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

    从20岁开始，高凤翰乡试屡试不中。雍正五年（1727），44岁时应“贤良方正科”的特别考试取一等。次年在北京西郊圆明园受到雍正皇帝接见，授修职郎（八品官），派往安徽歙县任县丞，后暂代理绩溪县令。后又代任仪征县丞兼委管“泰州坝监掣”，掌管盐务。在安徽到泰州任职的几年里，虽然事务很忙，生活很艰苦，但总的来说，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如初到泰州时在船上办公，除办理盐务之外，还督修了衙署，监修了“三贤祠”（宋朝张纶、胡令仪、范仲淹三人的祠堂），计划续刻自己的诗集《四部类稿》及与朋友书画来往等。就在此时，郑板桥慕名来访，二人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高凤翰（1683～1749），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山东莱州府胶州城南三里河村人。清乾隆二年1737）病废右臂，因此又号“丁巳残人”、“老痹”等，是我国清朝中期著名的左笔书画家、篆刻家及诗人。在其短短66年的人生中，给我们留下了数千篇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印、砚等艺术精品，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美术史上把他归入“扬州画派”或为“扬州八怪”之一。

　　高凤翰生在一个官宦、书香、亦农亦盐的家庭中，其父高曰恭是康熙年间举人，做过诸城和淄川县的教官，其叔父高曰聪做过福建督学使，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和书画家。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高凤翰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学习非常刻苦。高凤翰10岁时就能作诗，等到十四五岁跟随其父在淄川时，已能作诗敏捷，丽句叠出。淄川名诗人张历友曾对高父赋诗赞誉道：“佳儿弱冠弄柔翰，笔阵横扫千人军。”可见少年时期的高凤翰就已经很有才华了。

　　青年时期的高凤翰先后到过崂山、珠山、安丘、济南、德州、南昌、庐山、南京等地漫游，所到之处均尊重长者，拜访名流张贞、张在辛、蒲松龄、王渔洋等，虚心求教。蒲松龄比高凤翰大43岁。高凤翰41岁时，为蒲松龄的铸雪斋本的《聊斋志异》作诗作跋两则，对蒲松龄的人品和学问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两人由于志趣相同，都有相似的坎坷命运（都是19岁中秀才，都是考举人而屡试不中）而成为”忘年交”。而王渔洋则是清初诗坛“神韵”派的创始人，为一代宗师，康熙帝曾征他的诗300篇辑为“御览集”，名扬全国。王渔洋非常欣赏高凤翰的诗，由于生前两人未能见面，所以王渔洋临终嘱咐收高凤翰为私淑弟子。后来大诗论家袁枚先生在其名著《随园诗话》中也对高凤翰的诗有很高的评价，并引了他的诗《双韵短歌，别靳秋水》为代表作。由此可见高凤翰的诗在当时还是享有很高声誉的。

　　高凤翰19岁那年，娶胶州富豪傅文学之女傅尊古为妻，婚后生有二子一女。傅尊古对高凤翰关怀备至，毕生随其颠沛流离，患难与共。后来，在高凤翰生活困难的时候，又典衣倾奁支持高凤翰搞艺术，这是高凤翰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重要后盾。但是，才华出众、兀傲不羁的高凤翰，在仕途上总是曲折坎坷的。从20岁开始，多次应乡试，屡试不中。直到雍正五年（1727），高凤翰44岁时，胶州知州黄之瑞推荐他应“贤良方正科”的特别考试，考取了一等，才算有了着落。第二年，在北京西郊圆明园受到雍正皇帝的接见，授修职郎（八品官），派往安徽歙县任县丞。上任不久，便有人诬告他在一命案中受贿，澄清后，暂代理绩溪县令。之后，又代任仪征县丞兼委管“泰州坝监掣”，掌管盐务。这期间虽有几个上司赏识高凤翰的才能，但刚一赏识，即调离原职，高凤翰就是这样的怀才不遇。高凤翰在安徽到泰州任职的几年里，虽然事务很忙，生活很艰苦，但总的来说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如初到泰州时在船上办公，除办理盐务之外，还督修了衙署，监修了“三贤祠”（宋朝张纶、胡令仪、范仲淹三人的祠堂），计划续刻自己的诗集《四部类稿》及与朋友书画来往等。就在此时，郑板桥慕名来访，二人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好景不长，意外的麻烦又来了。由于高凤翰为人正直善良，做官清正廉洁，故遭同僚妒嫉，再加上受好友卢雅雨案件的牵连，被诬入狱。这场风波纠葛了两三年之久，终于澄清——高凤翰无罪。事件虽然得以平息，但烦乱的诉讼生涯，苦难的监狱环境，使高凤翰原有的风痹病加速恶化，致使右手病废，时年55岁。这对于一个书画家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呀!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高凤翰，他以惊人的毅力改用左手进行艺术创作。他有一印曰“一臂思扛鼎”，足见其坚强的意志。从此以后，他摆脱了阴暗险恶的官场，在扬州以卖画维持生活。这期间，他先后与郑板桥、金农等杰出的大师相互切磋技艺，非常投契。在高凤翰的刻苦努力下，“西园左笔”成了扬州画坛上的金花瑶草，人们无不以拥有西园的左笔书画为荣，就连好友郑板桥也时时临摹他的作品，并写诗赞美道：

