叡心因令图，从政咨於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而加之以笃敬，申之以节俭，畴谘俊茂，好谋善断，束帛旅於丘园，旌命交乎涂巷。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睎光而景骛，异人辐辏，猛士如林。於是张公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俦，入为腹心，出为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名声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濬、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敦以风义举政，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禨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计，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师千旅，武步原隰，谟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壹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汉王亦凭帝王之号，帅巴汉之人，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後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茏之战，孑轮不反。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势衄财匮，而吴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汉之涘，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於是讲八代之礼，蒐三王之乐，告类上帝，拱揖群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棘劲铩，望猋而奋。庶尹尽规於上，黎元展业於下，化协殊裔，风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抚巡外域，巨象逸骏，扰於外闲，明珠玮宝，耀於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輶轩骋於南荒，冲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马无晨服之虞，而帝业固矣。 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兴，虔修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降及归命之初，典刑未灭，故老犹存。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而施绩、范慎以威重显，丁奉、锺离斐以武毅称，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楼玄、贺邵之属掌机事，元首虽病，股肱犹良。爰逮末叶，群公既丧，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卒散于阵，众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非有工输云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筑室之围，燕人济西之队，军未浃辰而社稷夷矣。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

下篇：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掩有交广。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人怨。刘翁因险以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叡达，懿度弘远矣。其求贤如弗及，恤人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於戎行，试潘濬於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纳谟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法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忾，归鲁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谟，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初都建邺，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弗许，曰：“天下其谓朕何！”宫室舆服，盖慊如也。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虽醲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邦之具，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兵练，其器利，其财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於兹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术，敦率遗典，勤人谨政，修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或曰：“吴蜀脣齿之国也，夫蜀灭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藩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轤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天子总群议以谘之大司马陆公，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擒耳。逮步阐之乱，凭宝城以延强寇，资重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悬旍江介，筑垒遵渚，衿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按甲养威。反虏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太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信哉贤人之谋，岂欺我哉！自是烽燧罕惊，封域寡虞。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广州之乱，祸有愈乎向时之难，而邦家颠覆，宗庙为墟。呜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其然欤！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或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在人也。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兴而祸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结士庶之爱。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同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同患，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也。

上篇：

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顿，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电发荆南，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威棱则夷羿震汤，兵交则丑虏授馘，遂扫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时云兴之将带州，猋起之师跨邑，哮阚之群风驱，熊罴之族雾合。虽兵以义动，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祸心，阻兵怙乱，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忠规武节，未有如此其著者也。 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发，招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饬法修师，则威德翕赫。宾礼名贤，而张公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江东盖多士矣。将北伐诸华，诛鉏干纪，旋皇舆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殒 。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踪袭逸轨，叡心因令图，从政咨於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而加之以笃敬，申之以节俭，畴谘俊茂，好谋善断，束帛旅於丘园，旌命交乎涂巷。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睎光而景骛，异人辐辏，猛士如林。於是张公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俦，入为腹心，出为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名声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濬、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敦以风义举政，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禨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计，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师千旅，武步原隰，谟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壹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汉王亦凭帝王之号，帅巴汉之人，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後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茏之战，孑轮不反。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势衄财匮，而吴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汉之涘，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於是讲八代之礼，蒐三王之乐，告类上帝，拱揖群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棘劲铩，望猋而奋。庶尹尽规於上，黎元展业於下，化协殊裔，风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抚巡外域，巨象逸骏，扰於外闲，明珠玮宝，耀於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輶轩骋於南荒，冲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马无晨服之虞，而帝业固矣。 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兴，虔修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降及归命之初，典刑未灭，故老犹存。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而施绩、范慎以威重显，丁奉、锺离斐以武毅称，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楼玄、贺邵之属掌机事，元首虽病，股肱犹良。爰逮末叶，群公既丧，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卒散于阵，众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非有工输云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筑室之围，燕人济西之队，军未浃辰而社稷夷矣。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

