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幸福，第九章：对立法学的需要：城邦学引论【1179a34 – 1181b22】，只读医学书不能成为医生。

【1181a3】而他们所说的东西对于有经验的人都有帮助，尽管对无知的人没有用处。

ταυτα δε τοις μεν εμπειροις ωφελιμα ειναι δοκει, τοις δ' ανεπιστημοσιν αχρεια.

　This seems beneficial to those with experience, but useless to the ignorant.

　　这是第十卷[快乐]的第九章，在这里讨论的是第十卷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幸福”，而这一章的主题是：对德性只知道还不够，还必须努力去获得。德性以好品质为前提，而好品质需在好法律下养成。这种教育可由公共制度或个人来实施。但懂得立法学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我们还必须懂得立法学。

　　这一卷所讨论的内容比较多，前面五章讨论的是“快乐”，从第六章开始的三章讨论了“幸福”。

　　这里是最后一章，要讨论一下如何实现德性的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三个方式，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好是天生的，有些人认为人是通过习惯，另一些人认为是通过学习，而成为好人的。

　　接着亚里士多德继续讨论与道德德性养成相关的内容，这里提出的是关于法律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些人认为，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或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惩罚、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并完全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想成为好人就必须预先得到高尚或高贵的哺育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将继续学习过公道的生活，而不去出于意愿或违反意愿地做坏事。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还要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的观点，斯巴达似乎是立法者关心公民的哺育与训练的惟一城邦或少数城邦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种像斯巴达城邦那样共同的教育制度，但当这种制度还不存在或不健全的时候，每个人就似乎应当关心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友的德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调整有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种方式，家庭就是小城邦，或者，城邦在治理的意义上就是大家庭，所以立法学可以通及这两者。

　　那么个别教育与共同教育相比究竟哪一种更优越呢，这与医疗中的情形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像斯巴达那样形成共同教育是好的，但个别教育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城邦不关心共同教育，那么只能个别教育，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是好的。但当共同教育形成后，在这样的环境下，亚里士多德又讨论了个别教育的问题，那么这种个别教育与没有共同教育规定的地方的个别教育是不同的，在共同教育的制度下，以共同教育的方式对个学生进行个别化教育。

　　从前面讨论的斯巴达式的共同性教养与其他城邦的个人教养，到具体教养方式上的集体化方式与个别化方式。进而转向到例如医生医治的只是个别的病人，所以在这里则讨论医学作为学问是怎样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医生或一个体育教练，虽然在对具体的病人或学生进行工作时是以个别化的方式对个别的人进行的，但如果他懂得医学或体育训练，那么他其实是以普遍的学问对个别进行的指导。

　　那么一个新问题就是一个人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立法学的知识？是从城邦管理者们那里，就像所有从专家那里获得知识的例子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立法学是城邦社会学的一个部分。对于这里的问题还要深入讨论，或者，城邦社会学与别的科学和能力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在别的科学和能力方面，传授能力者，如医师和画师，同时也是实践者。但是在城邦社会学方面，声称教授城邦学的智者们从来不实践。从事实践是城邦管理者们，但他们所依赖的是经验而不是理智。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他们写或者讲城邦社会学的问题，尽管这种活动比写法庭辩词和公民大会演说词更高尚和高贵。我们也看不到他们让自己的儿子或某个朋友成为城邦管理者。这里的新问题是官吏只有经验没有理论，而教授城邦学的智者却从来不从事管理。

　　所以在此还要对官吏的状态说几句话，亚里士多德对官吏不能传授城邦学感到很遗憾，在这里表达了这种婉惜之情，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倒是最好能这样做。因为，除了城邦替国家能力之外，他们既没有更好的东西留给城邦，也不能为自己及朋友们带来什么好的东西。

　　城邦中的那些官吏虽然没有什么理论的理智的建树，但治国的经验还是有意义的，经验在从事城邦管理方面的作用却相当不小。否则，和城邦管理打交道的人也就成不了城邦社会家了。所以，想懂得城邦社会学的人还要具备城邦管理的经验。

