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元老师走了。1999年10月28日上午，我在机房上课，听到黄纯元老师病情恶化的消息， 我匆匆结束了课后辅导，赶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我还是去晚了，没能最后见上黄纯元老师一面。初闻这一噩耗，几乎所有认识黄纯元老师的人，他的师长、学友、同事，以及听过他授课的学生们，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与惋惜中。

 我所认识的中青年图书馆学家，许多人是80年代中期成名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以各种 方式——出国、改行、下海……，相继离开了图书馆学。我原以为黄纯元老师是不会离开图书馆学的，至少不会比我们先离开。黄纯元曾多次表示图书馆学是他唯一的专长。这点我的其他许多图书馆学朋友也表达过，仅有这点，图书馆学很难说能够长久地留住他。黄纯元还多次表示过，图书馆学是他唯一的志向与爱好。因为有这一点，我于是相信不论这个世界如何变 化，他也会孤守着图书馆学这块清贫的阵地的。我万万没有想到黄纯元老师以这种残酷的方式离开 了图书馆学!他走得太快了，一个星期前在医院昏迷过去，三天后醒过来，他还忙着打电话感谢在他昏迷期间去探望他的人。他就象专为感谢别人而醒过来的。那天在医院，看着他紧闭双眼静卧病床，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黄纯元老师竟会如此忍心如此毫不牵挂地舍弃了他挚爱深深并为之奉献毕生精力的图书馆学——他心灵中唯一的精神家园。

  初识黄纯元老师是读研在华东师范大学，黄纯元老师当时在校任教。除了在系里常有见面，我们也一起外出参加过学术会议，如武汉大学的全国中青年理论研讨会，泰安的高校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那年头我们都还意气风发，在参加学术会议时，常有二人先后上台自由发言的举动。尽管在一个系里，研究方向也基本相同，但一开始我们交往并不多。直到1987年第二次全国中青年理论研讨会在我校筹备与召开，我和黄纯元老师因会务工作才有了较多的接触。还记得会议结束前的一个晚上，会务组房间里有因家远住在会务组的宓浩先生，还有黄纯元与我。我们为会议的成功而倍受鼓舞，长谈了很多话题，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黄纯元老师在那个晚上将他和我称为宓浩先生的“哼哈二将”，他说宓浩先生有我们哼哈二将辅佐，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基础理论学派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著名的图书馆学学派。宓浩先生在那以后不久即去世，此后的十多年里，在怀念宓浩老师时，我常常想起黄纯元老师的这段话而黯然。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失去宓浩先生十年后，多灾多难的华东师大信息学系又失去了“知识交流学派”的另一位奠基人!

 1988年，黄纯元老师去了日本。宓浩先生的去世和黄纯元老师的出国，使我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升势头嘎然而止。宓浩、黄纯元等创立的“知识交流学说”的研究也随之中断。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黄纯元老师的这一举动并不理解。

后来，我们断断续续听到日本传来消息，知道黄纯元老师从语言学校起步，勤工俭学，一直读上东京大学博士，并在日本展露出其图书馆学理论天份。直到这时，我们大多数人才理解了黄纯元老师32岁时出走求学的初衷。黄纯元老师多次对他的朋友们说，很多人到日本读书是为钱，我却是图书馆学，我一定拿到最高学位。他果然没有食言，他以其过人的才气和刻苦精神修成学业，成为首位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教育博士的中国人。黄纯元老师准备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身体已患疾病。 他家人劝他身体要紧，放弃学位回国算了。日本的博士学位太难拿了，我国教育部甚至有规定，在日本只要修完博士课程，即可认定为博士学位。所以当时黄纯元即使回国，对他个人并没有什么损失。但他坚持完成了获取博士学位的全部工作，并在回国一年后得到了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那张博士证书上清楚地写着东京大学教育博士第57号，这意味着黄纯元老师是这所世界名校有史以来的第57位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57这个数字后面包含了多少艰辛 ，也许再没有别人可以得知了。