 “西园左笔寿门书，海内朋交索向余。

  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

　乾隆六年（1741）夏天，58岁的高凤翰结束了在南方长达十多年流离转徙的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乡。归来后的高凤翰又老又病，加上官场的失意，江湖的漂泊，右半身的病废，在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一度对人生产生了抑郁的悲观情绪。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又拾起已编几次而未成功的《诗稿》，进行再次选编。

  从乾隆十一年（1746），即郑板桥调任潍县的那一年开始，胶州一带连年灾荒，高凤翰只能靠典当衣物田产、出卖文物字画为生。乾隆十四年（1749）春天，才高一代的艺术大师高凤翰，竟在饥寒贫病交加中走完了自己充满苦难而又闪烁着艺术光芒的一生，清白地埋入了家乡的土地。他的儿子高汝奎、孙高攀鳞、族弟高元质葬他于胶州南关东辛置村北岭，郑板桥为他题写了墓碑“高南阜先生墓”六个大字。像高凤翰这样病残后，再次获得了艺术生命以及作品高质量、高数量的情况在中国艺术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高凤翰26岁以前的诗没有正式编入集子，他的第一部正式诗集是《击林集》，编于26岁，这部诗集专门收集了高凤翰在胶州居住时所作的一些作品。他早期游历时的诸诗都编入《湖海集》，此后有《岫云集》、《鸿雪集》、《归云集》，63岁后编《归云续集》，最后是《青莲集》。自26岁至62岁这36年间共编入2300多首，26岁以前的《骑竹集》和62岁以后的诗没有计算在内。

　高凤翰的诗从内容上可以分为纪实、题画、抒怀、赠答四类。高凤翰的诗风在中晚（中唐、晚唐）两宋之间，曾被评为”天分绝高”、“诗第一”，诗名倾天下。高凤翰写诗，非常注重深入生活，曾说：“诗有异境、有妙境，不是日对妻孥，株守荒村所可得。”所以写出的诗既有内容，又韵味十足，如《捕蝗谣》、《苦灶行》等。据《扬州府志》载：泰州连续两年蝗灾肆虐，禾谷无存，民不聊生，官吏纵蝗不捕，反而乘灾害民，高凤翰有感而赋《捕蝗谣》，诗中最后几句是“……蝗食苗，吏食瓜，蝗口有剩苗，吏口无遗渣。儿女哭，抱蔓归，仰空号天天不知，吏食瓜饱看蝗飞”。在《苦灶行》中说：“饥肠霍霍日晌午，尚待城中换米钱，得盐尽入豪贾手，终年空作牛马走……”通过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高凤翰对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表达了其厌恶之情，而对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盐民悲惨生活和走投无路的处境作了真实的描绘，寄予无限的同情。康乾之际，文字狱大兴，身为官吏的高凤翰不顾自身安危，能写出这种为民疾呼的作品来，真是难能可贵!高凤翰的《捕蝗谣》、《苦灶行》及《屠户谣》不啻杜甫之《三吏》、《三别》，可说是同工异曲，且与同时代郑板桥的《逃荒行》、《还家行》亦可同标诗史。

　高凤翰故去33年后，《四库全书》编辑告成，高凤翰的《南阜山人诗集》被收入其编目内。高凤翰的诗，除被《随园诗话》记载外，其余在《高西园诗画录》、《清诗记事》、《山左诗钞》、《广陵诗事》等书中也都有记载。    　　

　高凤翰早年的右手书法“精妙流美已臻炉火纯青”。右臂残废后的左手手法突出而崛起，当代评论家李既先生评道：“气息流走，奇趣横生，在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能以左笔书法擅胜场的尚无人与他比并，这种艺术成就为后来各左书家所不及。”

　高凤翰的绘画，分工笔画和写意画两种。他的工笔画，有着宋代画家的庄重雄伟之气；写意画有元代、明代画家的轻松自如、优美淡雅之风。《桐阴论画》说，高凤翰的绘画，“北宋雄浑之神，元人静逸之气，笔端兼擅其胜”。高凤翰早年的右手绘画，功力深厚，享有很高的声誉。“扬州八怪”之一、书画家郑板桥曾经评价高凤翰道：“人但羡其末年老笔，不知规矩准绳自然秀异绝俗，于少时已压倒一切矣!”晚年的左手绘画，能以平时所蕴蓄的力量及高超的见解，以左手表达出来，清秀俊美当中更深透着朴实苍劲的神韵之气。

