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起，开始涉猎近现代书画，关注最多的就是郑孝胥，近日又有几件精品入藏。(题图为三惜草堂藏品：郑孝胥“自作诗五尺对屏” 尺寸：47cm×146cm×2)

   （三惜草堂藏品：郑孝胥“文心雕龙 时序” 尺寸：47cm×103cm）

晚清开始，从对法帖的追学改至碑学的研究，从邓石如开创碑学的新境界后，又有包世臣和康有为的摇旗呐喊，晚清的士大夫和文人多崇碑学。郑孝胥习字，初以帖学入手，三十岁左右开始钟情于前辈书家钱南园、何绍基的颜体字，之后数年又上追唐宋诸家，但几无太大变化。中年以后遂转向周秦两汉诸碑，深得《始平公》、《杨大眼》、《石门铭》、《痤鹤铭》等北碑雄风，又饱受张裕釗笔意的影响，书风开始大变。郑孝胥的书法，以行、楷为优，根基是顏鲁公、苏东坡、黄山谷诸家，中年后又加入秦汉及六朝碑体的雄强，其笔力坚挺清刚，精悍而不失松秀之气。就其字形与用笔具体说来，其横画往往尖下笔，肩转折返处又常常夸张重顿，且另起笔於竖弯鉤，撇捺咨意开张，字形结构则“上敛下肆”，开创了潇洒俊逸、凌厉干练的郑氏体例。

      (三惜草堂藏品：郑孝胥“知足 能闲联” 尺寸：36cm×146cm×2)

    对于郑孝胥的书法艺术，有记载的著录极为罕见。陈濑一所著 《记郑孝胥》中写到：“书者，神、气、骨、肉、血缺一不可，全则上品。孝胥能书，气足露骨，晚年忽变瘦体，有时率意漫涂，惯作斜行，而笔画不整。世震其名，争宝之。”《郑逸梅选集》中评价其“楷书早岁习颜鲁公，后兼习唐宋诸家，沉重处雅近朱晦庵。既而偏重魏汉，独宗漆简，其气息乃益古”。 在1930年沙孟海发表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曾赞其作“笔力很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濬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婿了。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於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郑孝胥的字风骨健朗，字形笔画瘦硬灵逸，精练洒脱，曾影响了海内外的一代人。郑孝胥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年（1894）在日本任中国驻日领事，许多日本人对郑孝胥的书法赞赏有加。许多名公大佬、文人墨客慕名向其求学求字，以至于他回国后，仍有人拿着他的日本友人的名刺（介绍信）来中国向其求字。在书学理论方面，他明确提出“贬黜馆阁书体”、“卑视晋唐格辙”，认为“师古不可盲从”，主张自我创造。将传统美学的取向，衍化到具体的书法实践。虽然没有康有为的书法理论学说反响强烈，但对他的追随者还是起到了宣扬鼓励作用。其挚友张国威为其撰《海藏书法抉微》，保存了珍贵的书法资料，对研究郑体书法极为珍贵。其弟子中颇多中外名人，如曹聚仁、徐志摩、林语堂等，也都影响巨大。

  （三惜草堂藏品：郑孝胥“五尺条幅述书赋” 尺寸：40cm×144cm）

关于郑孝胥海上鬻字，民间轶闻颇多。他在辞官寓居上海的那段时间，一边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一边为络驿不绝前来求字者写字。其作品在当时的价格是非常高的，写一个墓志的润笔是一百金，可见其书法名气之大，价格之高。1923年后而更加节节攀升，而因其不再将其字轻易示人，因而变成有钱也不一定能求得到的奇货了。郑孝胥为交通银行题字，收润笔四千两银子；1915年刊印的初版《词源》请他题字，他收润笔费五百两白银；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只５个字，即索银每字两千两。尽管已经写好了，可是由于商务印书馆要求其在题款时，应注明题于“民国某某年”，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大清遗臣。他当场将墨宝付之一炬，一万两白银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可他并不在乎。

     （三惜草堂藏品：郑孝胥“庄子 天运” 尺寸：36cm×134cm）

郑孝胥的书法在清末已经成为时人搜求的对象，价值在当时已经很高。辛亥革命后，清廷垮台，对于许多遗老来说，宛如天崩地陷，失去优厚的俸禄，顿有生计之忧。然而此时的郑孝胥，观花赏月，诗酒酬酢，活得何等潇洒，其原因就在于手中那管大号狼毫。当年他在日本时对朋友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出他的真实心态：“我辈今所冀者惟三等耳：有权在手，上也；有饭可吃，中也；有名可传，下也。无权无饭，名又难传，不亦苦哉。”“多才多欲”的郑孝胥，却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脱离社会潮流，最终投靠日本侵略者，将自己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郑孝胥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安排人们去走，或者是人们自己去选择，而郑孝胥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悲剧，对其书法艺术的传扬起了很大的副作用。

                      2013年10月29日于三惜草堂

    (三惜草堂藏品：郑孝胥“规模 肝胆联” 尺寸：34cm×136cm×2)
 (三惜草堂藏品：郑孝胥“五尺王逸少 桓君山联” 尺寸：38cm×145c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