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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用镜头记录奖项摄像机开始了 |
很多人说我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在我看来,中国的摄影界总喜欢把摄影和拍照片的人分门别类。早在十年前,我就不喜欢这个称呼了。
我叫肖诗白,应该说我从事的职业跟视觉相关,拍摄生态环境类的照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从2008年开始,我就为很多NGO组织和研究机构拍摄关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专题,当然也包括很多并不被人们关注的物种和人群。如果按照中国标准的野生动物摄影师来称呼我的话,我连用来卖萌的大镜头都没有。
2003年,父亲送给我一台简单的尼康FE10照相机,那时我就开始尝试用胶卷拍些东西了,当我取回柯达冲洗店的几张并不太清晰的6寸照片时,这个简单的拍摄过程却深深吸引了我,好像充斥着一种特殊的魅力,从此我就无法自拔。
我大学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摄影专业。那时,我整天的念头就是跑到野外,去拍摄城市里看不到的花鸟虫鱼。有一阵子我经常旷课,偷偷买一张北京到广州的硬座车票,再到广州火车站对面的麦当劳里坐上一天,挤上半夜第一班广州到海口的长途汽车,就为了去寻找一位带有黎族纹身的老人。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或者这些照片能有什么用途,可能只是一种年轻气盛的心态促使的吧,但回看过去,每个人都是从一种猎奇的心态开始的。
大二时,我向父亲申请到了一笔不小的资金,一气呵成买下了尼康最好的胶片相机F5,还有配套的AFS镜头。这甚至让我的很多同学多少对我有些羡慕和嫉妒。其实我当时也很有压力,无论如何也要拍点正经的题材了,很可惜当时我的脑袋里面是一团乱麻。我只能一边自己摸索,一边在网上搜索国外摄影的相关技术和概念。我开始被一个国际大牌摄影师的风格和技术所吸引,这个人叫迈克·尼克尔斯。直到现在,我依然认可他在人文环境图片报道上的地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光效应与动态艺术改变着一批为《时代周刊》、《国家地理》效力的图片工作者。怪异的开放性构图,重彩构成的色彩配比,突破了一贯的画意派风格。一种看似现实主义,且带有印象派的图片风格成为了80年代末期部分国际摄影报道的主流。
这种风格也让我开始思考以往根深蒂固的传统摄影观念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当时觉得摆脱这些非常困难,直到现在才明白,抛开人类学拍摄的目地,摄影术是一种纯粹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一些题材拍摄的基础也一定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意识的转变而变异,保留的只是其中或多或少艺术成分的参与罢了。
从2005年开始,我渐渐放弃了中规中矩的画意风格。因为我开始懂得,图片能把人带入一个你设计的感觉里。我开始练习拍摄关于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故事,在不断失败的煎熬中,我逐渐发现了生态环境题材拍摄中缺失了一个最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人。这才导致我开始重新观察一些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我终于可以逃脱城市的“牢笼”,去大自然中“撒野”,开始了我的野生动物摄影生涯。
但一开始我就不喜欢那些拍摄金丝猴、藏羚羊和大熊猫的大牌摄影师。因为这些到处支“烟筒”的人看着很可笑,感觉照片不应该是靠这些东西拍摄的;我继续搜索国外摄影师们的作品来学习:用相机守望天堂鸟的蒂姆·拉曼,昆虫学家兼摄影师马克·墨菲特等,他们的作品和经历让我知道了生态摄影的内涵,做一名摄影师要有怎样的素养。
如今,在森林里想要找寻狮子、老虎这样的大型猛兽,几乎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各大保护区力捧的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已经幸运地成为“政治物种”,受到得天独厚的“明星”优待,这也不是我想要拍摄的内容。
何不去发掘灵猫类动物的现状?那些出没山林村落间的普通动物,却鲜有人管。我给自己定下了拍摄方向,决定去寻找那些被人忽视的“小众物种”。事实上,那些还不曾走到濒危境地的灵猫类动物,目前的境遇却比珍稀动物还要悲惨。
