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达德”并不是孔子说的，而是《中庸》提出的，将知仁勇结合组成一个整体就是“三达德”，《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第二十章）天下人人所共同履行的伦理有五种，用来实行的德性有三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交往，这五种就是天下所共同所履行的伦理。智、仁、勇，这三样就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德性，用来实行的就是一个“诚”字而已。这就是“三达德”的来源，孔子说过知仁勇但没有说过“三达德”，而且也并没有“三达德”这样的观念。

这里我们将对“三达德”作一些分析，因为“三达德”包括了知仁勇，而知与仁前面已经解读了，所以这里就说一个“勇”，另外从《中庸》的理解上说，五达道、三达德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诚”字，所以我们也附带要对《论语》中的“诚”字作一点分析。

《论语》说“勇”共16次，如下：

1、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孔子说，去祭不应当祭的鬼神就是谄媚，遇到应当做的事而不做，那就是没有勇气。

2、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篇）孔子说，我的道理不能实行，那就只好流亡海外了，能跟我一起去的或许就只有子路一个人，子路听了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啊，你比我还要好勇，就是不能裁度事理。

3、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篇）孔子说，恭敬而不合于礼就会烦扰徒劳，谨慎而不合于礼就会畏怯多惧，好勇而不合于礼就会犯上作乱，直爽而不合于礼就会急切责人。

4、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篇）孔子说，好勇而又厌恶自己贫贱的人，必将出乱子，对于不仁的人，人家厌恶他太过分了，使他走投无路，也将会出乱子。

5、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篇）孔子说，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有勇气的人不会害怕。

6、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与孔子在一起，孔子要大家谈谈自己的理想，子路第一个说，段定有一个千乘之车而内外交困时，让他来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使老百姓有勇气，并且懂得一些大道理，孔子听后，笑了笑，

7、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篇）孔子说，有仁德的人必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8、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篇）子路问怎样的人算是完美的人，孔子说，有臧武仲的智慧，有公绰之的不贪，有卞庄子的勇气，冉求的技艺，再加上礼乐的熏陶，也可算是人格完备的人了。

9、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篇）孔子说，君子有三种美德，我都未能做到，仁德的人不忧虑，智慧的人不疑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三种美德正是老师的自述啊。

10、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居！吾语女：…，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篇）孔子对子路说，你知道六言六蔽吗，…，其中，只喜欢勇敢不喜欢学习，所受的蒙蔽是祸乱，…。

11、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最重要，在上位的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将会作乱，普通的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将会做强盗。

12、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阳货篇）子贡问，君子也有厌恶的人吗，孔子说，有，厌恶说人坏话的人，厌恶有勇无礼的人，厌恶果敢而不通事理的人，孔子反问子贡，你也有厌恶的人吗，子贡说，厌恶袭取别人的成绩而自以为聪明的人，厌恶不谦让而自以为勇敢的人，厌恶揭发别人的隐私而自以为正直的人。

“勇”是人的一种气质，也是一种道德规范，《说文》指出：“勇，气也”，人之为人，要有一股勃然冲动的气，这是生活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个“勇”我们俗称就是“勇气”。人不可以无勇，也就是不可以没有这一股气，当应该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不去敢做，就是无勇，孔子不赞成无勇的人，但勇应当是受到礼义的制约，如果勇不受节制，滥用的勇，就是作乱，或者是犯上作乱，或者是做强盗，总之无制约的勇就是一种动乱因素。所以勇必须受到礼的制约，使之守规矩，也要受到知的制约，使之知道行为的分寸。

在这些论“勇”的议论中，孔子多次说到勇不是一种可以独立行使的规则，它只是一股可以冲动的气，所以它要与其它规范结合，特别是与“知”和“仁”，“如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篇），“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宪问篇）这些说法已经为后人形成“三达德”作了思想上的垫铺。

