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维特作品《马拉之死》1793年绘制  165×128厘米

马拉之死，作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被写进每一部法国革命史，也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素材，然而就算故事版本再多，也不是每个断头台下的鬼魂都有机会选择讲述自己的故事。

断头台收拾干净了，刽子手也登场了，1793年7月17日下午5点钟，巴黎革命广场挤满了人。一颗头颅从断头台上滚落下来，旁观者们“杀死她，杀死她”的呼声瞬间升至最高分贝。这是颗年轻法国女子的头颅，她是谁？观刑的普通人为何迫不及待地叫嚣杀死她？

马拉之友，达维特为何藏匿凶手?

这是一个“不宜公开”的画作：一名中年男子抢眼地半躺在浴缸里，可以看见的上半身赤裸着，浴缸里的液体呈现出瘆人的红色，男人右锁骨内侧下方清晰的伤口和下面漓漓拉拉的血线表明红色的来源——浴缸旁地面上一把带血的长柄刀霍然在目。男人头部靠近右肩耷拉，强壮的右臂无力地倾斜下垂于浴缸之外，一只蘸水的鹅毛笔仍握在右手上。画中木台下方两行文字“献给马拉——达维特”。达维特是这幅画的作者。这幅作品就是达维特记录的历史：朋友马拉1793年7月13日死在家里，那个遭诅咒的凶手名叫夏绿蒂·科黛。

达维特为什么不将行凶者科黛置于画面中，让巴黎人戳她的脊梁骨呢？让我们再看画家的安排，达维特将浴缸横亘在前景中，半躺在浴缸里的马拉凸显出来：他的姿态脱胎于文艺复兴大师乔托名作《哀悼基督》中基督，外貌形象则类似古希腊男性英雄，这是达维特给马拉的定位。为更有效地将观者瞩目的焦点汇聚在马拉身上，达维特将前景中与凶杀无关的元素被弱化，同时大刀阔斧地剔除了浴缸后方背景中的一切。马拉之死如此悲壮，科黛以任何形象出现都将破坏它。

作品中，马拉是达维特歌颂的英雄，科黛是达维特选择藏匿的凶手，现实中，马拉与科黛有什么深仇大恨吗？杀了马拉的科黛是否也会选择藏匿起来？

Jean-Paul Marat让－保罗·马拉

人民之友还是杀人恶魔？

马拉，何许人也？1789年7月法国革命爆发前，他以医生和科学家的身份进入政治领域。作为活跃的革命分子、雅各宾党领导人之一，大革命期间，马拉被尊为“人民之友”，在平民阶层中深孚众望。

达维特视马拉为英雄，他为何不描绘马拉演讲时情绪饱满的场面，而要描绘他裸死在浴缸中孤独脆弱的情形呢？研究者给出了不同解说。较为中性的说法是：马拉晚年饱受皮肤病的困扰，全身溃疡，必须以冷水泡澡，整天坐在浸泡了药草的浴缸中缓解疼痛。颇为正面的解释是：马拉早年受保皇派的迫害，长期躲藏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工作，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当选巴黎议员后，公务繁忙，病痛来袭，马拉每天泡在药水中继续工作。达维特显然是后一种解释的坚定支持者。

历史学家描述中的马拉则是“个子矮小、形体畸形、面容丑陋”。达维特与马拉同属雅各宾党人，在许多社会主张上都奉行相同的激进政策，达维特熟悉马拉的外貌，事实上马拉被刺后两小时，他就赶到现场，画下了大量的速写。达维特承认他画笔下的马拉是个人的创作，而不是马拉本人的精准复制。

科黛为何行刺马拉？是私人恩怨吗？

夏绿蒂·科黛1768年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贵族家庭，幼时母亲去世，父亲将她送往冈城隐修院生活。受卢梭、伏尔泰等人著作的影响，科黛对激进的雅各宾派非常反感，倾向于温和的吉伦特派。

1793年7月13日科黛行刺后没有逃跑，当场被捕。受审时，科黛声称刺杀马拉是她的个人行为，回答刺杀的理由时科黛说马拉扰乱了法国，而她的行为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

科黛临刑前另一个举动也曾直接推助了现场民众的愤怒情绪，她请求行刑者闪开，以便检查一下这台自己从未见过的机器，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杀人者怎会如此振振有辞，如此从容赴死？她为何说马拉是要屠杀十万人的大恶人呢？

Charlotte  Corday 夏绿蒂·科黛

翻转历史，谁才是最后的英雄？

进入政治领域的马拉不断发表言论，1790年6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

以普通市民为主体的革命者在1792年9月发动了大屠杀，24小时内1200名关在监狱里的人，管他是贵族，教士，富商，还是罪犯拉出来便咔嚓一声人头落地。这次屠杀的结果之一就是雅可宾派开始执掌法国政权，市民的精神领袖马拉赞美大屠杀，附和雅各宾领袖罗伯斯庇尔“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的主张，马拉无所顾忌地宣扬暴力革命，对政敌吉伦特派更是进行残酷打击。

吉伦特派成员四散逃命，居住在冈城的科黛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她不断听到、看到有人被抓或被杀。科黛相信这种情形必须有人制止，否则，法国前途堪忧。科黛的直觉十分准确：1793年3月11日至1794年7月27日短短的502天中，由夏尔-亨利为首的桑松一家及其助手在巴黎公开处决的人数已达2632人，巴黎沦为血腥的屠宰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科黛注意到马拉煽动性的言辞、攻击性的语言总是引发接踵而至的暴行，她决心终结这个掌握舆论权力、把国家引向危险的公民生命。1793年7月13日几番碰壁后，科黛她进入了马拉的住所。马拉热切地期望科黛说出计划暴动的吉伦特派人士的名字，马拉边记录边告诉科黛，这些人都将被送上断头台。马拉在1789年提报了几百个该被问斩的人。如今他的黑名单上已列了数十万人之多！科黛行动了⋯⋯

达维特曾说起《马拉之死》的创作动机：“公民们、人民都在召唤他们的朋友，他们忧伤的声音都可以听到：达维特，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复仇⋯⋯我听到了人们的声音。我听从了。”他听到的或许真是人们的呼唤，但人们是善忘的，达维特看到了罗伯斯庇尔垮台，看到了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而他在风烛残年被祖国放逐，死后已不得返乡，而达维特的不幸，竟要归因于这幅杰作——《马拉之死》。

马拉生前用激进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了声望，科黛却在死后多年获得“贞德”之称，达维特因技艺风光无限也因创作晚景凄凉，从他们的人生际遇中我们窥见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和历史的偏见。(撰文、供图/涂小琼)

老报纸上的夏绿蒂·科黛和行刑广场

节选自《DEEP中国科学探险》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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