下篇：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掩有交广。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人怨。刘翁因险以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叡达，懿度弘远矣。其求贤如弗及，恤人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於戎行，试潘濬於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纳谟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法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忾，归鲁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谟，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初都建邺，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弗许，曰：“天下其谓朕何！”宫室舆服，盖慊如也。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虽醲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邦之具，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兵练，其器利，其财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於兹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术，敦率遗典，勤人谨政，修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或曰：“吴蜀脣齿之国也，夫蜀灭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藩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轤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天子总群议以谘之大司马陆公，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擒耳。逮步阐之乱，凭宝城以延强寇，资重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悬旍江介，筑垒遵渚，衿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按甲养威。反虏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窥生路，强寇败绩宵遁，丧师太半，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信哉贤人之谋，岂欺我哉！自是烽燧罕惊，封域寡虞。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广州之乱，祸有愈乎向时之难，而邦家颠覆，宗庙为墟。呜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其然欤！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或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在人也。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兴而祸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结士庶之爱。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同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同患，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也。

上篇

译文:

从前汉朝失去统治地位，奸臣董卓篡权，祸始京畿，害及天下。朝纲松弛紊乱，皇室权势低下。于是群雄蜂起，义兵四聚。武烈皇帝孙坚，兴义兵于州郡，荆南出师迅若闪电，权变谋略异常繁多，忠勇无比，称霸于世。大张声威，夷羿震恐，短兵相接，丑敌受戮。于是清扫宗庙，祭祀高祖。此时云涌一般的将军兼州，风起一般的军队跨县，猛虎一样的士卒形如疾风，熊罴一样的兵丁聚似浓雾。虽然兵众为正义而汇合，结同盟而协力，然而个个包藏祸心，倚仗兵力作乱。有的军队没有谋略和纪律，丧失军威，贻误战机，其忠臣之谋、武将之德，远没有武烈皇帝卓著。

武烈皇帝辞世，长沙桓王孙策以超人之才闻名于世，年不满二十，出类拔萃。收罗父亲的老臣，与他们论说父业，发神兵向东挺近进，以少数兵力进攻众多之敌，攻城时，敌人没有坚守之将;野战，敌人没有堪与交锋之兵。他诛杀叛逆之敌，怀柔降服之虏，而使江东安定;修治法纪，整顿军队，声威与德望大增。以宾客之礼接待名流，张昭主其事;结交调动英雄豪杰，周瑜领其衔。这两位君子，皆极敏锐而多奇谋，甚通达而能明察。所以意气相投者类聚，志趣合拍者为一，江东人才因此而多起来。孙策将要讨伐北方各路诸侯，铲除违反法纪之徒，使帝车返回于坦途，皇位恢复于宫廷，挟天子以号令诸侯，清君侧以拨乱反正。兵车已驻扎于路旁，诸侯侧目而视。然而大业未成，中道去世。

天降大任于大皇帝孙权，他以奇异之举继承父兄高洁之行，以圣明之心建立王业的宏图。孙权处理政事时，咨询前辈成功之法;颁布律令前，参考传统风尚。再加上专一坚定，申明节俭，访求贤才，好谋善断，送束帛以招贤于隐居之所，擎信旗以纳才士于里巷之中。所以豪杰应声响至，志士慕光跟从。超群之才来归，如同辐条聚于轮毂，猛士迭至多如树林。张昭做军师，周瑜、陆公(陆逊)、鲁肃、吕蒙之辈，在内为心腹，在外为栋梁。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流，逞其威风;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徒，宣扬武力。文章教化则有诸葛瑾、张承、步骘，用声誉光耀国家;处理政事则有顾雍、潘浚、吕范、吕岱，量才授以要职;魁伟奇特则有虞翻、陆绩、张温、张惇，讽谏谋划扶正压邪;奉命出使则有赵咨、沈珩，以敏锐博通而美名远扬;精通术数则有吴范、赵达，求神致福而同心同德;董袭、陈武，舍生保卫吴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君过。谋划不遗才智，举动不失良策。所以能割据一方，统辖荆州吴越，而与天下争衡。