既然是说“三达德”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这个“诚”究竟是什么。

《论语》说“诚”只有2次，是一个说得比较少的概念：

1、“诚不以富，亦袛以异。”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季氏篇）《诗经》上说，称道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富有，只是因为他的德行异于常人，齐景公有马四千匹，到他死时，人民对他没有什么好称道的，伯夷、叔齐虽然饿死在首阳山，人们到现在还在称道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吧。这里有一句引用的诗句，有的版本放在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句的最后，宋朝朱熹注解时引用程子的话，认为这两句引用的诗应当放在季氏篇齐景公有马之前。放在这里确实比放在颜渊篇更通顺。

2、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路篇）孔子说，古人说过善人治理国家政事，连续一百年也可以使残暴的人不做坏事，政府就可以废除杀戮的刑罚了，这话说得真对。

这个“诚”其实就是“信”，在说“信”时已经解读过了。

“三达德”中的“知”，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论语》中的“知”基本上是一个动词，反映的是了解、理解、知道这样的意思，其中也有一些按名词使的，就是知识、智慧的意思，但在此后的发展中“知”则被名词化而参与了其他规范的组合。“仁”则是《论语》的一个重要概念，基本含义可以归结为“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三达德”将知仁勇组合在一起，“知”体现了对事物的理解，“仁”体现了这种行为的人性本质，是一种爱，“勇”则代表了一股有待勃发的气，一种人生的动力。应当说将这三种德性组合在一起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实孔子也有将它们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设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不过孔子只是将它们进行了松散的联系，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体系。

孔子说了许多的概念，有伦理的、生活的、政治的、哲学的等等，但这些范畴都是以个别的形态出现的，仁就是仁，礼就是礼，政就是政，它们之间可能有逻辑上的相干或组合，但这些范畴并没有归类，就是那么几十个概念而已。按照这样的观点，其实我们在解读《论语》的时候并不应当从仁、义、礼…这样的顺序开始，最合理的方法是，我们应当将这几十个概念列出，按笔划或拼音顺序排列，然后进行一个一个的解读，这样才符合孔子的原意。现在按仁义礼知信的顺序，其实已经受了后人的影响了。我们应当先将这几十个概念逐一分析好，这就是孔子的观点。然后将“仁义礼知信”拿出来合成一组，这就是“五常”，将“礼义廉耻”取出合成一组，这就是“四维”，将“知仁勇”拿出来合成一组，这就是“三达德”，此外还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只要讲得出道理就是一个伦理组合。打个比方，孔子的范畴就好比是开了家中药店，每一个小盒子里就放了一个范畴，从几个盒子中拿出药材可以按药方组合成一剂针对某种疾病的药，从每一个范畴的盒子中拿出一个范畴也可以组合成一个范畴的组合。或者是说孔子的几十个范畴就像是几十个化学元素，然后用一个周期律将它们进行分类，这个“哲学周期率”就是《中庸》，因为《中庸》是最早对孔子的概念范畴进行归类组合的著作之一，因为最早进行这一工作的还有一本《大学》。《中庸》着眼于基本伦理范畴，而《大学》则从社会范畴进行的。

《中庸》作者为孔伋，《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孔伋（前483年－前402年），字子思，孔子嫡孙。生于东周敬王三十七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终年八十二岁，战国初期鲁国人，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与《论语》不同之处在于，《论语》针对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事实概括出一个伦理的规范，它是专门针对行为的，针对实际事情的，是以生活为素材的创造，而《中庸》是以《论语》为素材的创造，是一种对基本概念的二次创造。它将《论语》中提出的各种范畴进行组合，犹如将药材组合成了针对疾病的药剂。生活是复杂的，生活中的事情并不是单一的伦理规范就能解决的，往往要有多种规则共同作用。我们做一件事，先要从事实上认识它，再要分析从价值上认识它，看看它对人的价值如何，还要有做这事的勇气，这就形成了“三达德”。同样与“三达德”一起出现的所谓“五达道”也是如此。所以有了《中庸》，就将《论语》的事实判断提高了一个价值层次，可以说儒学就是以孔子的言论为出发点，通过《中庸》而发端的。

将孔子的言论进行组合产生出新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形成了一种延绵二千年的儒学。就以上面分析过的几个概念组合来说，“五常”是基本的为人规范，“四维”重在个人的修身，“三达德”则是做事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