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插圖史》

——劍橋漢學緣之二

                                       陳　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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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美國的中國研究界，伊佩霞（Patricia Ebrey）不失為一個響噹噹的名字，其路數獨到的「武功」，源出於七十年代中哥倫比亞之漢學研究的深厚門牆。三十多年來，她在上啟於六朝、下接乎宋元的中古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疆場上，跨越「長時段」，縱橫馳騁，等身的著作，被翻譯成德、韓、中等文字，在全世界各地流傳。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的讀者也漸漸知道，伊氏在女性主義和中國通史的研究兩方面，在國際範圍內，有攻城略地的功勞。代表前者的《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的中譯本甫一出籠，各種書評中的讚譽，如「海外中國婦女史的開山之作」、「很大程度上，讓我們看到了女性學研究中的死角與盲區」云云，接踵而來。而有關後者的《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一卷單行，圖文並茂，則是伊氏十五年磨一劍的名山事業，中譯一出，海峽兩岸，重磅熱讀，簡繁體各種版本，一再重印，一再脫銷，稱得上是一本少見的學術性暢銷書。

　  然而，一般的讀者也許不知道，近三十年前，當今天紅遍太平洋兩岸的單卷本《劍橋插圖中國史》的作者伊佩霞，還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助理教授時，把她的成名作《博陵崔氏個案研究》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出版的，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的首席主編杜希德。《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追蹤了崔氏一千年間的歷史足跡」，「把一個家族在自後漢末至唐末整個中世紀時期的活動都納入考察的範圍」，材料運用極有特色，包括「台灣中央研究院收藏的四十二種未公開的金石文資料」。雖然在一般讀者中，伊氏此書，沒有她後來的《劍橋插圖中國史》那麼有名，但其學術史上的影響，卻比《劍橋插圖中國史》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靠這部成名作，伊佩霞開始了一帆風順的學術生涯。

　  早在二十四年前，中國還根本沒什麼人知道伊佩霞是何方神聖的時候，北京有一位學界的耆宿，就撰文介紹此書，題曰《〈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在有所商榷的同時，高度評價其開創性的價值。這篇書評，多年來廣為學界所引用，本身也成為了圈內的經典，被譽為「沒有流於一般性的介紹的讚譽，而是對論著涉及的有關問題進行具體的探討和分析，是學術評論的經典之作。」最近更有圈內論者，進一步稱：「家族的個案研究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個案研究本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家族制度已經成為海外學者的一個通例。八十年代初，美國學者伊佩霞的專著《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位二十四年前就識得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伊佩霞的學界耆宿，不是別人，正是二十世紀的魏晉南北朝史的大師之一周一良。周氏是陳寅恪早期的學生，此書評之目光如炬，並非偶然。二十八年後的今天，《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也仍沒有過時，國內在近年出版的有關南北朝士族的著作仍對其觀點多所引用，但由於此書沒有中譯，不少學者都只能轉引周一良書評，令人遺憾。

　  當年，杜希德慧眼識得伊佩霞，通過收此書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幫助美國的漢學界認識了這位後來春風得意的女將。無獨有偶，周一良慧眼也識得伊佩霞，通過那一篇書評，幫助中國的國學界認識了這位遠在大洋彼岸的漢學家。這一段鮮為人知的逸事，使我油然想起二十世紀數學界的另一段家喻戶曉的佳話，只緣熊慶來慧眼識得華羅庚，才使華羅庚之所以能成為華羅庚，而正因為華羅庚慧眼識得陳景潤，才使陳景潤之所以能成為陳景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