　高凤翰的印章来自徽派，他与当时的张在辛为齐鲁印派之首创者，其印风大气磅礴，雄姿壮伟，病废右手后，凤翰的左手印苍拙豪纵，直追汉秦，今人陈寿荣评其为“开齐鲁印派之先河”，他的好友郑板桥评曰：“尤善印篆”。

　高凤翰的印学主张是，以《印统》（系明人集汉印谱）及所收汉铜旧章为师，反对宋元图书习气。他对汉印有精辟的见解，他治印质朴、厚实、行刀简练，他刻印用字都比较好认，不喜欢用生僻的篆法。他还有少量的隶书印和草书印，但无论刻什么字体，都很规范，由于他的篆刻艺术造诣很高，其印事被列入《明清画家印鉴》等典籍中。

　　高凤翰的印章风格类型主要有两类：一是仿汉铸印类，如《左军痹司马》、《左臂》这类印结构紧密，在扬州八怪印章派中占主流，在清朝中不多见。二是残破波磔类，此类印可分为二：一为残缺分割为主，如《山东书生》、《家在齐鲁之间》；一为以波磔、斑驳为主，如《癸亥人》。如此大缺大残，在前代没有出现过，这是扬州八怪印派为适应其书画的豪放个性独创的一路。

　　高凤翰对于制砚的艺术成就也不同凡响。每当遇到佳品，他必定想方设法得到它，以至藏砚达一千多方。他从中挑选出一部分精品，自己题写了砚铭，自己雕刻，并拓出砚图，仿照《史记》的体例作表、书、本纪、世家、列传，汇集成《砚史》四大册，并在卷首亲自题写了“墨乡开国”四个隶书大字，表达了他陶醉得意的心情。在册中有四种书体，图文并茂，是集金石、书画、诗文为一体的艺术珍品。
 

  　纵观《砚史》，它是研究高凤翰这位艺术巨匠的生平和他藏砚、制砚、铭砚的第一手资料，从册中可知，他的第一方铭砚是38岁时铭刻的“冷云砚”，一方称为“大瀛海”的澄泥大砚，被凤翰称为“南村宝爱第一”。南阜的集砚、铭砚的颠峰时期是雍正十三年（1735），这年他完成大量砚铭及治砚工作，铭砚多达60多方，就是他右臂病痹后的第一年，还以左手铭砚7方，由此可见他爱砚的迫切心情以及他对艺术的挚爱和不断追求。《砚史》的每一篇砚铭、题跋，又均是高凤翰的诗文佳作，情感真切，可以想象他酒酣耳热、挥洒烟云、千言立就时之豪性，如“墨乡磅礴，天空海阔”、“波涌云垂想其气奇，玉润镜平想其质清”，都是铭中佳制。另外，他在册中对砚的材质、品名、制作等的记叙，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砚史》更是高凤翰的书法精品专集，册中字体或篆隶，或行草，大小错落，长短参差，或整幅数百言草书环砚疾书，满纸龙蛇，或整幅潇洒飘逸，平整端庄，但均姿态万千，各臻其妙。从册中不难看出，高凤翰将诗、书、画、印、砚本来是独立成科的艺术，相互渗透交融，熔铸于一炉，完成了他独辟蹊径、自树旗帜的艺术体系，他将诗意入砚，书法入砚，印艺入砚，画意入砚，纵横交织，兼容并包，各门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扬州八怪”，高凤翰名列其中

　 “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但8人的名字，其说互有出入。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的“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此外，各书列名“八怪”的，尚有高凤翰、华嵒、闵贞、边寿民等，说法很不统一，今人取“八”之数，多从李玉棻说。

　　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八怪”中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他们绘画作品为数之多，流传之广，无可计量。仅据今人所编《扬州八怪现存画目》记载，为国内外200多个博物馆、美术馆及研究单位收藏的就有8000余幅。他们作为中国画史上的杰出群体，已经闻名世界。

　　扬州八怪生前即声名远播。李鱓、李方膺、高凤翰、李勉，先后分别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召见，或试画，或授职。乾隆八年，弘历见到郑燮所作《樱笋图》，即钤了“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玺。乾隆十三年，弘历南巡时，封郑燮为“书画史”。罗聘尝三游都下，“一时王公卿尹，西园下士，东阁延宾，王符在门，倒屣恐晚；孟公惊座，觌面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