黄纯元老师的图书馆学才华出众，不但文章数量颇丰，质量也每每令人赞叹。有一年黄纯元老师回国调研，我谈到1993年《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报告依文献引用统计指标列出十多名图书馆学核心作者，黄纯元老师也在其中。也就是说，离开中国图书馆学4 年多后，他的理论工作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图书馆学。黄纯元老师知道这点后没有兴奋， 却对我平静地分析他过去研究方法的不足。他说，回过头看，过去的他研究最多只能称为“写文章”，不能称为“研究”。因为那些文章中的几乎所有论据都是来自别人的文章，而不是来自“第一手”资料，如档案、调查。如果我们比较黄纯元老师出国前后的论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理论风格的变化。回国后的文章保留了黄纯元老师冷峻深邃的理论风格，但其资料水平及对问题的实证态度却远超过以往。1998年11月，我与黄纯元老师应吴建中博士之约 ，一起从事了一个不太大的项目《上海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合作。这个项目从立项到结题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黄纯元老师几乎是全心身地投入这个课题，终于如期完成这个倍受上海图书馆学界好评的项目。黄纯元老师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渊博的知识、准确而深刻的判断能力、合作精神及忘我工作的精神，均给我本人和参加研究的其他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课题完成后，上海《图书馆杂志》对课题报告的全文给予有删节的连载。1999年的11期是连载的最后一期，但黄纯元老师在这期发排之前去世了。非常感谢《图书馆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他们在该期连载文章的最后郑重地添上了一段悼念黄纯元老师的话。黄纯元老师生前是一个低调的人，我想这是最适合他的悼念方式 了。

1994年黄纯元老师托人找我代为购买《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我将手边多余的一本送给了他。不久我收到黄纯元老师从日本寄来的一封信。那时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使高校知识界人心不定，我个人也因“专业方向”不能确定而困惑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黄纯元老师在那 封来信中娓娓道来的全是“图书馆学”和“做学问”。那封信使我相信，对于黄纯元老师这样的人，有一种称为“学问”的东西是比什么都要珍贵。而我当时几乎不再能守住这种信念了。我在回信中写道：你的信唤起我对遥远的过去的记忆，我仿佛在倾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清新的声音。黄纯元老师如此热爱图书馆学，但在涉及我系学科发展方向时，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局观。黄纯元老师回国后，非常希望本系的专业能够继续在图书馆学方向上发展， 并多次与我交换对此问题的看法。

 1998年夏天，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公布，信息学(即情报学)专业在本科专业目录中消失了，我系必须在“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两个专业之间进行选择。为此我系组织教师进行多次讨论，衡量究竟办什么专业更为有利于我系的学科建设，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在讨论中，黄纯元老师出人意料地支持我系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中发展，他坦然地说：“你们都知道，若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图书馆学’专业；但作为一个系来讲，我认为还是应该选择‘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黄纯元老师还以世界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的事例说明了狭义的‘图书馆学’专业并不可取，并主动为系里提供了一份他对世界主要国家“信息管理”教学发展趋势进行调研的材料。由于黄纯元等一批骨干教师的支持，使我系较顺利地作出了学科建设的新规划。黄纯元老师这种坦诚敢言而又不偏执的品格，赢得了我们大家的高度尊敬。

 怀念黄纯元老师，很难把他与他的文章分割开来。在回国后的三年时间里，黄纯元老师写下了十余篇图书馆学论文。其中《论芝加哥学派》、《寻求与社会科学的接点》和《追问图书馆的本质》最能体现黄纯元老师的理论兴趣、学术根底与他回国后的研究风格。我国对西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80年代前期况能富、刘迅的研究之后，十多年没有出现过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

多年来理论界对国外7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状况知之不多，因而也谈不上深入地研究这一领域。黄纯元的文章使我们看到了70年代后的“芝加哥学派”、看到了弗舍、哈里斯、贝尔金、达宾、马丁等一批个性鲜明的西方图书馆学家。黄纯元老师的上述文章可以说是进入90年代后我国图书馆学基础领域最有思想价值的理论成果。

不知是某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黄纯元老师生前最后一篇重要的文章，竟是他为纪念宓浩先生去世十周年而作的文章——《追问图书馆的本质——对知识交流论的再思考》。 黄纯元老师是宓浩先生的学生，他在完善与发展知识交流论的工作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俩人友情极深。宓浩先生病重时，黄纯元老师已经去了日本。宓浩先生临终前无限遗憾地向身边的人问道：“黄纯元为什么不来看我?!”。现在，黄纯元老师可以告慰宓浩先生了，他写完了其一生最重要最有理论价值的长篇论文《追问图书馆的本质》。初读这篇长达3万余 文字的文章时，我丝毫没有感到近年来读书时常现的疲态，而是生出许多愧意：在黄纯元老师出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这些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人都干什么去了?这篇文章中对知识交流论的全面分析，第一次使我们可以超出知识交流论的本体论范畴和逻辑学命题来分析它出现与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是第一次将产生于中国的这一学说放到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深刻解析。在我见过的纪念宓浩先生的文章中，没有人对宓浩的理解有黄纯元老师这样透彻；在我见过的研究知识交流论的文章中，没有人对知识交流论的解析象黄纯元老师这样清晰。黄纯元老师在文章中提出的希望“通过分析和吸收近十几年来的新的研究成果，重构知识交流框架”的愿望，只能待新一代图书馆学家去实现了。而黄纯元老师重提的宓浩先生的“图书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永无终极答案的追问”，更是应该成为新一代图书馆学家探索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永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