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所知的超越简单村庄的最早居民点位于古代中东的几个地点，那里能够发现一些非常珍贵而稀有的物品。例如，杰里科（Jericho）控制了获得死海食盐的通道；当人类转向谷物膳食时，他们开始需要食盐来维持体内的体液平衡。通向这种重要物资的道路就变得非常宝贵，因此，当农业在其附近地区广泛传播时，即大约公元前7000年之后，杰里科就出现了有城墙的城市。另一个早期的中心是小亚细亚的加泰土丘（Catal Hüyük），那里可以发现松脂石（也称为“黑曜石”）。黑曜石被砸碎时能够产生极其锋利的边缘，因此，也是非常珍贵的石材。公元前6000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杰里科的贸易中心也相应地在这个地方兴起。

    但是这些孤立的“城市”本质上是不能扩大的，正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它们依赖对某些珍稀物品的垄断或近似垄断。可供传播的文明需要比杰里科和加泰土丘所能获得的任何东西更加广泛的生态基础。苏美尔地区就提供了这种基础。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与波斯湾接壤的冲积平原上。诞生苏美尔的这片土地，每年都因河流淤积而恢复肥力，可出产丰富的粮食，在此之前，原始农耕技术急需彻底的革新。在生长着森林的中东山丘上，初夏时节降雨充沛，可保证作物生长，直到收获为止。但是南部与此不同，那里的夏天几乎从不降雨。因此，只有通过把河水引入田地灌溉庄稼，才能保证作物的收获。但是灌溉沟渠与堤坝的挖掘和维护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需要比最早的农业共同体更严格的社会纪律。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小型血缘家庭可能构成了寻常的劳动单位。每个家庭一般消费自己的一块或数块耕地上所出产的粮食，不需要更多成员的有组织合作，也许一些仪式和宗教场合除外。每个人都受控于反复无常的天气，所有的人同样自由，因为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只是年龄和性别。这种简单的社会结构在河谷环境中彻底被颠覆。因为人类为了控制河水有必要作大规模的努力，而这要求大多数劳动力接受某种管理精英的领导。

    关于管理阶层如何兴起还不能确定。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可能导致主人与奴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划分。另一方面，与神有关的专业人员的特殊地位在人类社会必然由来已久，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了广泛的职能专业化过程。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解释说，众神创造人类，是让人类成为他们的奴仆，这样，人类就能提供食物、衣服和一座设施完善的神圣居所（即神庙）所需的其他必需品，供神享用，使他们不用费事亲自制造这些东西。

    我们也知道一点儿这些观念如何应用于实践的情况。因此，在拉格什，一份碑铭记载，该城邦的土地依据占有者对神承担的租税而被分为三类。最沉重的租税负担下，留给农民的粮食很可能还不够糊口。因此，农民不得不每年为神劳作一段时间，即从事修筑灌溉渠道的劳动，或者根据祭司的安排从事其他劳动。农民以这种方式把一些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缴纳给神庙，而神庙又把这些产品作为工资，用以酬付神的近身仆人即祭司所安排的劳动。

    这种制度显然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能够被集中起来，从事大型工程建设。它也使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因为许多专业人员，诸如舞者、歌者、金匠、厨师、木匠、建筑工、制衣工等各展其才，以侍奉神进食、穿衣、娱乐和受祭拜，用各种必要的盛典和奢侈品确保神的愉悦。由于他们不必再花费时间自己生产粮食，这些专业人员能够发展出比此前人类所取得的多得多的技能和知识。因此，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河谷首先出现定居点，到公元前3000年能够被现代学者解读的书写记录开始透露苏美尔文化的社会和知识情况，在短短1000年里，文明就诞生了。

    技术发展最初是非常迅速的。青铜冶炼、轮制陶器、带轮的车辆、航行的船只、雕塑、纪念性建筑物以及——也许最重要的——耕犁等，几乎同时出现于考古记录之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通过现存数千枚的印章雕刻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也相当迅速地定型了。未能给现代考古学家留下线索的其他技术肯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例如，后来为美索不达米亚各城邦提供主要出口产品的羊毛纺织和染色、复杂的神庙宗教等，一定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诞生之初。此外，测量技术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和精确性。为了修建沟渠堤坝和犹如人工山峰一样拔地而起、高高在上的纪念性神庙建筑，精确的测量和仔细的规划都是必要的。

    但是，更为关键的技术是时间测定，因为每年农业生产的基本周期依赖于有关播种时间的知识。月亮盈亏是时间流逝最显著的标志；但是月亮的周期与太阳年不能完全吻合，所以在可靠的历法被制定出来之前，祭司不得不观察、测量、校正月亮和太阳的运行规律之间的误差。维系这种历法的确是早期祭司为农民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掌握历法的必要知识也是祭司占有社会优势地位的重要基础。普通农民也许认为，能够预先知道季节的人证明了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值得服从他们的统治。灌溉工程的组织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技术和社会后果，可能就是在祭司的指导之下展开的，祭司的社会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预知季节的能力。

