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念头的往往是无知者无畏                               

        刚来美国时是2011年8月，那个时候微博最流行，微信还不流行，MSN还没有从中国市场上退出。 在这之前而我有很长时间不知道孤独为何物。

        俗世的快乐和痛苦，遮蔽了深度追求的可能。周围有人爱的时候，往往在俗事中感觉到触手可及的快乐。

       老公喜欢带我去各种犄角旮旯的餐馆去吃饭。当时还在《新京报》的美食记者小宽胖出了一本小书——《100元带你吃遍北京》，文字温暖筋道，不但写出了食物的质感，也写出里面饱含的北京饮食文化。潘家园的京东肉饼，小胡同里的云南菜，后海好吃的炸酱面都榜上有名。我拿着这本小书，觉得原来不起眼的小饭馆，也有很多值得探究的故事。北京炸酱面也可以很诗意。

       我和老公决定按着这本书的顺序把书里的餐馆吃一遍。每个周末去一家小餐馆。花几十元吃个东来顺火锅，或者直奔潘家园吃厚实多汁的肉饼。最好玩的是，老公后来决定每一次结账之后，都让厨师在书里的那一页签个字或者盖个发票章，以作“我们已经吃过这家”的纪念。后来翻看这本彩印书时，我习惯哗啦啦的从左到右翻一遍，一些不同颜色的章和厨师潦草的签字会依次露出来。特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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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最喜欢去的还是北京味十足的西四大街，在熙熙攘攘的大街里去吃有着绿色招牌的“华天小吃”，每一次那橘红色的肉是需要自己端的。人们把那肉用脏兮兮的托盘端上了桌之后，他会熟练地用筷子顺时针搅动一次，然后挑上一绺往嘴里一塞，习惯性地说，“真好吃！” 每一次他都会重复说同样的话，“那个戴眼镜的服务员，我小时候她就在这儿了。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看了看站在柜台后面的蓝色制服阿姨，典型的北京大妈，眼神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吝神情。就连结账时也是那种“你爱来不来”的经典表情。不怎么和你说话，就是横横地直接给你找钱。我们在简陋的餐馆吃完饭之后走到大街上。而那儿还有现在北京城不多见的公共电话亭。

        有一次，刚刚吃完饭，我们牵着手走在去对面停车场取车的路上。忽然之间，他撇开我的手快步向脏了吧唧的电话亭走去，一时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他走到电话亭边上，摘下电话听筒，犹如一位青春少女般娇嗔地说，“猪，臭猪，你是猪，干嘛不接电话啊！” 我刚开始被这一幕弄的瞠目结舌，后来反映过来之后，我立刻蹲在地上哈哈大笑。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首歌《勇气》里MTV的结尾， 我记得当天笑到站不起来，最后被拖起来之后走路走得跌跌撞撞，路人以为遇到了两个疯子。

     再后来，这个场景成为了我们的保留曲目。每次去西四从烟雾缭绕的小餐馆里走出来，他必然要演一遍这个节目。而我，每次都是还没有等他走到电话亭，就开始咯咯大笑，每次都笑到眼泪流出来。

      结婚之前，我住北京东三环自己买的一个60平米的小户型里。虽然房子的朝向不太好，上午的时候没有阳光，但是我很喜欢在这里，我买了宜家的橘色花布沙发和很贵的靠垫。希望那个颜色就象自己发射的太阳光一样温暖。我经常接待一下朋友。失恋的女友也时常披头散发地跑来找我。有时候我对朋友说，“中午没事来找我吃饭吧，我给你做咖喱牛肉。” 朋友满心欢喜地真的来了。看见我正在用一个浅浅的不锈钢锅煮水，刚刚欲开未开的样子。“咖喱牛肉呢？”朋友高高兴兴地问。“这儿”，我转身从厨房台子上漫不经心地拿出一个铝制的小包装袋，锡纸袋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咖喱牛肉。朋友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原来这是速冻方便食品真空包装咖喱系列。我面容坚定地将铝袋子直接扔进锅里。

    那个时候，女友持续失恋，我也偶尔冷战。 我们故意把生活过成了连续剧。 我们穿着睡衣，少年不识愁滋味地在床上一起骂人。 偶然买薄荷味道的女士香烟，在痛苦到一定程度地时候就点上一根，吞云吐雾。最疯狂地时候，我穿越五环去看望失恋的女友，把一条全新的、缀满红心的小内裤送给她，说这就是我们战胜苦难的信物。

         我在轻喜剧中自娱自乐，像一个小女生一样成为朋友圈里的谈资。当然，我也把生活中的忧郁深深地掩藏在心中，母亲早在2002年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无论外在表现地如何快乐，我的青春期早在2002年就已经结束了。可能没有人真正理解那种感受， 它本身在生命里太过沉重，太过黑暗，它就像你生活中的一个隐秘的黑洞，吸走了生活里所有的荣光。在那个角落里，似乎有关于自己生老病死的种种预演。这些命题对于一个年轻人，实在是太深刻了，但我接受了她成为了我青春年少的一部分。人在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怎么面对痛苦，唯一面对这种惊恐事件的方式，就是哭泣。在黑夜里，我的泪水会突然袭来，无助和痛苦会像洪水一般肆意漫延，我会经常抱着被子，声音响彻了房间。后来，我慢慢变得成熟和适应了，每个月都会带着妈妈到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整整9年。

