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后士族向城市的迁居

    博陵崔氏：崔损，《旧唐书》卷136本传记载：“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损大历末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再授咸阳尉。”贞元十二年(796)任宰相，家居长安。其家族再兴，有赖于崔损科第仕宦。崔元略，《新唐书》卷160本传载其举进士，历任京兆尹、户部尚书等职。其子铉，登进士第，“会昌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铉府第在长安通义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记载：“（西京）通义坊。荆南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国公崔铉宅。”），其子沆，“登进士第，官至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皆举进士第。”元式，曾在宣宗朝任宰相。元受“子钧、ｘíｎｇ＠(26)、铢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注：《旧唐书》卷163《崔元略传》。）崔弘礼，《旧唐书》卷163本传载其进士及第，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曾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左仆射等职。大和四年(830)十二月卒，葬于东都（注：《唐故东都留守检校尚书左仆射赠司空崔公墓志》记载：“公讳弘礼……即以大和五年四月己巳二十八日丙申葬于东都洛阳县郭村北邙原，ｆù＠(18)于先茔也。”（收录于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可知已迁移至洛阳。

　　清河崔氏：崔群，《旧唐书》卷159本传记载：“十九登进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宪宗朝官至宰相，定居于长安新昌坊，家庙设于崇业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记载：“（西京）新昌坊。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崔群宅。”卷4记载：“（西京）崇业坊。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崔群家庙。”）。崔邠(27)，据《旧唐书》卷163本传记载：崔邠(27)进士及第，又擢贤良方正科。其弟郾、鄯、郸皆进士出身。兄弟同居长安光德里。

　　 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在“安史之乱”后，短时期内出现反复，而后又回归常规，此间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兹分为变异期和后期，依次叙述。