    祭司权力和威望的另一个基础，是他们了解众神的一切并知道如何取悦众神——或者如果不能取悦，那么也知道如何安抚他们。圣歌如何吟唱，神圣的仪式如何进行，这些是祭司掌握的主要知识。但是苏美尔祭司并不满足于重复前人所说和所为。在某个时刻，可能是文明发展之初，他们就已经发展了有关众神如何统治世界的系统教义。我们从很久之后编订的诗歌中得知他们的思想，也许只有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人感兴趣的概念才被记录下来——当大多数这种文献首次被书写下来的时候。但是即使古代苏美尔人的宗教可能包括某些粗陋而原始的因素，例如，我们知道，乌尔（Ur）的一位早期国王就有妻妾和大臣陪葬，他们似乎都是被活埋的，古代祭司的确也提出了一套严密的神学理论，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现象。

    基本的观点是简单的。自然界的主要力量都被拟人化了，即把它们当作人类看待，但是赋予它们更大的力量，包括长生不老的力量。每种拟人化的自然力量或神都在由天空之神恩努（Anu）统治的神圣政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每年元旦，众神聚会，决定当年应该发生的事情。每个神的决定都可能被否决。例如，根据神命，一些灾难可能降临到某个城邦，虽然居住在这个城邦的神受到该城人民的悉心供奉，不想看到他们受到伤害。但是即便是神也必须服从众神的集体意志；当该年的命运被决定后，任何神都不能废除它。风暴和雷电之神恩里尔（Enlil）是众神意志的主要执行者。他根据每次新年聚会的决定而施行惩罚和引来灾难。

    每个神的性格都被认为完全与人类相同。他居住在房屋——神庙中；隐藏在神像之中，就像人的灵魂隐藏在身体之中一样。神的灵魂有时会出窍——就像人的灵魂可在梦中游荡一样；但是当出现某些重要的问题必须向神请示时，人们有办法召唤神返回神像。神通过暗号和预兆给予答复：如鸟的飞行、作为祭品的绵羊的肝脏的形状等事物或现象，专业祭司都能据以判断神的旨意。神必须每天都被奉献祭品、取悦和赞扬。在特别的节日里，还要为神举行额外的仪式，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充当观众。如果神的预兆指出了灾难，那么城邦还要举行其他仪式以便及时地平息神的愤怒。

    只要承认神的特性、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这些基本假设，那么这一体系就是不证自明的。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的解释唾手可得：如果预兆告知的灾难没有降临，那么这只能证明祭司采取的预防措施有效；如果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那么这仅仅意味着神没有预先警告他的人民。

    这样一套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在3000年里，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一直致力于完善苏美尔人在文明史开端时创立的这些观念和仪式。此外，许多蛮族也认为，苏美尔万神殿中伟大的众神的确统治着世界。这些蛮族包括东欧和西亚草原地区的古代居民，他们的后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继续崇敬这些天神、雷神、太阳神、月神，和其他最初由古代苏美尔祭司推想和确定了力量与性格的众神。

楔形文字

    从后来的历史角度看，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祭司的最重要发明是找到了能够把口语记录下来的方法。这通过使用削尖的芦苇竿在松软的泥板刻写符号而实现。如果人们需要永久的记录，那么一份完整且不易损坏的文献能够通过将新写的泥板放在火炉里烘干而轻易地制成。正是通过这些烘烤制成的泥板文书，我们详细地掌握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从这种做法中逐渐出现的图画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

    最初，苏美尔祭司主要用文字记载神庙仓库的收支情况。这种记录方法始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现一种能够保留这些事务经手人的姓名的方法。最后通过双关语这一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姓名中，若有听起来像一个容易以图形表现的单词的音节，就会被记录下来。不久，这种图画符号终于表示发音了，而不仅仅表示事物本身，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于记录恰当的发音音节。通过发展足够的标准表音符号，书吏得以记录所有日常用语的发音。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完整的句子、神的故事、宗教祷文、法律、契约和其他各种文献的书写从而变得可能了。

    通常情况下，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历史学家把文字发明作为划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标志。现代学者能够阅读的文字使人们对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很久的人类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这种区别仍然有意义，虽然考古学近来取得的所有进展已经使这两个时代之间曾经存在的明确界线变得模糊了。

    所有已知的文字形式可能——有些人甚至认为很可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苏美尔楔形文字。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苏美尔祭司仅仅为了准确记录谁缴纳了或谁没有缴纳给神的债务所作的努力，的确催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形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保存和检索精确信息的能力。此后文明社会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所带来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