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发现“我”

作者：李泽清

以前总是听父辈们偶尔说起抗美援朝，作为一名80后，我当年读过的课本也只能容纳黄继光、邱少云等极少数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此后若不是主动学习和了解，仅凭公共媒介传递的信息，很难能有机会完整深入的了解、追忆这段史诗。

电影《长津湖》从开机拍摄到正式上映是回忆历史，传承抗美援朝精神的一次生动实践。尤其是影片在2021年国庆节期间扛起大梁，票房口碑双双丰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回报可见一斑。

这部影片的票房号召力无需赘言，我们要从中总结经验并找出理论依据提炼出更多价值观点，这为今后的文艺工作提供了鲜活的例子。我们既要在历史的血泪中汲取艰苦朴素奋勇杀敌的优良精神，还要通过影片激励“我”，为实现个人价值探寻正确路径。要正确认知通过电影这个媒介工具树立宏观史实中个体人物形象价值典型性，也要领悟商业电影中推动社会价值进步的示范性和对新时代的年轻人实现个人价值的指导性。

电影是一门艺术，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人联袂导演的《长津湖》的褒贬自有评说。但我们也不难从中发现一些突出特点，值得考究和剖析。

电影开篇俨然大战刚刚结束，社会开始复苏。浙江湖州渔民夫妇的小儿子伍万里正在岸边玩耍，刚好打碎二哥伍千里乘坐的渔船的玻璃，随机遭到船东的挟邩。

银幕中当七连长伍千里抱着装着伍百里骨灰的罐子，扑通一跪，开篇就将泪腺掏出个窟窿，似要随时奔涌。大儿子战死，老二又接到天亮归队的命令，老三吵着要跟着去打仗。

影片中虽主要讲述抗美援朝这一阶段的发生的故事，但也不难通过一些细节安排发现三个孩子全都在不同时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使命，这种前赴后继的精神令人敬畏。在这个普通渔民的家庭，甚至来不及欢喜和悲痛便又要面临分离，接下来发生什么并非某个个体所能左右。踏上“雄赳赳气昂昂”的征途上，满载的军列里是千千万万个保家卫国的英雄儿女，而这背后又是多少个家庭的无私付出。

列车上七连战士集结后出征。放弃退伍的机会从城市赶回连队的指导员梅生讲述自己重返前线的强大后盾，一个是骑自行车送他的妻子，一个是问她为何打仗的女儿。四川籍战士余从戎与尚未举行入连仪式的伍万里逗起闷子，一个是历经战火考验练就好身手的火力担当，一个颇具潜质却尚未学会如何在战场生存的新兵蛋子。连队核心人物雷睢生因为战争成为孤家寡人，但也在战争中收获“雷爹”的昵称，战友情似亲情。就连伍千里心心念念要盖的院子也给他规划预留了住处。

真到了战场上，没有一个人退缩，越战越勇，能战善战。尤其是教会别人战场生存法则的雷爹敢于牺牲的瞬间决定，无法不令人动容。

这些人物形象虽是银幕创作但却扎实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和志愿军战士意志的顽强。影片在宏观历史中通过一个小小的连队挖掘出一批具有鲜明特点的个体人物形象，颇具典型性价值。

众所周知，《上甘岭》《烽火列车》《奇袭》《英雄儿女》《三八线上》等抗美援朝题材的国产影片均出自于上个世纪，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今犹在。可以说，如何继承抗美援朝这一精神谱系是留给和平年代的重大课题，肩负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将这种精神贯穿并应用到社会实践是当下我们珍惜革命先辈奋勇杀敌换取和平的最好的纪念方式。

《长津湖》上映至今抗美援朝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吸引观众通过观看相关影视剧、纪录片或阅读有关图书资料等方式深入了解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一直以来，商业回报和艺术价值的追求，商业电影和主旋律思想如何有效结合都是电影创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选择题。不妨换位思考，主旋律思想如何借助商业电影的手段实现叙述，同时推动价值传递甚至二次凝练升华。

从《战狼》《建国大业》《我和我的XX》《湄公河行动》《金刚川》等到如今的《长津湖》，一批守正创新的作品从多角度出发实现商业价值构建，也同步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这无疑是对当下青年思潮起着积极正向的激励，其推动社会价值进步的示范性值得肯定。

新时代青年个人价值的追求需要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汲取正能量。自上个世纪以来，从搜集记录到提炼凝结，从学习到实践，反复锤炼萃取精华的一批伟大的精神谱系历经风雨传承至今，它们应该成为引导当下青年实现个人价值的风向标。电影作为广受年轻观众喜欢的艺术形式，必须要重视这个工具，让它承载更多更好更丰富的内容，为新时代年轻人的奋发图强发挥指导性作用。

也期待更多作品为我们打开一扇扇门窗，从历史的艰苦卓绝中看到希冀发展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