　　变异期（“安史之乱”时期）　安史乱起，城市成为争夺的目标，化为战场，士族向城市迁徙的进程自然被打断，反倒出现了由城市向农村的回流。这里先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安史叛军占领河北大部，忠于唐王朝，以及对安史军政心怀恐惧或不安者，纷纷出逃，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就是留在北方，这是第二种情况。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出逃。大批出逃者，首先选择唐朝控制的南方，尤其是江淮流域。《旧唐书》卷148《权德舆传》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全唐文》卷529所收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亦称：“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既然称作“人海”，则可以知道其数量众多，兹举若干事例。
　　上揭权德舆父亲权皋，避安禄山之乱，“因家洪州……知名之士如李华、柳识兄弟者，皆仰皋之德而友善之。”据此可知，洪州为南奔士族的一个去处（注：客居洪州者颇多，再举一例：《新唐书》卷194《权皋传》记载，安史乱起，天水权皋辗转南奔，客居洪州。）。李华和柳识均为大士族：李华出自赵郡李氏。出自赵郡李氏的还有李翰，“天宝中，寓居阳翟。”（注：《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李华附李翰传》。）柳浑母兄即柳识，先祖出自河东柳氏，后迁徙襄州，六世祖曾任梁朝仆射。出自河东柳氏的还有柳镇（柳宗元父），“天宝末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常间行求养，后徙于吴。”（注：《新唐书》卷168《柳宗元传》。）出自河东裴氏的有裴延龄，《新唐书》卷167本传载其“乾元末，为汜水尉，贼陷东都，去客江夏”。
　　像赵君李氏、河东柳氏之类天下名门，还可以举出博陵崔氏（注：前揭《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唐魏州冠氏县尉卢公夫人崔氏墓志》（大历四年，769）记载，崔氏为“益州雒县令俨之曾孙、卫尉少卿＠(21)之孙、右仆射孝公沔仲女，……属中夏不安，奉家避乱于江表”。）、范阳卢氏（注：《旧唐书》卷163《卢简辞传》记载，卢纶“范阳人……天宝末举进士，遇乱不第，奉亲避地于鄱阳，与郡人吉中孚为林泉之友。大历初，还京师，宰相王缙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弘农杨氏（注：《旧唐书》卷164本传记载，杨於陵“天宝末家寄河朔。禄山乱，其父殁于贼，於陵始六岁。及长，客于江南。好学，有奇志。弱冠举进士，释褐为润州句容主簿”。）等等。一般士族南逃者，比比皆是：京兆韩洄，《新唐书》卷126本传记载：“安禄山乱，家七人遇害，洄避难江南，蔬食不听乐。乾元中，授睦州别驾，刘晏表为屯田员外郎，知扬子留后”；定州齐抗，《旧唐书》卷128本传记载，他是平阳太守齐ｈｕàｎ＠(22)的孙子，定州义丰人。“少值天宝乱，奉母夫人隐会稽。寿州刺史张镒辟署幕府。”
　　第二，留居北方。安史乱中，也有许多士族留在北方，如荥阳郑ｘúｎ＠(23)瑜，《新唐书》卷165本传载其“少孤，值天宝乱，退耕陆浑山，以养母，不干州里……大历中，以讽谏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评事”。后任官至宰相，定居于京城。清河崔从，《旧唐书》卷177《崔慎由传》载其“少孤贫，寓居太原，与仲兄能同隐山林，苦心力学。属岁兵荒，至于绝食，弟兄采＠(24)橡实，饮水栖衡，而讲诵不辍，怡然终日，不出山岩，如是者十年。贞元初，进士登第，释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严震，待以殊礼”。后徙家于京城。范阳卢群，《新唐书》卷147本传载：“群尝客于郑，质良田以耕。”一般士族留下来的更多，不再例举。
　　综合上述两方面，可以对该时期的基本倾向做一归纳：首先，动乱爆发，居于城中的士族不得已出逃，却不逃回原籍地，而是成批逃往南方。留在北方者虽为大族，却也是隐遁避难。和往昔相比，那种世家大姓于动乱中率宗亲、聚流民、筑坞壁以割据一方的景观已成旧梦，乡村不再是士族的根据地，而只是临时避难所。由此可证，士族长期徙居城市后，与乡村宗族同舟共济的关系已经基本消失。而乡村的宗族因精英的不断流失，也已经无法发挥太多的社会政治影响。城市士族无根化、乡村宗族庸俗化，这才是士族门阀政治走向全面衰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逃到南方的士族，基本上还是奔往城市，如上面提到的洪州。此外，如富裕的会稽，《全唐文》卷783所收穆员《鲍防碑》称：“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再如荆州地区，《旧唐书》卷39《地理志》说：“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士族迁居城市的大势并无改变，“安史之乱”只是暂时改变其方向。
　　再次，无论在南在北的士族，都期盼国家重新安定，好再登科第，重踏仕途。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他们大多还是通过仕进回归以往向中心城市迁移的主流。所以，“安史之乱”带来士族迁徙的转向只是暂时的现象，而且也没有改变士族向城市迁徙的潮流，因此，只能作为异变来评估。
　　上述“安史之乱”时士族的流向，反映出盛唐城市繁荣的背后是士族的根本性衰落。和暴力革命相比，士族向城市迁徙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作用却是根本性的，所造成的趋势难以逆转。士族失去乡村的根基后，从经济来源到政治社会地位都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故其根本利益同国家日趋一致，“安史之乱”时，没有出现士族趁火打劫闹独立的情况，而是拥护朝廷共同御敌。道理就在于此。
　　“安史之乱”中士族无所作为，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以宗族为基础，兼具城乡两方面影响的士族政治社会没落，取而代之的国家官僚政治社会迅速成长，唐宋社会变革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完了一大段路程。衰落中的士族一心期盼着国家重新统一安定，恢复往日的荣耀。士族阶层作为国家专制集权的制约，已经转变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力量，吴越同舟。因此，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无论出逃的还是回流乡村的士族，又都重回原轨，依旧涌向城市，继续走完士族衰萎的路程。