　　那么那些以教授城邦学为生的智者又是如何的呢，关于智者的状况，亚里士多德认为，另一方面，那些声称自己教授城邦社会学的智者，却远不是在教援城邦学。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城邦学是什么以及关于什么。否则，他们就不会把城邦社会学看作修辞学或比它更低，也不会认为立法就像把以往的名声好的法律汇编在一起那么容易。他们觉得他们能挑选最好的法律，好像挑选本身不需要融汇贯通，好像正确的判断不是——就像在音乐上那样——首要的事情。其实，在每种技艺上，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正确地判断作品，才能理解完成一件作品的手段和方法，才能懂得什么与什么相配。没有经验的人则最多能看出一件作品，比如一幅绘画，完成得是好还是糟糕。

　　因为有智者对法律汇编这样的东西很感兴趣，亚里士多德在此还要就这个问题说一下，法律似乎可以说是政治活动的产品。法律汇编怎么能够使一个人懂得立法学或者判断哪些法律最好呢？从未见过有人靠阅读手册就成为医生。

　　要成为医生有什么条件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医生们不仅要说明治疗过程，而且要根据不同的体质，说明对每种病人的治疗方法和处置方案。医生不仅要理解医学科学的普遍的问题，还要从行医的过程中理解不同体质的病人的各自的特征。那么只读了医学书籍，有没有成为医生的可能呢，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要回应这样的疑问。

在这一句话里，亚里士多德说：ταυτα δε τοις μεν εμπειροις（经验）ωφελιμα（有益的）ειναι δοκει, 而他们所说的东西对于有经验的人都有帮助， This seems beneficial to those with experience,

医学书籍作为一种科学说的是普遍性，而行医得到的是针对一个个各别的具体的人的治疗经验。

就在这一章里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总体情况，一种是个别情况。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医生、教练或其他指导者，如果懂得了总体的情形或某个其他的同类情形，他就能最好地提供个别关照。因为，科学从它的名称以及从实际看，都是关乎于共同的情况的。这是从总体性上说的。

亚里士多德又说了，当然，一个不懂科学的人也能把一个特定的人照料得很好，因为他从经验中了解如何能满足那个人的需要。这正如有些人仿佛就是他自己的最好的医生，尽管他对别人的病可能一筹莫展。这是从个别经验上说的。

但是，那些希望掌握技艺或希望去沉思的人似乎就应当走向总体，并尽可能地懂得总体。因为科学，是关乎于总体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一个具有行医经验的医生，再读那些医学书籍，这是有益的φλιμα，因为个别的经验可以吸收总体的、普遍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说：τοις δ' ανεπιστημοσιν（无知识的人）αχρεια（禁用）. 尽管对无知的人没有用处。 but useless to the ignorant.

但这种普遍性的科学理论对于一个外行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等于一张废纸而已。

亚里士多德从上一句话开始说的就是一种亲身经历，也就是实际的行医活动，医生不仅试图描述治疗过程，就是指通过医生的治疗过程说明这是一种亲身经历的事情。医生的工作不仅是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要理清治疗的过程，而且要说明对每一个病人的不同症状让每一个患者恢复健康。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似乎是说，一个人如果只读了医学书，能不能成为医生呢，这要看医生是怎么工作的，医生在工作时，不仅是一般的照料而是要根据每一个病人的不同体质，进行不同方式的照料，其实关键就在于，这些不同特征的个人，在医学书上并没有直接反映出来，医学书写的是普遍的一般性原理，而病人则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个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体质，所以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反映，医生要医治的是这样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概念中的“人”。关于医学书上写的是普遍规律，而实际医治的并不是处在上位概念中的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下位概念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医治的是这一个、那一个具体的个人。关于这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说过。

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由吴寿彭翻译的《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一章中【981a6-a25】上说：“从经验所得许多要点使人产生对一类事物的普遍判断，而技术就由此兴起。作成这样一个判断：加里亚沾染过这种病，于他有益，苏格拉底与其他许多病例也如此，这是经验；但作成这样一个判断：所有具备某一类型体质的人沾染过这种病，例如粘液质的或胆液质的人因病发烧，都于他有益，——这是技术。在业务上看，似乎经验并不低于技术，甚至于有经验的人较之有理论而无经验的人更为成功。理由是：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而业务与生产都是有关个别事物的；因为医师并不为“人”治病，他只为“加里亚”或“苏格拉底”或其他各有姓名的治病，而这些恰巧都是“人”。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涵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常是治不好病的；因为他所要诊治的恰真是些“个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