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多云

   收到江苏省教育厅老领导吴大年先生委托其子钱承军（南师大教授）寄来的专著《跨世纪的教育情怀》，甚是高兴！特记之！

1986年11月，江苏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吴大年处长（右二）在盐城师范学校接受小记者孙涣采访。校长徐必余（右一）及崔一良（后排右一）、黄士林等陪同。

链接  吴大年先生，1925年生于北京。原籍上海嘉定。师范教育专家。毕业于西南联大。1979年-1985年任江苏省教育厅（原省教委）师范教育处处长。1985-1989年任师范教育处顾问。曾任金坛县中学教师；常州师范学校、常州私立芳晖女中教导主任、副校长；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等职。

江苏师范教育，以开创性、科学性、超前性，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应当说，吴大年先生和她的继任者张行、杨九俊，他们领导的江苏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在厅（委）领导周德藩等指导下，创造了江苏师范教育的辉煌业绩，永载江苏教育史册。

           http://ugc.qpic.cn/baikepic2/27378/20141119112101-1340604238.jpg/0  收到省厅老领导吴大年先生专著《跨世纪的教育情怀》" TITLE="个人日记   收到省厅老领导吴大年先生专著《跨世纪的教育情怀》" />

吴大年先生专著《跨世纪的教育情怀》摘要：亲历江苏中师十年（1979-1989）

1979年4月，我正式到师教处工作。因处室新建，刚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分管师范教育的副局长方非找我谈话，她对我说，师教处工作主要有两大块，一是中小学教师在职进修，一是中等师范教育。由于“文革”的破坏，全省中小学教师不仅数量紧缺，而且文化程度和业务水平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所以抓好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但师教处人手少，她要我先把教师进修工作抓起来。我说，人手再少也不能只是我一个“光杆司令”啊，她答应和几位局长商量后调个把人给我。几天后，普教处的年青人孙征龙调来了，8月，“文革”前的一位同事张行（后担任副处长）也调回教育厅分到师教处，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人。我们的办公室紧挨着人事处，实际上是一个大套间，他们在里间，我们在外间。一部电话机放在人事处，两家合用。头两年冬天，连烤火的煤球炉都是合用的。其实，当时教育厅各处室人手都很紧，办公条件也都比较简陋。机关位于傅厚岗30号，原为李宗仁公馆，内部建筑多为民国时期的平房，全厅包括事业单位在内大概也就六十来个人。即便是厅领导，也是几个厅长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冬天生一个火炉取暖，夏天用一个吊扇驱暑而已。印象中公车只有一辆伏尔加，司机只有沈庆林一个人，后来又多了一辆吉普。厅领导们上下班都不怎么用车，或步行或骑车，像江坚厅长就一直是步行上下班。记得有一次，省教育厅在扬州举办政治教师培训班，我和副厅长徐航及教研室小鞠同乘一辆吉普，一路颠颠簸簸地到了扬州。徐航要我和他一起住到市招待所，我说不用了，和学员们住一起反倒更方便些，因住处离会场还有一段路程，他又说，明天让司机来接我去开会，我说我自己走去就行。哪知第二天清早，我走到半路就遇到他坐着吉普来接我去开会了。

现在回想起来，厅里那时虽然人手少，条件差，但工作效率并不低，上下级之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自然融洽。每当下班铃声响起，大家从办公室走出来，一路说笑着走出大门。有时厅长召集我们开会，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开，也没什么距离感。厅里有一个大会议室，每逢春节大家就聚在这里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团拜，就像一家人一样，其乐也融融。那时同事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以“老某”或“某某同志”相称是普遍现象。1982年以后，师教处陆续调入马幸年、刘明远和沈世江几个大学生，虽都是小青年，但他们都叫我“老吴”，从不叫“吴处长”。但曾几何时，这种显得比较随意、亲和、平等的称谓习惯却随着时代的演变而逐渐消失，公职人员之间言必称官职已是约定俗成。机关于1984年夏搬到中央路一座新建的三层楼里，师教处分到两间，并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大家已很满意。我离休后，机关先是于九十年代中期搬到位于北京西路的一幢十几层的大楼里，后又于新世纪头几年在这幢楼旁盖起了一幢更高更大的办公大楼。记得我因参加老干部活动第一次看到这幢大楼时，即被它雄伟壮观的外表所震住，待到走进大楼里面，映入眼帘的大厅气派堂皇，办公室间数既多又宽畅明亮，现代化办公设备一应俱全，简直让我有一种刘姥姥闯进大观园，转眼换了人间的感觉。这些都是题外话。

前面提到，抓全省中小学教师进修是当务之急。面对着这一项全然陌生的工作，我按照自己的老办法，先从搞调查摸情况做起。1979年6月初，镇江地区教育局召开全区中小学教师进修工作会议，我觉得是了解情况的好机会，便和孙征龙一起去参加。接着，我们又在南京和邻近的江都县继续调查。这一次，我们不仅听市、区、县介绍情况，还调查了几所学校。例如在南京市区，我们选了三所中学和一所小学，请校长将全校教师的学历和实际文化水平、教学能力逐一介绍。后来去江都，在凡川公社我们也同样了解每一位教师的情况。还记得住在公社的一家小旅店里，旅店主人用没有烟囱的煤球炉为旅客烧水，煤气呛人，床上被褥十分油腻肮脏，我们只好将就着住了一夜。这种调查方法看似很笨，却让我不仅掌握统计报表上的数字，更了解到这支队伍的实际状况，包括它的结构和成因，从而理顺并形成自己开展工作的思路。

