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朝中叶万历年间，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上海，并在徐光启等士大夫阶层的推动下迅速在江南地区传播。在现存最早的教堂——敬一堂（1640年）建成之前，1609年上海就已经建造了第一座教堂——圣玛丽亚祈祷所，之后教堂的数量快速增加到66所。不过到了18世纪早期以后，由于雍正禁教，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被迫终止了。

　　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到上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不再是零星地传教，也不再依附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而是在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支持下，大规模地公开强势传教。他们也不再像17世纪的先驱那样，仅仅满足于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而是期望在上海建立起一个东方的“欧罗巴”。在之后近代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传教士们再也没有停下传播的步伐，在从租界到乡村的广阔土地上，建成了超过700所教堂。

　　最初的上海教堂，都是直接复制欧洲的样式，甚至连图纸都是传教士们在欧洲绘制好，再漂洋过海辗转半个地球运到中国。这样的建造模式耗时耗力，还难免和中国文化产生冲突。于是，到了20世纪以后，教会开始将更多的自主权转给中国传教士，也在教堂上加入了更多中国建筑的样式，形成了更具上海本土特征的海派教堂。

　　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位于多伦路上的鸿德堂（1925-1928年）（题图）教堂坐南朝北，平面呈长方形，砖混结构。建筑为中国古典复兴风格，重檐式大屋顶，外观三层，第二层通高两层，顶层为钟塔。屋顶与墙体间以斗拱相接，檐下绘重彩画。外墙以青砖砌成，并有仿木构架的暗红色混凝土圆柱。这些柱子虽在形式和色彩上仿造了中国传统寺庙的立柱，却以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常用的双柱形式出现，因而整体呈现出中西融合的式样，是以中国古典建筑样式适应宏大的西式宗教空间的探索。

　　老城厢的董家渡天主堂，则是在室内装饰上呈现更多上海的本土特征。始建于1847年的董家渡天主堂，是上海近代史上现存最早的西式风格建筑，也是上海唯一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位于晚清老城厢的边际，紧邻华界。当时，这是全中国第一座可容纳两千余人的大型教堂，包括教堂、学校、医院、住宅、商业和慈善机构等200余间房屋。最初，董家渡天主堂是想模仿罗马耶稣会的圣依纳爵大教堂，施工到一半时由于经费不足，改为简化的巴洛克风格，高度也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二。教堂正立面水平分为三段式，双壁柱间有砖砌的中国式对联，两侧饰以巴洛克卷涡。室内则以半圆型拱券为基本构图要素，装饰中有较多中国元素，浮雕以中国的莲、鹤、葫芦、宝剑、双钱等为内容。教堂内外更悬挂很多楹联，成为上海地域文化融入西式建筑的范例。

　　这种室内装饰的本土化倾向，在郊区的小教堂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始建于1861年的南桥天主堂，虽在正立面上采用了文艺复兴风格，以双柱的爱奥尼柱式为主要构图元素，但背面的圣坛部分，则完全是一幅江南民居的屋面形式。其室内更是完整地呈现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露明屋架形式，甚至采用了精美的江南民居的鎏金装饰。

　　这样带有鲜明的海派特征的乡村小教堂还有很多。例如，青浦朱家角天主堂（1983年）（上图）在正立面上将江南地区的牌坊，巧妙地与单钟塔式哥特教堂结合起来，塑造了海派教堂的符号性语言；张朴桥天主堂（1944年）的白墙黛瓦，远看完全融入了江南的乡村环境，形成了明显的本土化的教堂特征；练塘天主堂（1908年），除正立面采用中国化了的哥特风格外，其余部分全部采用江南民居的样式；七灶天主堂（1854年）（图⑤）更好地将西式的钟塔融入上海本土建筑中，在入口处呈现了单钟塔式哥特风格教堂的气势，侧面则和周边的江南民居毫无区别，两者叠加在一起也丝毫不显突兀，诠释了上海教堂的海派文化特征。

　　如果说在市区，看到的多还是纯正的西式风格教堂的话，走进上海的乡村，会发现一大批极具海派特征的小教堂，虽形式各异，却都能在西式教堂样式的外表下，流露出江南地域文化下特有建筑语言。

　　这种地域性的转变，源于20世纪初期的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由于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西方教会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们必须摒弃19世纪的强势传教策略，通过加入中国元素，缓解中西文化在20世纪初期的激烈碰撞。教会不再简单复制西方教堂的样式，而是开始发掘上海本土的建筑元素，让教堂成为东西文化融合的载体，进而也就出现了更多的海派教堂。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