　　后期（中、晚唐时期）　安史乱平，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又基本回复常态。但此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择要而言，国家对社会生活全面介入和行政控制的政策，发生了质变。形成于分裂动乱年代的国家土地制度——均田制彻底崩溃，在此基础上依靠行政手段建立的租庸调税收制度、军事方面的府兵制度，纷纷瓦解。国家在财政税收上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兵丁依赖于招募，不得不减少对社会生活的人为管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政策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即由以往基于政治考虑的严格、静态管制，向顺应社会发展的动态管理转变。因此，许多人为设定的框框被打破，经济多样化发展，城市日益繁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在文化方面，国家的科举政策也有了许多新变化。从原则上说，是对更广阔的地域和更多的社会阶层开放。首先，在程序上，以前必须于本贯投牒取解，现在取解不再受籍贯的限制，例如京兆、同、华地区举送者及第的可能性大，士子就会更多到这些地区取解；如果在某地不能取解，他们还可到另一地取解。（注：参阅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3章。）其次，对参加科举人员出身限制方面颇有放宽，原来不得预于士伍的工商子弟和胥吏可以参加科举，选拔的区域也由北方扩大到南方（注：参阅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章，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3章。），选拔的对象和空间都大有扩展，地域与阶层的界限在相当程度上被打破了。与此相反，开元年间颁布《循资格》以后，流外入流和门荫的限制更趋严格，科举及第基本上成为任官所必须具有的资格。这些措施都进一步促进士族向京畿与中心城市迁移集中。
　　前已述及，居住于两京者，在科举方面颇占优势。《唐摭言》卷2“京兆府解送”条说，京兆府解送贡士，基本都以高第录取；“争解元”条又说：“同、华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而且，京兆与同、华州贡士名额也比其他州多得多，会昌五年(845)，规定各地选送举子名额，京师国子监数量多，且不论，东监、同、华州及河中府所送进士不超过三十人，明经不超过五十人；其他道选送者，进士最多不过十五人，明经二十人；最少的如金汝、严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地，进士不得超过七人，明经十人。两京与同、华地区的优势一目了然。更有甚者，在及第者心目中，必须是两京及第才有荣誉可言。隋唐先后于长安和洛阳设立东、西监，《唐摭言》卷1《两监》说：
　　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二十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
　　学校生本来就享受国家的照顾，《新唐书》卷51《食货志》记载：
　　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士人向两京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迁徙，更是大潮滚滚。
　　前述弘农杨於陵进士及第后，入京任高官，定居于长安新昌里（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记载：“（西京）新昌坊。尚书左仆射致仕杨於陵宅。”）。其子杨嗣复，进士及第，文宗朝任宰相；三子杨绍复，登弘辞科。“大中后，杨氏诸子登进士第者十人：嗣复子授、技、拭、ｈｕī＠(25)，绍复子擢、拯、据、揆，师复子拙、振等。”（注：《旧唐书》卷164《杨於陵传》。）如此骄人的成绩，无疑与其居住在京城密切相关。

　　下面再看几个士族迁徙的例子。

　　博陵崔氏　

    崔损，《旧唐书》卷136本传记载：“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损大历末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再授咸阳尉。”贞元十二年(796)任宰相，家居长安。其家族再兴，有赖于崔损科第仕宦。

 
　　崔元略，《新唐书》卷160本传载其举进士，历任京兆尹、户部尚书等职。其子铉，登进士第，“会昌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铉府第在长安通义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记载：“（西京）通义坊。荆南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国公崔铉宅。”），其子沆，“登进士第，官至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皆举进士第。”元式，曾在宣宗朝任宰相。元受“子钧、ｘíｎｇ＠(26)、铢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注：《旧唐书》卷163《崔元略传》。）

　　崔弘礼，《旧唐书》卷163本传载其进士及第，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曾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左仆射等职。大和四年(830)十二月卒，葬于东都（注：《唐故东都留守检校尚书左仆射赠司空崔公墓志》记载：“公讳弘礼……即以大和五年四月己巳二十八日丙申葬于东都洛阳县郭村北邙原，ｆù＠(18)于先茔也。”（收录于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可知已迁移至洛阳。

