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書圣”于右任先生

于先生的字，当然堪称为一代圣贤，可为天下法范。然而，历来研究者多从其书法本身去研究于先生书法的先秦渊源、汉魏风骨、唐宋神韵等等，条分缕析、挖掘剔爬，研究成功丰硕，论述详备，很有道理。毛笔字、书法对于当代许多人来说，是个大事。

但是，对像于右任先生这样的人来说，恰恰是个小事儿，是余事、余兴。古来所有书画大家之所以有成，大多走了一条这样的路：即书画为余事，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儿。也只有将书画定位于此，才能成就书画。反之，那些把毕生所有精力、才情都投入到书画上面的，恰恰能成就匠人，而不能成就大家、大师。所以，先哲有言：先器识而后文艺。先前的书画大家对此是很明白的，比如不止齐白石一位书画大师，都曾经公开说自己诗词文章为第一，而书画次之或三之。为什么？

因为恰恰是到了一定层次的艺术大师，才越发头脑清晰，不会把自己的余事、哪怕辉煌的余事奉为人生的主旋律，即不希望后人以书画来结算自己的一生。他们还是顽韧地信奉道德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在崇尚道德文章的传统里，越是书画大家，越能体会到成就一个人书画的，技法是细末，真正的内因是一个人的器宇胸怀、修为和行动，即功夫在诗外。字不过是人的脸面，你老在研究这脸面的纹路和肤色等等，永远不懂呈现在这面部的气象和“相”下面的“心”。

在历史的语境里，对一个人的称赞，不能将其书画放在首位，否则会让以期能立德立功立言于世的读书人很尴尬甚至伤心。在道德文章立身的时代，书画不过是“德之糟粕”、“文之毫末”。现代人认为，谁的字画卖得贵是很荣耀的事儿。在古人那里，字画卖得再好，也是贱业，是很让读书人伤心和尴尬的，是读书人落魄之后的无奈甚至是堕落——唐代阎立本，有经纬之材，官至右相，位极人臣，但是因为朝廷上下对他画技的推崇而掩盖或削损了他的治国良策感到羞耻，愤恨不已，再三叮嘱儿子：“尔宜深戒，勿习此艺。”死都别学画画这种技艺。宋代以文治天下，皇帝也爱绘画，现在为当代画家津津乐道的“院体画”即是那时候兴盛的，尽管如此，如以绘画成就结算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很让读书人感到羞耻的——宋朝大画家李成的儿子做了开封府尹，看到父亲的画受人喜爱并外流，深感羞愧，于是重金搜求并销毁。

从这两个历史上极端的信息，可以解读出书画之道的奥义：即单纯地从技艺上、从书法本身去钻研书法是舍本逐末的。如果以书法——即使加上书圣、草圣、五百年第一人等等这样的称誉概括于右任，再通过研究和纪念，强化这种经过不科学选择裁减的信息，就一定会把于右任先生简单化了、看扁了。真实的、丰满的、有思想有胆魄的、有宏大价值追求的、虎虎有生气的于先生，被他的毛笔字淹没了，而他的书法根柢也被虚化模糊了，最终也使得于先生的书法也会变得知音难觅，许多血肉事实，也会变成虚化的传說。

                                               于右任先生

于右任先生是天才，少时即流露出不凡的气度和胸襟，志向远大，聪慧绝顶，这样的人出世，是当局之福抑或祸害——如果清廷当时能及时延揽这样的人才，必然能增添新生命力，但是清廷到了于先生成人的时代，已经是腐败透顶了，他这样的人才非但不被接纳，反而整个机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以制度设置排斥这样的人才。我读于先生的事迹，想像：要是放在唐代，于先生就是清末黄巢，挥舞大刀杀到长安，骑马在朱雀大街遍踏公卿骨。但于先生却不是黄巢在清末简单的复活，而是接受了新思想、有着自己新的眼界和志向的新革命党人——于右任先生纪念馆有一本《于右任“宏道大学堂考卷”真迹》，印刷得很不好，字迹依稀可见，这是于右任少年时候的一篇考卷策论，文章铿锵坚卓、气势如虹，至今诵读仍能令人动容击节。阅卷评语也很有意思：“中新民丛报之毒深矣，然笔情恣肆，故是可喜。”评语中所谓“毒”是什么？就是通过将中国《周礼·冢宰》的九式节财思想与西方预算审计的财政管理理念比较、打通，阐述国家是国人之国，非君主一人之家，国家财产是民之膏血，应用于养民，而非让君主一人一家独占滥用，并引用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给儿子增加工资遭到国人反对而终止的事实，说明英国当时恰恰符合《周礼·冢宰》的九式节财思想。

仅举此一例，就可以看出于先生的胸怀和器宇，胸怀天下、志在兆民、心怀家国、放眼进步，根本不在毛笔字、不在什么书法。书法对他来说是很轻松的事儿，是很自然的事儿，不是现今学书法者们急吃白脸地狠命钻研摹拟的。此次活动还在西安与三原分别举行了两个大型的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展，共约200多幅。遍览所有展品，如游历重山峻岭，移步换景，美不胜收，越看越觉得无法从感觉上认识和掌握于先生，所谓望之弥高、钻之弥深，就是这种感受。就书法作品内容来说，不仅没有文辞重复的，多是于先生自己的诗词文句——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当今书法家写字，胸中无墨，提笔不知道要写什么，出席笔会，随身还带着本《书家墨场必携》，或不是抄唐诗宋词，就是抄前人旧句，其书法不过是毛笔字誊抄而已。                   于右任先生書胡溧生墓志銘

所谓“士人以德义文章为贵”，于先生复兴民族大业、辛亥革命、司令靖国军、办报、办学、兴修水利，即使在衰迈晚年，也不忘施展政治抱负。当年在艰难的形势下办报，不怕失败、不畏艰辛、愈挫愈勇、百折不回，所谓“旋扑旋继”，英雄豪气，光焰万丈，全非一个纯粹的写字人、书法家所为。所以说，书法大师、草圣的皮儿，远远包不住于先生的大陷儿！现在人们广为诵读先生的“葬我于高山之巅”诗句，真正能理解体味先生的广宏博大胸襟的，能有几人？

于右任的书法当然是千古独步，光耀寰宇，但他的字是怎样“炼”成的，当从书法以外探究。于先生给我的启示是：书法不是躲在书房里苦苦临摹练习出来的，而是在社会人生的现实中自觉自然“炼”成的，当代习书者，不应当有意在现实中扮演清高的假古人，不应该希图能傍上什么大人物好卖个好价钱，那样，你永远写不好字。而应该是热情参与当代社会事务、关心国家民族进步发展、追

于右任先生

求社会公正、涵养正义、弘扬美德的中坚力量；不是沉浸在笔墨的脂粉气息里，写与现实无关的漂亮毛笔字，到处逢迎，自我吹嘘，争风吃醋，以七尺之躯，行妾婢之道，阿谀权贵、仰人鼻息。

于先生其字不可学，因为你学不到；于先生其人可学，就是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而毛笔字是读书人的基本功——此说断非新鲜奇异，三原县拟成立“于右任书法思想研究会”，注重思想即注重道德文章，算是靠了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