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    今

《吕氏春秋》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雍水。流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祖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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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今》节选自《吕氏春秋·察今》。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史记·吕不韦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苟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可见这部书内容广博，异说杂陈，各家兼有，其中也不无真知灼见；语言简明生动，和诸子散文的善于设譬取喻基本相似。

    诸子散文议论中喜用比喻、寓言，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他们往往迭用比喻，连叙寓言，借以辅助议论，或是代替议论，使得抽象道理具体化、形象化，趣味横生，耐人寻味。《察今》约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比喻和寓言故事，寓言故事也具有比喻和象征的性质。

    《察今》阐明了法令制度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道理；如果法令制度永远不改变，那就一定要把国家弄糟糕。作者这种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从客观实际出发处理问题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性质，有着一定的进步性。作者先从反面导入，提出先王之法不可得而法的道理，引出要察今立法的中心论点。文中连用三个比喻，说明中心论点，且迭用四个故事，证明中心论点，比喻贴切，生动自然，含义丰富，深刻鲜明。

    一意数喻。作者提出中心论点“察今而定法”，认为不可能搬用“先王之成法”，只能“法其所以为法”，学习他们合于“时”、据于“人”的定法精神来制定法令。“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由此知彼，推今知古，知道古人也是“察今”而定法的。因而不能拘泥古人的死条文，而要针对今人的活情况，制订与现实相应的法令制度。作者就此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咀所见知所不见。”“近”和“所见”都是指“今”，“远”和“所不见”都是指“古”。“以今知古”，知古人是察(当时的)“今”而定法的，那今人也必须按(今时的)“今”而定法，“古今一也”。为了说明这个意思，连用了三个比喻：“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三喻一意：见此知彼。说明察今知古，知古要察今。古人曾说：“文章一事数喻为难”(罗璧《汉遗》卷七)。今人钱钟书在《管锥篇·周易正义·乾》中说：“说理明道而一意数喻者，所以防读者之囿于一喻而生执着也。星繁则月失明，连林则独树不奇，应接多则心眼活；纷至沓来，争妍竞秀，见异思迁，因物以付，庶几过而勿留，运而无所积，流行而不滞，通多方而不守一隅矣。”(转引自周振甫《诗词例话》第230页)一喻不足以达意，一语不能够成势，所以要连用数喻。如果数喻的喻意完全相同，那语势是足了，给人的印象也深了，又容易流于“义瘠词腴”之弊。作者连设三喻，又各有角度，各有侧重，使含义更为丰富。“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讲由近知远，见微知著，探流明源。从房屋下面的太阳或月亮照射的影子的方向、长短、浓淡上，可以看到日月的运行、昼夜的变化。影因光照而出，阴随光变而异，从现象而知本质。这是说“法”也得因时而变，因人而定。“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讲由实见虚，从果知因，见此知彼。从瓶中的水结了冰，知道普天之下已寒冷，鱼鳖也潜身隐形了。冰是可见之物，寒则可感而不可见，见冰知寒，由结果而推知原因，由一物(冰)而推知他物(鱼鳖)，关键在于天寒。这是说从今天的立法可以推知古往今来所有的立法都要“察今”的普遍规律。“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昧，一鼎之调”，讲由点知面，由肉知味，从味知调。尝了一块肉，就能懂得一锅肉的味道，从味道上也就了解是怎么烹调的。由个别而知道一般，从局部能了解全局，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是说从今天的立法可知历代立法之途，并知其立法的优劣。以上三项比喻，不仅同时说明了制订法令要察今，而且顺带说明了察今时要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体，从此物到彼物，从而达到对现实有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本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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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数例。《察今》作者不仅连用比喻，而且连举四例予以证明：(1)循表夜涉，水涨人溺；(2)医师治病，闪病用药；(3)刻舟求剑，船行剑失；(4)因父善游，投儿水中。四则故事，有的是历史事实，有的是虚拟故事，有的是生活经验，有的简直是笑话。它们的共同点是：先后情况不同，如果泥古不化，守旧不变，那必然会坏事。“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同时，这四则故事又不是完全等同，而是同中有异，在说明同一道理时，又各有侧重。“循表夜涉”，主要讲标志客观情况的记号“表”没有变，而客观情况的“水”暴涨了，仍然“循表而导之”，必然失败。它和“刻舟求剑”看上去很近似，也是讲对先前的事物作了记号，可是“舟已行矣”，“遽契其舟”的记号变了，剑也寻不到。循表涉水，在于讲客观情况的“水”变，刻舟求剑在于讲主观方面的“契”变。“表”不变而水变，剑不变而“契”变，结果都是一样。“医师用药”，主要讲“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反要害死人，因而医家一定要随遇而变，因人而迁，就病施药。而“投儿入水”，则从反面说明对象已变，而认识不变，以“其父善游”，以为其婴亦善游，“亦必悖矣”。医师用药，从病家的各各不同，说明客观情况千差万别，因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不能千篇一律，“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投儿入水，从父子有别，技艺不遗传的角度说明不能认为父有艺其子可以不学而巧。前者从横的方面说各人病不同，后者从纵的方面讲父子技不同。“循表涉水”、“刻舟求剑”，重在从“表”与“契”方面揭示泥古法不变的危害，“医师用药”、“投儿入水”，则着重于对象上阐述不顺时应变的恶果。．这样，四则故事各有偏重地比喻了“先王之法”和“今世之情”的不适应，世异法亦变，治国定法必定要察今。作者于叙故事时，又间之以说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本文的故事，寓言，在表达的功能上等于是比喻。和上文的联贯复喻一样，称之为“博喻”。运用博喻，一意数喻，一意数事，使“意”得到强化和突出；因各喻有差别，又使“意”得到深化和丰富，加之数喻排比，语句整饰，又使文字珠连璧合，气势充畅，琅琅上口。用比贵在贴切，刘勰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文心雕龙·比兴》)本文中的比喻，都与要表达的意思熨贴吻合，加之喻体多为生活中习见常闻的，使人极易理解，即就是循表涉水、刻舟求剑之类，叙写简明，寓意也很显豁，这就增强了文字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先秦诸子在理论文章中常用博喻，确使文采炳耀，生动感人。由于比喻一般不是很直、很明地表现喻意，比喻又是跛脚的，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困惑和歧义，因而后世的理论文章中的比喻也就逐渐减少了，今天的理论文章更很少用博喻。因为“游词足以埋理，绮文足以夺义”，所以都慎用、节用比喻。今天我们读古人大量用比的文章，也要注意慎思明辨，穷理析义，争取准确地把握文意。

    《察今》是秦代的士阶层提出的治国主张。察今立法，以法治国的观点，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们也决不能墨守陈法，硬搬洋法，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察今定法，使各项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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