　　清河崔氏　

    崔群，《旧唐书》卷159本传记载：“十九登进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宪宗朝官至宰相，定居于长安新昌坊，家庙设于崇业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记载：“（西京）新昌坊。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崔群宅。”卷4记载：“（西京）崇业坊。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崔群家庙。”）。

 
　　崔邠(27)，据《旧唐书》卷163本传记载：崔邠(27)进士及第，又擢贤良方正科。其弟郾、鄯、郸皆进士出身。兄弟同居长安光德里。

　　范阳卢氏　前述卢纶，有四子：简能、简辞、弘正、简求，皆进士出身，任官于文宗、武宗时代。家居洛阳。简能子知猷，简能继子玄禧，弘正子虔灌，简求子嗣业、汝弼，皆进士及第。
　　卢迈，《旧唐书》卷136本传载其“两经及第”，德宗时官至宰相，家族迁于洛阳。
　　卢钧，《新唐书》卷107本传记载：“系出范阳，徙京兆蓝田。举进士中第，以拔萃补秘书正字。”宣宗朝任吏部尚书，居于长安务本坊，致仕后归洛阳集贤里第（注：见《唐两京城坊考》卷2“（西京）务本坊”及卷5“（东京）集贤坊”条。）。
　　太原王氏　王播（注：《唐摭言》卷7“起自寒苦”记载王播家贫寄食僧寺的故事，广为人知。《新唐书》卷167本传记载“其先太原人”，乃出自太原中山王氏。），《旧唐书》卷164本传记载，他与弟弟王炎、王起，贞元中进士及第，王播官至宰相，王炎任太常博士，王起任尚书左仆射，兄弟移居京城光福里。王炎的儿子王铎，会昌初进士及第，懿宗时官至宰相，家住长安永宁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记载：“（西京）永崇坊。义成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宅。”）。
　　王质，《旧唐书》卷163记载，其曾祖王勉登进士第，他本人则在元和六年(811)登进士甲科，任官于文宗朝，其家自南方迁回长安。
　　河东裴氏　裴度，《旧唐书》卷170本传记载：“贞元五年进士擢第，登宏词科。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裴度为元和中兴名相，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在西京也筑有宅第。
　　赵郡李氏　李固言，《旧唐书》卷173本传记载：“元和七年登进士甲科”，文宗朝曾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宣宗朝拜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在长安和洛阳均有宅第（注：见《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正俗坊”及卷3“（西京）永宁坊”条。）。
　　陇西李氏　李翱，《旧唐书》卷160本传记载：“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历仕德宗至武宗七朝，东都旌善里有宅（注：《唐两京城坊考》卷5记载：“（东京）旌善坊，李翱宅。”）。
　　吴郡陆氏　陆贽，《旧唐书》卷139本传记载：“苏州嘉兴人。父侃，溧阳令，以贽贵，赠礼部尚书。贽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辞登科，授华州郑县尉。罢秩，东归省母……时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ｊìｎ＠(28)绅荣之。俄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贽父初葬苏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其礼遇如此。”据此可知，陆贽家在苏州，在他官场得意后，才迎母亲定居洛阳，后来父母合葬于此，则其籍贯自然也将随之改变。
　　陆ｙǐ＠(29)，《旧唐书》卷179本传记载：“吴郡人。徙家于陕，今为陕州人……ｙǐ＠(29)，光启二年登进士第”，昭宗朝官至宰相。

　　到了中晚唐，士族政治社会已趋式微，迁居城市的士族，与原籍地宗亲的关系更加疏远。崔玄亮的例子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情况。《新唐书》卷164本传记载，崔玄亮为磁州昭义人，“贞元初，擢进士第，累署诸镇幕府。父丧，客高邮，卧苫终制，地下湿，因得痹病，不乐进取。”文宗时官至右散骑常侍，晚年“移籍归东都……遗言：‘山东士人利便近，皆葬两都，吾族未尝迁，当归葬滏阳，正首丘之义。’诸子如命”。崔玄亮的遗言，也见于白居易为其所作《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崔玄亮初入仕途之时，家未迁徙，故他奔丧而客居高邮。宪宗朝再起任官后，才迁家于洛阳。像他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而这些迁入两京的士族，已经不再归葬原籍地了，故崔玄亮归葬这种以往时代理所当然的事，反倒罕见而显得与众不同。

