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网上的一些文字可以让我们更深刻更具体地理解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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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极喜欢和老先生聊天的。经过大半辈子的人生积淀，他们活得透彻而宽容，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让我等愚钝青年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很多老先生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泰斗，毕生所学，张口便成诗，便成旗帜，便成经典。人教社也有很多这样的老先生。从魏公村的蓝色办公大楼里进出的，从北三环的人教社员工宿舍楼进出的，一位干瘦的老先生，没准就是亿万学子使用的教材的主编，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学会会长。他们，是人教社的名片。

顾振彪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顾先生身材瘦小，满头银发，穿着极为朴素，在老先生堆里，是极难被注意到的。但如果哪天你不小心拨了员工宿舍楼谁家的电话，听到对方操着南方腔调的普通话，开场白是简短而平缓的“你好”，而非大众所习惯的喂（阳平）或喂（去声），那十有八九就是顾先生啦。

进入人教社，我的工作是担任学术期刊的责任编辑，顾先生则是编委，负责复审。最初接触教育专业期刊，面对一摞一摞的研究论文，我真有点茫然，在分析稿件、判断稿件价值上，并无多少信心，在稿件处理单上写初审意见时，便经常用似乎、可能这样的字眼。顾先生却每每在复审意见栏写上“同意xx意见”，再写上他自己的详细意见。这句简单的话语，给了我莫大的鼓励。逐渐地，我也敢大胆地谈自己的意见了。

一位专门研究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大学教授写了篇关于叶老思想的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我一看作者名头，加上文章内容确实不错，便写上了初审意见：作者对于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梳理得极为细致，全面……等到顾先生看了，却在稿件空白处，用铅笔逐一添上了作者的遗漏之处。我一看大惊，这种功夫，非一天两天所能养成，没有深厚的学养，没有严谨的态度，如何能发现细微的疏漏之处？顾先生是四卷本《叶圣陶教育文集》的编著者和责编之一，顾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便传承自叶老，是叶老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和实践者，这份学养，岂是一般人所能及！

期刊是人教社的一扇窗口。外人传人教社保守，中庸，不敢刊发新锐的、激进的言论。其实不然。仅从语文学科而言，便刊发了不少观点鲜明、极具针对性的文章。比如针对要不要训练的问题，针对教材主题情境编排的特点及不足，能力取向编排的优势的问题，期刊都组织过相关的讨论。顾先生思想极为包容，不管是什么观点，只要言之有理，就可以考虑刊用，并鼓励我多组织一些不同观点的讨论性文章。顾先生认为，真理越辩越明，深入讨论下去，对学术自有助益。一些作者不明就里，以为自己的文章不能发表，是输在了“一家言”上，忽略了观点是否言之有据，论证是否准确有力，语言是否明白晓畅。当我将顾先生指出的稿件的问题转述给作者时，多半作者这才心服口服。

顾先生作为中语几套教材的主编，又是核心学术期刊《课程·教材·教法》的编委，上门求教、求助的人自是络绎不绝。但是这么些年来，顾先生从未硬塞给我关系稿，偶尔有一两篇特殊稿件需要关照的，先生也是用笔一一改过，附上一张处理单，写上：请xx同志定。有两篇稿件的遭遇更是让我认识到老先生的耿直和学术品格。一篇稿件，是“上头”极为关照的稿件，我不痛不痒地提了几点修改意见，顾先生却在稿件处理单上写了大半页纸。稿子的确如顾先生所言，存在不少问题。我让作者根据顾先生意见进行了一番修改。第二稿，先生仍不满意，似乎是担心作者还不理解，索性又附上了一页纸，满满当当写了一页，修改意见极为详细。作者又改了一稿。可能是水平不到家，这次还是没有改出像样的稿件，顾先生有点恨铁不成钢了，亲自用笔改了不少，却最终没在意见栏上写下关键的“建议刊用”几个字。这样的稿件，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多半还是能在刊物上发表，但是每一篇，都经过了三番五次的修改，有些段落甚至由我们执笔。于我，坚守的是一份职业道德，何况还要在文末署上责任编辑的名字，若是刊发了一篇蹩脚的文章，自己都会觉得羞愧难当，是恨不得换个笔名署上的。而对于顾先生来说，坚守的不正是一份学术的品格吗？与之对应的，是另一篇稿件，很有思想，但因为内容涉及对文革、对其他知名语文教育专家的批判，锋芒太盛，编辑部讨论的意见是暂缓再定。顾先生亲自对文章进行了删改，将那些偏颇的语句一一删去，在意见栏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这样的好稿子，难道还不能刊发吗？有了顾先生的亲自删改以及鼎力推荐，文章得以顺利通过。

顾先生特别反感那些哗众取宠的文章，反感那些一味批判传统教育，言必称西方教育如何如何的文章。先生常说：那些批判传统教育的人，对传统教育到底深入研究到什么程度呢？西方的教育理念难道全是正确的吗？不能一概而论嘛！顾先生主张，写文章，还是要循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为好。可以说，顾先生身上所体现的学术品格，或者说先生所遵循的，正是人教社六十年来的学术传统，那就是──求真、务实。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就是崔峦先生了。崔先生是天津人，个头极高，走起路来长腿一迈，我们年轻人也是要紧赶慢跑才能跟上的。和崔先生，是在《小学语文》杂志的创办过程中逐渐熟识起来的。

