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稼生先生认识是1984年的一个秋夜。

当时，我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文学青年，不懂而自以为懂的写小说。记得那时稼生先生家就住在我家楼后的“国际楼”上，我便拿着自己写的小说登门讨教，他一字一句认真看了，很欣赏我的文笔，夸我的构思，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由此，我俩便熟悉了。但由于年龄相差30多岁，论来往并不紧密。

期间，我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有一篇《归》先后被河南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改编，并因此被到舞钢市委宣传部工作。年轻自然容易脑袋膨胀，特别是很快被提拔为新闻科长后，自以为了不起了，便不把小城的文人夹在眼里。起初，稼生先生在文化馆专职从事写作，后调至文联成为专业作家。由于同在一层楼办公，楼梯或楼道里常与他碰面，往往是他主动与我打招呼，我则不冷不热。再尔后，组建《舞钢晚报》，稼生先生和我同为副总编辑，他负责副刊，我负责新闻，虽同属一个班子，可并未十分亲密。

那几年，从稼生先生的角度讲，正是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的创造高峰期，总有散文发表，甚至远发在台湾的《联合报》副刊。记得有一次进山，有人指着一个草屋说这就是杨稼生住过许多年的家。忽然间，我仿佛才明白，他的散文为什么总透着泥土的气息。后来，接触了他的儿子和女儿，从他们嘴里了解了稼生先生的一些苦难往事，特别是得知他平反时提笔忘字，不得不查阅《新华字典》之后，内心顿生敬佩。只可惜，1993年我离开了舞钢，从此搁笔，深埋了自己的文学梦想。

今晚，曾一同在《舞钢晚报》工作现任舞钢市文联主席的惠敏，打电话说他们为稼生先生出了一本《两岸书》，记载了稼生与痖弦（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两位先生的多年书信。掰着指头一算，稼生先生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一时间，顿然觉得光阴似箭。人这一辈子是写不了多少字的，能写一辈子字者怕是更少。稼生先生年轻时因写字被错划“右派”，当了二十多年农民，平反后继续写字，天天写字，年年写字，似乎是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与苦难的岁月赛跑。虽然他现在已是河南文坛数一数二的散文家，但我想，他一定是不想成为什么家，只是要拥有写字的权利罢了！

所以，我对惠敏说，舞钢太硬（钢铁基地），整个城市在向文化旅游转移的过程里，太需要软的东西了。具体到“软”，稼生先生就是一个文化品牌。从这个角度讲，仅仅出版《两地书》是不够的。是舞钢秀美的山水给予稼生先生灵感，是那里淳朴的民风孕育他成熟，稼生先生的散文无不透露着移民城市的包容。所以，我建议他们拍摄《山城散文家——杨稼生》电视纪录片，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宣传稼生先生，其实，也是宣传舞钢。

苦难是宝贵的财富，但谁又愿意经受苦难呢？又有几人真正能够从苦难中走出来、站起来呢？稼生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永远是瘦弱的，犹如一匹被困于荒山野岭的老马。但他给我感觉又是极平和的，如老马识途，无一声嘶鸣，只是默默地归来，象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含泪看着家乡的灯火。那不停的笔是他始终高举的火把，不求照亮所有人的路，只是照在自己的脚下，好坚实走完自己的人生。

细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如此举一个火把，这世界还有黑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