果子狸是一种常见的灵猫类动物,它并不是动物王国的“大众明星”,只因肉味鲜美,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才一夜间变成餐桌“宠儿”,又因为人类的疾病被看作祸害人间的“恶魔”。在做拍摄计划时,我想起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看到一则新闻:位于湖南省植物园的果子狸养殖场,自行捕杀了800多只果子狸,全国最大的果子狸养殖基地已名存实亡。
我决定开始拍摄野外果子狸的生存状态。2009年12月,我来到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果子狸是当地的常见物种,从前常在灌木丛、树洞和岩洞间出没,但现在是否能拍到照片,工作人员也心中没底。
果子狸是夜行性动物,我花了几天时间,从黄昏守候到深夜,还是没能发现其踪迹;动用了4台红外摄像机,每当森林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自动拍摄照片。每隔一日检查一次相机,最终在两个星期后发现果子狸的身影。画面里的果子狸头部灰色带有白斑,四肢粗短有力,身体圆而微胖,黑暗中明亮的眼睛惹人怜爱。
我用同样的方式,还在森林里拍摄到灵猫科动物斑林狸,在海南拍到了椰子狸。灵猫类动物在森林里扮演着“森林繁衍者”的角色,因为它们的粪便中带有树木的种子,有助于植物种子的传播。然而现在,这些小型野生动物又悄悄上了广东餐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010 年警方截获一辆长途货车,从中查获了14只果子狸,6只豹猫。得到消息后,我拿着相机赶去了现场。
而在它们之前,曾经在森林里活跃的其他四种灵猫科动物大灵猫、小齿狸、长颚带狸和熊狸已被宣布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机会。
从2009年开始,我决定实施一项“寂静岭”的拍摄计划。
《寂静岭》原是一部好莱坞恐怖电影,由克里斯多夫·甘斯执导,讲述一个阴森小镇里不为人知的秘密。中国的森林背后也存在这样一个阴暗的秘密。我的摄影项目借用了这个有些阴暗的片名,我想揭露的这个秘密和中国人传统意识有关。
于是,我深入贵州的武陵山中寻找当地的捕蛇人,记录他们如何将山中的五步蛇拿到市场上去贩卖;潜入海南雨林保护区霸王岭,追踪野生动物走私产业链的源头;卧底广东各大野味交易市场和酒楼,拍摄人类口腹之欲的血腥饕餮;奔走在广西各个边境口岸,记录东南亚的野味如何暗度陈仓地进入中国;甚至暗访于自然保护区和濒危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揭露他们监守自盗的“潜规则”??
从2009年到2011年,我的镜头记录下很多动物之殇:海南文昌翁田菜市里,布满血迹的砧板旁,一颗海豚的头颅孤独地竖立着,从颅腔内缓缓流淌出的鲜血,把整个摊位都染上浓重的鲜红;广西南宁的水街,一只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大壁虎被朝天放置,摊主用刀划开它们的肚皮,挖出内脏,皮肉用来泡酒??
“寂静岭”的项目我拍摄了三年,2012年11月,这组专题在《中国科学探险》杂志上发表,编辑用46P的强大版面推出了《口腹之欲动物之殇》的封面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获得了一些奖项。拍摄这个题材,我不想带来一个野生动物的悲惨故事,而是想体现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种不和谐,引发读者去思索。
我还拍摄过一张和盗猎无关的照片。一个河南乡村男孩,大约十五六岁,大冬天用捕猎陷阱抓到两只野兔。他一把将兔子抓起放在两颊处,一脸陶醉,而两只兔子的身体已完全僵硬。我特意把照片处理成黑灰色,男孩置身于荒芜的土地,隐约有些罗中立油画《父亲》中透露出的苍凉感。
多年生态摄影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调整与动物的关系,做到不惊扰生物本身的原则去拍摄;也在思考这些图片传播带来的社会价值。每完成一个专题,我都会沉静一段时间,调整自己,这能让我在相对激进的形式主义中把节奏放慢,想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问题。
几年前,我说自己的摄影报道是为了保护环境,或许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理论空谈。渐渐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无论拍摄任何题材,或许它的目地应该是让这些快节奏的人群慢下来,这可能比用图片肖像去卖萌换来口头上的呼吁好一些,照片在某些方面并不是让人快乐或痛苦,而是让人清醒,也可以说人类精神上的分裂需要优秀的图片报道去滋润,这一点上我还差得很远很远。
中国人崇尚道法自然,太过随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相信,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会转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