　　上面主要列举名门大姓的事例，因为在对待科举问题上，他们具有代表性。而且，学界对唐朝中后期士庶之别有争论，有些研究者认为士族轻视科举，重门第。重门第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科举，却不见得轻视。科举为仕宦正途，士族是认同与遵守的，上述例子足以为证。士族出身者看不起寒庶，认为他们浮华，因而对专以文词取士有异议。反浮华不能等同于反科举，应予区别，此问题需要专题研讨。
　　杨於陵、崔元略、崔ｂīｎ＠(27)、卢纶、王播等家族的例子，都表明士族家门的兴旺，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关键在于科举人才辈出，飞黄腾达。时代越往后推移，任官资格对于文化的要求越高，中晚唐的宰相，绝大多数出身科举。虽说科举不一定保证当大官，但没有科举出身则不易高升，皇室成员也难例外，即所谓“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注：《通典》卷15《选举三》。）士族受人尊敬，本来就在于文化，科举兴盛，更强调文化，以文化维持家族不坠，以科举光大门第，社会发展到此阶段，门第和科举形成内在的文化统一性，门第本身就包含文化高尚的意义。而要保持文化地位，就必须居住于文化资源集中的城市。因此，本期士族向城市的迁徙，文化的因素日益突出，越来越重要。
　　其具体而醒目的表现，是士族向政治、文化资源中心地的两京高度集中。随着文化因素比重增高和社会进一步繁荣，发展与生活条件良好的城市越来越多，士族迁徙的目的地就不像政治性移民那样高度集中于两京，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各个家族根据自身的实力与条件，也向两京以外的区域中心城市迁徙，且在不断增多。这是“安史之乱”后另一个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倾向。这里仅考察士族向江南城市的迁徙。
　　唐朝中叶以降，北方士族自愿南迁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南方开发日渐成熟，经济发达，特别是南方城市蓬勃兴起。“安史之乱”以后，江南成为唐朝财政重心所在，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注：《新唐书》卷165《权德舆传》。）高级官员在朝执掌枢要，出朝则到江南任职，故江南备受重视，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其次是北方藩镇林立，河北阳奉阴违，桀骜不驯，政局不稳。故迁居江南者，越来越多。
　　赵郡李绅，《旧唐书》卷123本传记载：“润州无锡人。本山东著姓……父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因家无锡……（绅）元和初，登进士第，释褐国子助教，非其好也。东归金陵。”
　　李逊，《旧唐书》卷155本传记载：“父震，雅州别驾。世寓于荆州之石首……逊幼孤，寓居江陵。与其弟建，皆安贫苦，易衣并食，讲习不倦。”其子李景业，24岁中进士第，任秘书省校书郎、随江西观察使裴谊任观察判官、大理评事、团练判官等职，后任池州刺史。会昌五年(845)卒于宣城。（注：杜牧：《樊川文集》卷8《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这是典型的因任官而迁徙的例子，李绅的父亲到江南当县令，把家都搬到江南，籍贯也改成“润州无锡”。李逊的情况大同小异，到了第二代以后，都不愿再回北方。
　　北方士族到南方来，与当地士族通婚，更彻底南方化。如陇西李戡，其父李嶝任婺州浦阳尉，娶吴兴沈氏。李戡曾举进士，耻不肯试，归晋陵阳羡里。文宗朝任平卢节度使王彦威巡官，后死于洛阳。值得注意的是他死后归葬于常州义兴县，显然早已把江南视同本籍地。（注：《樊川文集》卷9《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南方城市繁荣，文化环境也不错，和北方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相比，南方更多一些宁静，故北方士人喜欢到南方研求学问，耕读讲学者，不乏其例：
　　《旧唐书》卷163本传：隋末河东大儒王通的五世孙王质，“少负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于世，以大其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
　　《旧唐书》卷155本传：窦群，“扶风平陵人……群兄常、牟，弟ｇǒｎｇ＠(30)，皆登进士第，唯群独为处士，隐居毗陵，以节操闻……兄常字中行，大历十四年登进士第，居广陵之柳杨。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