         这并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是这是你的命数。 妈妈的诊断证明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变得比所有的同龄人都成熟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内心开始变得苍老。这几乎不可安慰。 因此，自20出头我已经成为医院的常客, 对协和医院的各个机关了如指掌，对各个科室的检查轻车熟路。对于复杂的医疗流程成竹在胸。在协和医院的电子化还并不发达的时候，整个看病的过程需要和残败的医疗系统斗智斗勇。那个时候协和医院没有电子分诊系统，在医院排号都是人肉相拼， 谁能先看到病需要提早很久在大厅等待 。只要时刻一到，护士就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接过病历本，然后用红色的马克笔在上面标注上一个阿拉伯数字，还要在数字外面画上一个圆圈。这个过程叫做分诊，其情景堪比在拥挤的菜市场人们正在疯狂地采购，人们凭借这个数字去诊室门口排队。 但是，这根本不足以解决看病的秩序问题，想要加号的病人比比皆是。一个没号的人往往是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死死苦等。一有病人出来，病人就像蝗虫一般地涌了上去。

       正是因为人生有了很多羁绊，胸无大志和责任抵身，可以做为人生不前进的两种借口。这也是我在工作的最初几年，把留学梦想搁置的原因。 我一不聪明、二有责任、目前的工作又光鲜稳定。真的没有什么理由，让我打破目前的状态了。我想，就让我在日常俗务里沉沦下去吧。

        后来我知道，人的命运不同，去做什么，梦想在什么时候复苏，也许时机并不一样。《世界因你不同》的写作，就是我的那个机会。我的梦想，莺飞草长。2009年，我开始尝试写破碎的英文，用英文查美国历史。用心去探触大洋彼岸的故事。我听着田纳西橡树岭高中的故事，仿佛置身于美国南部的阳光之中。我听着加州硅谷山景城创业的故事，心里描绘着小飞侠们一起工作的其乐融融。微软的办公室政治也精彩绝伦，西雅图夜未眠一般的的画面在我头脑里闪现。我花了一个月书写一场诉讼， 写美国律师之间的凶狠斗争，写公司政治到了最后阶段的丑陋残暴。但是，我对那片土地传来的每一个信息感觉到新鲜。性感的文字让我越写越着迷，一种想去那片土地，想去真实地体验一切的心情无法遏制地涌上了心头。那是一种强大到自己都觉得无法相信的推动力，大到每一个深夜，我都可以拥抱着托福听力入睡。每一个夜晚，我不幸睡着，而MP3的耳机线在我的身下缠成了烂麻花。这是一场改变身心的革命。

        后来我主持了新书发布会的一个片段， 徐小平老师把现场所有的的人逗的哈哈大笑。当发布会一结束，我的耳边呼啦啦地响起一阵旋风，观众们倾巢出动集中向我的左侧那个人。本来很安静的会场出现了骚动。相机啪啦啪啦的响着，我第一次感觉到眼睛对于闪光灯有了反应。大片大片的黄色阴影在我面前浮动了起来。

        如果那些时刻只是人生的泡沫， 有关的青春的梦想此时早已灼热，我变成了一个不顾一切的、疯狂的人。一个屡败屡战，但是依然斗志昂扬的人。 以至于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说，我有一种范进中举的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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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特别的热，似乎要把你仅有的感觉——寂寞也给烤干了。

       刚刚降落到肯尼迪机场的时候有两个男孩来接我，是哥大的博士生。为了适应环境，我提前一个月来到了纽约。 男孩把我送到临时租住的房间。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学生宿舍，门口是一个面无表情的黑人看门。我打开位于纽约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公寓门，房间门黑洞洞的，一股阴冷的潮气向我全身袭来，一张单人床只有床垫没有床单，光秃秃的。床的对面有一张小小的书桌。局促地放着一些书。两个高大的男孩把行李推到地上，看了一眼房间说，脱口而出“真不错！”我从心底升腾起一种惊诧。“这叫不错？” 这就是我花900美元租的临时住所，竟然堪比一间囚室。

       我仿佛才刚刚醒过来。真正的美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翻出从丽江买的印染大床单想铺上。但是床单太大了，我折叠了一下，勉强铺好。坐在床垫上，一片寂静。整个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却在墙的上方。开口小小的，让房间里充满暗暗的感觉。这里如同监狱。天暗暗地，有些阴冷，我此时身体一动不动，思维却在汹涌运转。我想起了《100元吃遍北京》，我想起了咖喱牛肉，我想起了和父母、先生、姐姐在机场的告别的场面。我不敢在父母面前说任何感性的话，我甚至没有勇气和姐姐说一声，真抱歉，我就把妈妈扔给你了。我什么都不敢说，眼泪却哗啦啦啦地开往往下流。孤独尚可忍受，自责无处可逃。

      如果说备考申请让我变成了一辆战车，我第一次好像停了下来，在阴冷的房子里，我看着窗口，我想了想，我这是何苦呢？

      那一个月，我常常写下这样的文字：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哪里都没去，在家一直开着听力，直到恶心以至于很罪恶地吃了四块油炸鸡翅配薯条。来到这里，如同陷入一场不知结果的爱情，有时想象它会带给你惊喜带给你无以伦比的快乐。但是实际情况又是无法掌控的绝望想立即出逃。这个城市让我感觉到心跳，又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脆弱。如同那首歌：如同天堂和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