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的福利效应

——经济理论的无用之用（之二）

赵 伟 （浙江大学）

近期去日本参加一学术会，顺道去了大阪、神户等关西几座城市，走了一些地儿，邂逅数位日本经济学人，包括几位旅日中国学人，谈及日本经济现状，多半有种“共识”：实际状况比统计数据要好的多。我的印象也如此。这里说的“实际状况”，大家心知肚明地是指国民福利。但这个福利一般没法直接观察，直接可观察到的显性指标，当首推国民“痛苦指数”，就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加总。若按照这个指数去判断，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目前的国民“痛苦指数”不是最低也当居末尾，因为其失业率依然位居“三大”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之末，但其消费者物价指数亦即通胀率，多半时间依然是负的，且与“前危机”时段相比没什么上升！

论及日本经济与国民福利，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日元汇率的变化，这方面的一个猜想是：日本近年名义GDP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多半靠了日元升值而非实际产出。这个说法自然有待数据分析去证明，但其引出的问题是日元升值对于日本经济的实际效应，尤其是贸易福利效应。我的推论是，日元升值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压低了进口品的价格，因而抑制了日本国内的物价，另一方面则提升了日本出口货的价格因而厂商收益。下降的进口价与上升的出口价则使本国消费者和生产者同时得利，用经济学的“行话”说，就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剩余”同时增加了。

这个推论自然与主流经济学之贸易理论推论相悖。按照标准的新古典贸易分析框架推断，一种商品的进口价下跌虽然会增加消费者的剩余，但却会减少生产者剩余，因为分割这两种福利的重要机制是价格。某种进口品的价格下降会使该种产品的国内生产者的价格也跟着下降，因而减少其剩余。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个理论是基于许多假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假定，是说同一类进口货与国产货之间在品质上是无差异的，因而彼此是可以完全替代的。然而现实世界几乎不存在这种完全替代的现象。现实世界一国进口品和国产品大多数是不可完全替代的。日本的情形恰恰如此。略微看看近年日本对外贸易统计，至少会发现两个结构性特点：一个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东亚，其中中国（两岸四地）、韩国最重要，东盟其次。日本与东亚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它自东亚贸易伙伴国的进口货品，多半都属于国内已经减少甚至停止了生产的低制造附加值环节的产品，这些产品多半由日本企业设计并控制着品牌及附加值较大的环节，而由境外“外包”企业所产。此类产品与其国内制造品替代性很差。其价格因汇率上升而下降，并不会挤占国内厂商已有市场，只会给消费者增加福利。另一个是，最大的贸易流尤其是“出口流”（export flow）由中间产品构成。其中进口一边能源与资源密集型产品最多，一次能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大地震引发核电危机后这种状态更甚。而出口方面，中间制造品也最多，其中汽车与电子制造业最典型，一大半产品是将中间品输往海外组装的。由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循环累积”效应，上述产品的进出口弹性都很小。就其与东亚贸易伙伴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来分析，就足以证明。就日本进口一边来看，其自中国进口的大宗是消费品，中国厂商供给的价格弹性很小，日元再升值，再不怎么赚钱都得出口。而就中国进口一边来看，所需日本产品大宗为高端中间制品与高档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也很小，日元升值引出日本出口货或中国自日本进口货价格再上升，不会减少对其出口需求的。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即便在日-美与日-欧之间的贸易，进出口供求的价格弹性也很小，这后面深层的原因，是近些年形成的产业沿着价值链分工的空间集聚，外加中间产品贸易的兴盛。这一点将在别处展开，此处不拟赘述。这里我要说的是，日本的例子对于中国有何启示？既然日本可以假日元汇率效应分割较多的国际贸易福利，那我们自己可否如法炮制呢？还有，人民币升值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绝对的坏事？“激进式”一步到位的升值是否就比渐进式升值害处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基于变化了的“经济世界”来分析判断，分析自然要借助理论，但必须对基于以往以及逝去的现实提出的理论进行修正。我曾在别处写过，任何经济理论都基于现实提出，但任何经济理论一经提出，它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多半已经逝去了，若死扣理论，无异于死抱住那些基于已经逝去的现实在发议论！

（2011年12月14日思于日本神户，25日写于杭州）

部分载《经济参考报·名家论坛》201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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