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神农氏在上党神话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可以说是上党神话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炎帝神农传说集中代表了整个上党地区远古文明的进化程度和壮丽图景。

　　　　　　　　　　　炎帝神农氏确有其人吗

　　我们经常被称为炎黄子孙，黄指轩辕黄帝，炎指神农炎帝。人们经常问：到底有没有炎帝这个人？这个问题，既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情感和凝聚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又是决定能否研究炎帝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认为，大约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之间，以炎帝为杰出代表的姜炎部族，确实在我国北方有过重要的活动，以擅长耕稼、制陶、医药而著称。然而，战国以后，在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一些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也确实存在过逐渐神化炎帝形象的情况。剔除人为附益的神话色彩，有关炎帝的最早记载还是可信的。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提到炎帝大名的典籍，当首推约在春秋末年成书的《左传》。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公问焉：“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止，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和 《左传》大约同时成书的《国语》里，对炎帝的事情记载得更详尽一些。该书《鲁语》篇里记述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晋文公重耳流亡到了秦国，秦穆公准备把怀嬴等五位女子下嫁重耳。因为这怀嬴早先曾嫁给在秦作人质的晋太子子圉，后来子圉借机逃离了秦国，撇下了怀嬴。所以重耳有点不大愿意，想辞掉这桩婚姻。重耳的随从司空季子出来劝说重耳：“昔少典娶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娶妻避其同姓。”
　　实际上，在《左传》和《国语》这两部公认史料价值很高的典籍里，一本正经地提到炎帝的地方还远远不止以上两处。
　　单就以上两段对话式的史料来看，这里提到的炎帝，显然还不是偶像化了的炎帝，也不是为了专门撰写炎帝的历史而描绘的炎帝，而是在利用炎帝的事情作为他们论证问题的论据，用来说明各自的观点的。所以司空季子和郯子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以一种杜撰的、谁也不晓得的事情作为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再从民俗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综合考察，《左传》、《国语》里的这两段话也是信而有征。季子和郯子，对自己先祖的事情能够讲述得头头是道，有板有眼，无疑表明，春秋时期，炎帝、黄帝等上古杰出人物的事迹，的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且炎帝的形象也没有一点神秘的色彩，他是一方部落的领袖，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神。季子的说辞，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划分的婚姻形态来分析，炎黄二帝诞生的前后，正处在族外群婚的阶段。少典和有虫乔氏两个邻近的氏族部落群婚的结果，产生出了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两个新的氏族部落，完全合乎人类婚姻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谓“娶妻避其同姓”，更是在族外群婚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以至于后来逐渐成了人们缔结婚姻关系必须遵守的伦理通则。因此，季子认为，姬姓的晋文公娶嬴姓秦国的女子，不仅有利于密切秦晋关系，而且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是不应该拒绝的。
　　郯子对昭公的一段话，最有价值的是综述了远古时代中国五大部落集团及其他们的崇拜物。这五大部落集团有着不同的地域分布和不同的生产方式。更有趣的是，这五大部落的历史存在已被现代考古发现的中国远古五大文化块系所证实。由此看来，《左传》和《国语》里关于炎帝的记述是真实可信的，炎帝是确有其人的，而且炎帝神农氏确系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至于炎帝族后来为什么衰微，说法颇多。范文澜认为，这与九黎族的进入有直接关系。传说九黎族首领叫蚩尤，勇悍善斗。他带领能征善战的九黎族从南方攻打到中原，袭扰炎帝族，并与炎帝族多次交锋。炎帝族力不能敌，弃了都城，被迫逃避到涿鹿。炎帝族损失惨重，又遭围困，不得不向日益壮大起来的黄帝族求援。黄帝族迅速北上救援，与九黎族在涿鹿展开大战，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黄帝也请天女魃下来相助，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最后擒杀了蚩尤。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发生了三次大冲突，这就是著名的炎黄大战，黄帝统率各族打败了炎帝族，成了部落联盟盟主。从此，炎帝族走向了没落。
　　黄帝战胜蚩尤部落和炎帝之后，以赫赫武力和煌煌道德实行兼并与联合，逐步形成了以炎黄联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为地域的华夏部落大联盟。战争的车轮碾碎了部族阻隔的樊篱，大大推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和历史的发展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