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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监狱的第一天,拉吉普·扎卡就要面对一个巨大的选择:他是走向公交车站,还是走向路边的电话亭。
他已经被监禁三年,每个号房关押着五名犯人,每天只有10分钟的放风时间。在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前,拉吉普·扎卡,作为一个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成员,参与了对前前南斯拉夫政权的抗议行为。然后锒铛入狱。
每两周他才能短暂地见到未婚妻艾丽一次。1987年入狱,1990年,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不屑努力下,他终于获得了自由。而当时的科索沃地区,已经深陷纷乱,屠杀和灭族的威胁,扑面而来。
面对选择,拉吉普有些犹豫。他可以登上大巴,回到家乡普里什蒂纳,回到熟悉的生活中;他也去电话亭,可以打一个国际长途,道别过去的一切,走向完全未知的未来。
他选择了后者,以政治避难者身份进入瑞士。现在看来,这当然是明智的决定,只是当时,拉吉普放弃了在普里什蒂纳的家人亲朋,相对熟悉的生活环境,“我母亲的心都碎了”。
这个儿子离开了故国家乡。故国家乡随即在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屠杀中崩塌。在瑞士,拉吉普找到了一份园丁工作,平宁安静,但是对故国的牵挂、对母亲的眷恋,每分每秒都萦绕在他脑海中。
艾丽后来辗转来到瑞士,和未婚夫团聚。他们终于成婚,在巴塞尔定居,生养两个儿子。拉吉普对让他重生的瑞士充满感激,但他和儿子们身体里,流淌的,仍然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血液。
26年后,在法国的朗斯,拉吉普的两个儿子,在欧洲杯同时登场。只是这一对年龄只相差一岁半的兄弟,却会是球场上的对手:哥哥陶兰特·扎卡代表阿尔巴尼亚,弟弟格拉尼特·扎卡,代表瑞士。
对拉吉普而言,这会是无比纠结的一场比赛:大儿子承载着家族血裔,小儿子代表着战乱离散后的新生。
小扎卡在欧洲杯之前,已经从德甲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阿森纳,早就是被广为看好的中场人才。老大足球生涯起步得要晚一些,也入选过瑞士国青队,后来阿尔巴尼亚为了提高国家队战力,四处寻找流散的阿尔巴尼亚人,于是陶兰特成为了阿尔巴尼亚国脚。
这是欧洲杯历史上,第一对兄弟各自代表不同国家队的场景。
格拉尼特说,和哥哥在欧洲杯上交锋,可能是让全家莫衷一是的命运尴尬安排。反倒是老爹会出来开导两兄弟:“如果他俩各自的球队没能在预选赛出线,那我们会更失望。现在一个代表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瑞士,也是我们家庭背景的真实呈现。”
瑞士队中,有五人能代表阿尔巴尼亚上场;阿尔巴尼亚队中,有八人可以入选瑞士队。欧洲杯历史上,还没有比这样一对对决,在国籍族裔上更加交错复杂的。瑞士是一个非移民国家,但是当科索沃深陷种族屠杀血泊,瑞士打开了大门,接受了一些为生命而挣扎的难民。
二十多年过去,科索沃还在为独立的政治地位而努力。欧足联承认了科索沃,但国际足联仍未接受,因为塞尔维亚和西班牙不接受科索沃。所以许多科索沃球员,或者科索沃后裔球员,会选择阿尔巴尼亚,一个在文化、种族和宗教上有认同感的国家,作为自己国际竞赛的队伍。
而选择了瑞士的球员,像小扎卡,更像沙奇里,从没忘记自己的科索沃后裔身份。沙奇里的球鞋,经常是科索沃旗帜的蓝黄色,2013年随拜仁登顶欧冠,沙奇里秀出的是科索沃旗帜。瑞士国脚贝赫拉米、莫赫梅迪和泽马伊利,都用刺青、服饰等方式,表白着自己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传承。
在球场上,他们为代表瑞士而骄傲,球场外,他们从未忘却自己的族裔之根。
忠诚还是传承,矛盾而统一,对立又和谐。
在国与族的血色纷争中,在黑暗和野蛮的屠杀阴影里,足球带给了这个世界难得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