从杂志创刊始，崔先生和小语室的其他同志们，便提供了很多建议和帮助。崔先生曾任《小学语文》的副主编，按照流程，是“四审”（《小学语文》曾经实行“五审制”）。崔先生看稿，快而细致，常常两三天就能把稿件返给我们。除了在稿件处理单上写下审稿意见，崔先生还亲自改稿。每一篇稿件，他都仔细地阅过，将责编的疏漏之处一一补正，将不流畅的语句一一改过，等到稿件返给我们时，就能看到每一篇稿件上都有崔先生的红笔痕迹，于是，看看谁的稿件“红字”最少，成了我们这些责编心照不宣的小竞赛。

崔先生的思维极为活跃，对新鲜事物非常敏感，特别善于吸取好的做法和经验。出外参加了一次会，一回来他就会和我们念叨：人家会务组的工作做得多细致啊，手机互动、短讯小报……末了，不忘叮嘱一句：学着点啊，以后若是组织会议，也要想得周全一些，多发动大家！看到一本新创刊的教育类杂志，崔先生会赶紧拿来：“赶紧复印，研究研究。”同类杂志有了新动向，崔先生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人家xx杂志厉害啊，又是什么工程，又是什么专栏……如同产生了鲶鱼效应，崔先生的信息时不时刺激我们进行一场头脑风暴。

崔先生待人，极严厉又极宽容，极直接又极委婉。平时，他总是笑呵呵的，偶尔蹦出一些笑话，让周围的人立马笑倒一片。据说，先生还做得一手好饭，好些年轻的同事们都在他家里蹭过饭，吃过他包的饺子。大会小会，每到一处，找他合影的老师们便络绎不绝，崔先生一般来者不拒，微笑着，甘心成为极敬业的“道具”。外出遇到什么纪念品，崔先生也不忘给编辑室里爱美的女生们每人带上一份小礼物……多么和蔼亲切的崔先生啊！而我，却也感受过他的严厉。那次，因为工作中的障碍和误会，我向崔先生哭诉。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似乎想把满肚子的委屈发泄出来，也想在崔先生这里寻求点精神上的安慰。出乎我的意料，崔先生并没有安慰我，而是很直接地问：“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我说出了问题和我的感受，崔先生开始一二三地帮我分析。他绕开人事上的纠葛，绕开各方的是非，直指问题症结所在，然后鼓励我从哪些方面改进，指点我怎么去做。从一开始的如坐针毡，渐渐地，我思路明晰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拥有了勇气和自信，也突然明白了崔先生一路走到今天，成为众所爱戴的长者的原因。一个人做事，若能做到大胸怀，高境界，目视前方，坚定地前进，还会总为脚下的小石子所羁绊吗？这种人生的境界，正是我辈所歆羡而应孜孜以求的。

崔先生也曾被人“误解”过。有一次，几本杂志想联合举办一次大型活动，拟邀请崔先生担任总顾问。一位代表突然问我：“崔老师是不是不太好接近啊？听说他不太好合作。”我一惊，问此话怎讲。对方说：“很多活动，我们以前邀请他，他都推辞。”我一下子滔滔不绝起来：“是的，听说有家大型出版社年薪40万邀请他去做教材主编，他拒绝了，因为还是对人教社有感情。听说，有一些活动，他分文不收，全是义务参与。这么多年他在学会担任理事长，上上下下，无人不服……”对方惊讶地看着我，掩饰着自己的冒失。我自己也惊讶了，怎么不知不觉间，我竟成了崔先生的忠实粉丝……

崔先生的夫人张老师对崔先生颇为嗔怪：也是上年纪的人了，却不知道休息，身体怎么受得了啊！这边有一尺来高的学会征文稿件要审阅，那边有几本著作要看，源源不断地还有若干的稿件涌入……张老师说：我们家崔太老实，也不知道争，也不知道推，就自己受苦吃亏。崔先生听了，呵呵一笑：吃亏是福。唉，可爱可敬的崔先生哟！

人教社的老先生们还有很多。他们即使退休了，也都密切关注着教材教学的动向。张传宗老先生，80多高龄，每年还要写几篇论文，阐述语文教材教学优质高效发展之道。张先生每每说，年龄大了，我要息笔了，过一段时间，又极兴奋地打个电话过来：“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问题，写了一篇文章，请你指正啊……”庄文中先生工工整整地手写了一万多字的稿件，谈人教社“三老”的语文工具观。我在核实文献出处时，竟未发现有一处笔误！

为了此次社庆，我们几位同仁曾策划在杂志上做人教社六十周年人物系列，我们挑选了十位已故的语文界的名家大家──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吴伯箫、辛安亭、朱文叔、刘松涛、蒋仲仁、袁微子、张中行。每一位都可以书写长篇学术史上的佳话，每一位的思想至今都能让后人饱汲营养。虽然最终方案未能实现，但在讨论的过程中，在寻找这些人教社大家的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受到的精神洗礼却足以受益终身。这还仅仅是语文界的已故名家，若将人教社历史上各学科，以及健在的名家一一列出，那该是一个多么庞大、权威的人才宝库！

一代一代的老先生为人教社夯实着根基，一批一批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为人教社的大厦拓展蓝图，添砖加瓦，又不断地成为老先生……六十年来，斗转星移，世事变幻，人教社人代代传承并坚守始终的，是一份宝贵的精神品格──求真，务实，进取，创新。这，正是人教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