曹操曾趁胜利的威势，率百万大军，顺着邓塞山沿江而下，来到汉水之南，快速战舰数以万计，宛如龙腾顺流而东，精锐骑兵多达千旅，平坦陆路虎步生风。谋士挤满室内，武将多得连营。曹魏慷慨激昂，大有鲸吞江东之壮志，一统天下之气概。而周瑜指挥一支非主力部队，大破曹军于赤壁。曹军旗倒辙乱，溃不成军，就差主帅没被俘虏而已，收拾残兵败将远远逃窜。汉王刘备凭借帝王之名，率领巴蜀民众，乘吴魏之危作乱，扎营千里，想要报关羽败亡之仇，企图收复湘西之地，而陆公(陆逊)在西陵大败刘备，使其溃不成军，受困而渡江逃窜，主帅刘备丧命永安。紧接着曹军从灞须来犯，(吴军)在水上摧垮他们;蓬笼之战，曹兵只轮未返，全军覆没。从此魏、蜀二邦之将，丧失锐气，挫伤锋芒，势遭重创，财力匮乏，吴国轻视二国而坐观其衰。所以曹魏派人请求友好，西蜀请求结盟，于是(孙权)登上吴天子位，与魏、蜀三足鼎立。向西割据庸、益二地郊外之地，往北占有淮水、汉水之滨，东边包有百越之地，南方囊括群蛮之外。于是讲究三皇五帝的礼仪，搜索夏、商、周的音乐，特祭上苍，礼让诸侯。猛将强兵，沿江设防;长戟大矛，闻风奋起。各部长官在高层周密规划，士、农、工、商在下各自发展其业。教化边民使其和谐，风教扩展到远方。派一介使臣安抚巡视外地，大象骏马，驯养于外厩;明珠瑰宝，闪光于内府。珍宝纷至沓来，奇玩应命送到。使者轻车缓行于南蛮荒土，作战的军车闲置在北野。平民免于战乱之患，戎马解除待战之忧。帝王之业因此而巩固。

大帝孙权过世，幼主孙亮即位，奸臣横行无忌。景皇帝孙休随后兴起，虔诚遵循前代旧法，政事无大过失，是遵守成法的好君主。到了孙皓即位初期，旧法未废，老臣尚在。大司马陆公(陆抗)以文职武略振兴朝廷，左丞相陆凯凭借正直而极尽进谏之能，施绩、范慎以威严稳重显达，丁奉、离斐靠威武刚毅著称。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楼玄、贺邵之辈掌握机要。而孙皓虽然有"病"，得力的辅佐之臣依然健在。到了吴国末年，诸老臣已经死去，然后黎民百姓生出离叛之心，皇室宫廷呈崩溃之兆。吴国气数随朝政变化而衰微，晋师紧随气数而伐吴。吴国兵败的士卒临阵脱逃，国亡而百姓背井离乡。城池都没有篱笆坚固，山河也不如水沟土丘险要。晋兵没有公输班的云梯那样的器械，没有智伯引汾水灌城那样厉害，没有楚子攻宋筑房扎寨那样长期围困，没有燕国乐毅破敌济西那样的军队，用兵不过短短时间，就扫平吴国社稷。即使忠臣耿直愤世，烈士以身殉国，又怎能挽救吴国于灭亡呢?

曹操、刘备的武将，不是晋国所能选得;攻入石头城的军队，也没有昔日曹刘军队那么多。攻与守的道理，或者有前人的成法。山川险要的地势，也不会突然改变。但成败的道理颠倒，古今的趋势迥异。为何?是因为孙权、孙皓二人的政治教化不同，使用的人才各异。

下篇

译文:

从前魏、蜀、吴三国鼎足为王，曹魏握有国中华夏，刘备占据岷山、益州，吴主控制荆州、扬州、交州、广州。曹魏虽然在国中华夏取得成功，但暴虐太甚，民怨太深。刘备利用地势险阻弄巧设诈，功业单薄，民俗过陋。至于吴国，桓王以武力奠基，太祖靠德政成业。明智通达，美好风范弘扬远方;求贤才唯恐赶不上，爱庶民犹如爱幼子;接待士人举行盛大礼仪，亲近仁爱倾注一片丹心;拔擢吕蒙于行伍之中，赏识潘浚于俘虏之列。推心置腹信任贤才，不担心自己受人欺骗;量才而授职务，不怕权力过大威胁自己。亲自为陆公(陆逊)执鞭驾车，以此增强他的威风;禁卫武装全部交给周瑜，以此壮大他的兵力。低筑宫殿，简化膳食，以增加功臣的赏赐。胸怀坦荡谦虚，接受谋士妙计。所以同鲁肃只见一面便委以重任，士燮历尽艰险而效命。高看张昭的德言，减少游猎的娱乐;以诸葛瑾谏言为贤明，割舍男女之恋情;为陆公(陆逊)劝谏而打动，删除烦苛的刑法;为刘基不可醉杀虞翻的建议所警醒，立下"三爵"之后言杀无效的誓言。屏气谦恭，小心翼翼，以探视吕蒙的疾病;抚养凌统的遗孤，如同慈爱自己的子女。登坛即位胸襟开阔，功劳归于鲁肃;抛弃小人的流言蜚语，相信诸葛瑾的高风亮节。因此忠臣竞相献策，志士竭诚效力，宏图大略，不满足于区区吴国。配置各种官员已差不多，只是许多政务尚未来得及处理。