　　良好的文化环境，让迁居南方的士族照样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到科场博取功名。《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载，弘农杨遗直，“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有子四人：发、假、收、严，均为进士出身。《新唐书》卷182本传，赵郡李珏，“其先出赵郡，客居淮阴。幼孤，事母以孝闻。甫冠，举明经……更举进士高第。”
　　江南富庶，容易安身立业。《新唐书》卷194本传，甄济为定州无极人，“来ｚｈèｎ＠(32)辟为陕西襄阳参谋，拜礼部员外郎。宜城楚昭王庙ｒｕáｎ＠(31)地广九十亩，济立墅其左……（其子逢）幼而孤，及长，耕宜城野，自力读书，不谒州县。岁饥，节用以给亲里；大穰，则振其余与乡党贫狭者。”
　　前已述及，士族移居城市后，更多依赖于在城市获得的收入。中晚唐时代，官员的俸禄发生不少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地方官的实际收入高于朝官，江南地区，地方官收入颇丰。薛放任礼部尚书，职位不可谓不高，却因家族聚居，“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赡，常苦俸薄。放因召对，恳求外任。（注：《旧唐书》卷155《薛戎附薛放传》。）北方出身的朝官请求到南方任职并非个别现象，再举一例：《旧唐书》卷136本传，右补阙、侍御史、刑部吏部员外郎卢迈，“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属蝗虫岁饥，恳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士族向城市的迁徙迅速向南方拓展。这里考察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因此这些迁徙并非出于逃避战火的暂时现象。更重要的是促成迁徙的原因，更多是非政治性的，同以往有着显著的不同。不仅有文化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还有生活性移民。南方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吸引着北人到这里定居生活，颐养身心。号称“大历十才子”的赵郡李端，登进士第，任校书朗，“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马而卒。”（注：《旧唐书》卷163《李虞仲传》。）
　　随着国家对社会行政管制的松弛，社会经济和文化多样性蓬勃发展，依赖于封闭或半封闭性乡村宗族聚居的士族，也在社会流动中渐渐发生变化，迁徙的途径在拓宽，空间也在扩大，构成一个加速度运动，促使士族政治社会越来越快地走向衰落。
　　概观唐朝士族向城市迁徙的全过程，可以看到由政治性迁徙渐次向文化性、经济性和生活性迁徙的扩展。如果说政治、文化性迁徙极大地震撼了以城市官僚兼地方领袖为特点的士族政治社会，削弱其城乡联系的纽带，那么，经济、生活性迁徙，带来地方大姓精英分子大面积移居城市的局面，更是给予士族政治以彻底的打击。在士族与乡村脱离过程中，交通与经济发达所造成的城市增加与繁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经此打击，士族政治一蹶不振，土崩瓦解，从以往依据乡村影响中央到地方政治，逐步蜕变为依赖地方官府影响农村的乡绅，当然，这又是一个新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士族政治社会，是中古社会演进过程的产物。扎根乡村，经营农业，宗族聚居并拥有大量以依附为主的劳动人口，基本上自给自足，交通与交流不发达，这些是士族社会形成的土壤，而国家政治腐败，权力萎缩或不完整，中央与地方不统一，文化上不居于主导地位，是士族政治伸张的条件。因此，士族政治社会的消解，必须从国家政治、生产方式、社会发展、学术文化乃至风俗礼法等方方面面共同作用方能实现，从魏晋崛起的士族政治社会，到宋代以后的官僚政治社会，既是国家政治形态的转变，更是巨大的社会变迁与转型，此过程中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革，并不是表面上急风暴雨式的暴力反抗运动，而是持久不断的社会发展，任何孤立的单项的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这一变化过程，更谈不上做结论。从士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演变过程中，士族生态的变迁无疑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