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可助“中国制造”走出困局

赵 伟(浙江大学)

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与常人的理解多半是相反的，里根当总统之前有人说减税可增加政府税收，没几个人相信！时下我要说，人民币升值可助“中国制造”走出困局，相信也不会有几个人赞同的！

“中国制造”或在滑入空前的困局之中，支持这个判断的依据可以列出一打。不要说体制改革滞后与垄断强化引出的深层隐患，单是浅层的问题就不少，其中三个最为明显而紧迫：一个是面向出口行业的利润越来越薄，做外贸的似乎都在喊生意越来越难做。另一个是民营小企业普遍吃紧，连专为小企业提供电子商务平台的阿里巴巴显然也感受到了压力，新近宣布的私有化“撤市”与闭门“修炼”计划，就明确地将原因与国内中小企业不景气联系在一起。第三个是非公投资者普遍反映找不到好的项目，做实业的兴趣在下降。与此同时，还存在外资与民資外流的迹象，确有一些外企一边在缩小中国制造的规模，一边在对周边欠发达国家增加投资。

一提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各方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把气撒向一个地方，这便是人民币升值。从做外贸生意的中介商人到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业老板，从沿海外向度较高的区域政府到外贸主管官员，谁提升值就跟谁急。反对升值的逻辑或推论也不约而同地一致：汇率升值导致着中国制品出口成本的上升，企业利润的减少，进而市场的萎缩，有论者甚至断言，再升值将引发外资大撤离！

然而若做点深入分析，便会发现这种推断很难成立。能够成立的逻辑与事实恰恰相反，升值或可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摆脱目前的困局。何以见得？这得先从中国制造的困局成因谈起。客观地来看，中国制造目前面对且正在扩大的困局，并非人民币升值引出的，而反映了一个无情的现实，中国在某些低端产品制造方面曾经拥有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新的优势迟迟不见形成。丧失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业以往赖以扩张的关键要素与条件的逆转。我们知道，我国制造业以往赖以快速扩张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以往引进外资所仰仗的，主要是"三廉价要素"，分别为廉价劳工、廉价土地和“廉价环境”。直到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从沿海到内地，各地引进外资与发展制造业主要靠了这三廉价要素。其中地价在地区间由外资而内资的激烈争夺中一降再降，有些地区一度盛行"零地价"竞争，给外资几乎无偿批地。廉价环境的直接见证，是外资与加工贸易越多的地区，环境破坏越是严重。乃至时至今日，环境灾难依然在频频上演。至于劳动力，原本就很便宜，经过有些地区官商协同的操控，居然给长期维持了下去，10多年间只见物价涨而不见工资怎么加！这一切都在此次金融危机前后开始打住。先是房价暴涨抬高了地价与拆迁成本，接着是从《东京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鼓起的全民环境意识的骤然升温，最后是富士康给员工跳楼逼出的带头加薪。诸此都在终结“三廉价”要素时代。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原本依赖廉价要素扩张的行业与企业的日子自然日感难过，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了。就这个视点来看，此类企业与投资撤离中国，既是大势所趋，也不是为一种劣汰，继续留在中国祸害才是大众的不幸！

就目前的态势来分析，工资以及宽泛的“用工成本”的快速上涨比别的两个要素约束来得要快些，而用工成本上涨过速对于中国已经形成的面向出口产业比较优势的削弱，远大于别的两个要素。原因在于，以往多年中国引进的外企产业尤其是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多半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密型产业。劳动成本的快速上升，对此类行业伤害最大。

接下去就劳动市场自身的情形来看，导致市场逆转的变局同时来自供求两个方面。在需求一边，低附加值劳密型产业规模过大且未能适时升级淘汰，产生了对低端劳工的扩张性需求。在供给一边，随着“计生”一代劳工成为劳动市场主力军，劳动供给增速下降，“自愿失业者”增加。由此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天平向劳工一方的倾斜，因而导致了工资与劳工成本的上升。在这同时，政府适时的强化劳动者福利与保障的制度建设，则加速了这个逆转。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原本应转换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制造业本应及早舍弃附加值接近零的行业，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搅乱了刚刚露头的调整，刺激政策则推动了低端产业的进一步扩张，结果不仅拉大了劳动力市场已经露头的供求缺口，而且推动了物价的全面上涨，而上涨的物价尤其是房价，反过来加大了劳动工资上涨的压力。

这就是说，导致目前中国制造困局的主要因素，是原有比较优势的丧失。成本一边来看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是劳动成本的上升，外加"招工难"，而并非人民币汇率升值。如果设想汇率一直维持在“8元时代”，此类低端制造业继续扩张，则劳动力供求缺口还要大！

非常清楚，要摆脱正在抽紧的困局，短期出路是治理通胀与继续抑制房价，长期出路则在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下决心淘汰一批附加值过低的劳密型产业，外加环境成本大的行业，而騰出资源以扩张较高附加值的产业。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儿要做起来则难上加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多年形成的区域竞争格局下，各地方政府出于区域利益考虑，都想铺摊子而没几个愿意收缩。即便沿海淘汰了，内地则会立马“承接”而去，并把那些沿海腾出的劳动力“锁在”本地。

我以为，解决这个悖论的突破口之一是积极的货币升值。升值将同时从产出需求与投入供给方面发挥积极效应，以“有限震荡”的方式促成全国范围的制造业优胜劣汰，实现转型升级。产出需求一边，升值犹如一次全国性企业的“卡特尔”行动，导致所有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出口数量减少，从而逼迫那些微利企业及早关张。从投入一边来看，升值将降低进口能源、原材料尤其是进口设备与专利技术的价格，从而助国内企业技术升级。升值可望带来的另一重好处，则是改善国内产品与要素市场供求态势，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抑制物价。而物价下跌则有助于缓解工资上升的压力。经济学早就揭示，劳动者生活成本决定着工资水平，这也是著名的“李嘉图铁的定律”的要义。

（2012-2月10日草于吉隆坡，24日改于杭州）

部分载《浙江日报》2012-2-28第10版（责任编辑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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