开始时定都建业，群臣请求举行登基大典，孙权推辞不许，说:"天下人将如何说我呢?"而且"车服"的制度尚不完备。待到中年，三国鼎足而立的大局已成，朝廷各种制度初步修订，虽然隆盛的教化与完美的纲纪尚不能同前代相比，但治理国家的才具，也足以执政了。方圆几万里，将士上百万，土地肥沃，兵士精干，武器锋利，财物雄厚。东靠茫茫大海，西临高山险阻，控制长江全区，峻山环绕疆域。国家的有利条件，未见有如此之大的。假使中等才能的君主以道守业，栋梁之臣辅佐有方，遵循先王典章，勤于爱民，慎于施政，遵守既定国策，把住永恒的天险，则可以万古千秋，未有危亡之忧了。

有人说:吴国和蜀国，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灭则吴亡，道理就是这样。西蜀，它对吴国犹如篱笆，并不能决定吴国的存亡。为何?两国交界之处，崇山峻岭，陆路没有可通战车之途;河道狭险，水路有惊涛骇浪之难。即使有百万精锐部队，启程前行的也不过千人。战船千里，前锋也不过百艘。所以刘备出击，陆公(陆逊)将其比作长蛇，地理形势使然。过去西蜀初亡，吴国朝臣献上不同的谋略，有的要在江中堆石以增险流，有的要制造兵器以防事变。天子总汇群议，以咨询大司马陆公(陆抗)，陆公(陆抗)认为江、河、淮、济是天地用来调节气候的，当然没有积石塞流的道理，兵器则是敌我所共有的，晋国倘若避长就短，来到荆州、扬州争夺舟船之利，则是天助我也。将士小心把手峡口，等待擒敌即可。到步阐叛吴降晋之时，依靠坚固城池诱敌深入，利用重金笼络群蛮。当时晋国大军，如同云飞电掣，江中悬挂战旗，两岸扎营，犹如襟带锁住吴国要害，以阻止吴军向西进发。徐胤率领巴汉水军沿江东下。陆公(陆抗)用一支三万人的非主力部队，北上占据东坑，深挖战壕，高筑城墙，按兵不动，养精蓄锐。反贼步阐俯首待毙，而不敢北窥求生之路，强敌大败，连夜逃窜，军队伤亡大半。陆公(陆抗)另外命令精兵五千，往西抵御晋之水军，东西同时获得大捷，献上俘虏数以万计。确实，贤才的计谋，怎能欺骗于我!从此很少有烽烟警报，疆域之内亦少有入侵之忧。陆公(陆抗)去世以后，西晋的阴谋就有了迹象，吴国君臣裂痕深刻，全国军队骚动。太康元年，孙皓降晋那场战役，晋师没有从前曹操、刘备兵多;郭马广州叛乱，造成的祸害却超过曹刘带来的灾难。国家颠覆，宗庙化为废墟。呜呼!陆公(陆抗)一死，国家就陷入病困，难道不是这样吗?

《易经》说:"商汤、武王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太玄经》说:"乱不到极点便不能出现治。"讲的是帝王依靠天时。古人有句话:"天时不如地利。"《易经》说:"王侯构筑险要，以保卫他的国家。"讲的是保卫国家仰仗险要。古人又说:"地利不如人和。""保卫国家靠德不靠险。"讲的是把守险要处需要任何。吴国兴起，是由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所致，就是《荀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治三者合一。及其灭亡，却只是靠险要而已，又如《荀子》所说，是舍弃天时、地利、人治的结果。

    荆州、扬州、交州、广州四个州的民众不是不多，大江之南并非缺少英才，山川险要容易防守，劲弓利剑等兵器易于使用，先代国君的政策策略容易遵循，而功不成却遭祸，为何?是因为用人的错误啊!因此先王治理国家的长远法则，是明察存亡的最大气数:自谦以安定百姓、厚施恩惠以致人和、政治宽松吸引俊杰献策、仁慈和合以凝聚百姓的爱心。因此国安，百姓与之同乐;国危，庶民与之共患难。安，与众同乐，则不可能国危;危，与民共患难，那么其难不足忧。这样，就能保住社稷，巩固疆土，也不会有《麦秀》的哀痛殷商亡国之思，也没有《黍离》的悲悯周灭之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