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方非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中小学教师进行一次文化、业务的全面普查，并和我们一起草拟全省中小学教师在职进修条例。在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于这年十二月底下达全省各地试行。同时，在文化、业务普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自1981年起的五年培训规划也正式印发。自此江苏的中小学教师进修工作本着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和分类指导的原则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相比较而言，我感到办好中等师范教育，培养合格新师资更具有长远的根本性意义。“文革”中，全省中师连续四年停止招生，不少学校被迫停办，校舍被占，设备遭破坏，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被打散，成为教育领域受害最深的“重灾区”。七十年代初，由于各地中小学教师紧缺，中师陆续恢复，但却以培养初中教师为主要任务，虽能暂解初中之急需，但毕竟偏离了中师培养方向，影响到小学新师资的补充。1978年，教育部重申中等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江苏决定于1979年暑假后招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后分配做小学教师，此时正面临着恢复与“转向”的关键时期。

事有凑巧，在参加镇江地区教师进修会议时，我意外得知地区教育局正在组织所属两所中等师范学校对口交流，并定于会议结束后汇报。于是我决定在镇江多留一天听汇报。这两所学校是“文革”前的丹阳师范和武进师范，当时的校名改为镇江地区第一师范和第二师范（八十年代后恢复原校名）。武进师范原为我和老钱五十年代初曾经工作过的常州师范，但于1958年初莫名其妙地从青果巷迁至根本不能用于办学校的清凉寺，1961年底又迁至武进县南夏墅。汇报会上，武进师范的办学条件之差及存在困难之大让我这个老校友大吃一惊：河水不能用，井水水位低，造成用水紧张；日用品供应稀缺，如肥皂每人半年半块尚得不到保证；蔬菜只能靠买黑市菜等等。如此状况使得学生情绪不稳定，一部分学生要求退学，教师中也有人要求调离。与之相比，丹阳师范在“文革”中校舍也曾被地质勘探队占用，复办后困难也不小，但校领导在短短两年中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教学上。老校长成功重视对师生的思想教育和校风建设，提出“以三好为目标，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和“热爱专业，勤奋学习，严守纪律，讲究文明”的十六字校风。他自己以身作则，经常到课堂听课，还组织教师自编了一部分教材。教研组的活动也很活跃，教师间常相互听课，切磋教学。后勤工作也能为教学和师生生活提供保障，整个学校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新气象。成功是从1955年起就担任丹阳师范校长兼支部书记的老校长，过去我不认识他。那天他从丹阳赶来镇江，头戴一顶草帽，身着短袖布衣，脚蹬一双黑布鞋，虽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但精神矍铄，步履有力。从他身上，我看到五十年代一大批中师教育工作者的身影，想起他们当年执着坚韧的教育理念和奋发向上的工作精神，不禁对成老校长心生敬意。此后到过丹阳师范的张行还告诉我，在丹阳师范校园里看不到地上有一丁点纸屑，在食堂吃过饭也看不到桌上和地上有一颗饭粒。其时，教育部正准备召开全国师范教育会议，我们便约请丹阳师范写了一篇题为“树立良好校风，培养合格师资”的总结材料报送教育部。后来，大会将其作为会议交流材料印发给全体到会代表。

听完两所中师的交流汇报后，我下决心对“文革”劫难后江苏中师的状况作一些实地调查了解，并把自己的想法对方非说了，而她也正有此意，我们决定先看看武进师范，并就近再看一下常州市师范学校。那天，我们一早从南京坐火车到常州，再撘乘汽车到南夏墅，抵达武进师范时已近中午时分。两人一路走来早已是满面尘土，汗流浃背，本想好好地洗把脸，但校总务主任只端来大半盆洗脸水，抱歉地说：“学校用水紧张，只好请两位将就着用一盆水洗脸了。”听了他的话，我们不仅把这盆水留着饭后再用，而且连茶水都不敢多喝。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常州市师范学校。该校所在地本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初级中学，校舍显得十分破旧，师范和进修学校都设在这里。常师副校长陈啸天是我在常师时的老同事，他陪同我们察看学校全貌，当蹬上女生宿舍那吱吱咯咯作响的木板楼梯时，老陈不断地叮嘱我们：“小心啊，扶好栏杆噢！”倒是宿舍里茶缸、饭碗、脸盆、热水瓶、毛巾、鞋子都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这几条线让我眼前一亮，心里高兴地想：这就是五十年代中师的老传统呵！

此行不久，我又和张行去了无锡师范、洛社师范、淮安师范和淮阴师范。洛社师范是一所建于1923年的老乡村师范，“文革”时校产被分光，学校变成公社的社办厂和饲养场，1973年复办时，校园里除几间破旧房屋外，其他设备一无所有。我们到达洛社时天色已晚，在程宝琦、徐钜两位校长的办公室里和他们边吃晚饭边谈工作时，本就昏暗的电灯几次断电，他们不得不几次点燃事先备好的蜡烛，而教室里的学生们也只能忍受着断电之苦坚持上晚自习。到淮阴师范时，学校刚迁到建在一片沙土地上的新校址不久，校园里尘土飞扬，师生们在食堂吃饭，饭菜上经常会蒙上一层黄沙。

“文革”结束后的江苏中等师范学校就是在如此艰难条件下重新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