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在文言旧邦关于实验句式的讨论
(2014-01-12 22:39:37)| 分类： 诗词论稿 |
小金：
（在恨比春深《咏怀》主题帖下，因“生命或读书”句而发）正好请教一下恨比春深老师：XX或XX、XX之XX，这样的不完整（无谓语）句，是有古例的呢？还是文言实验的一种突破？过去看见嘘堂或仿嘘堂的作品中用得较多。前几天在一首叫《地铁行》的古体里看见一上来就连着四个，后面接着的几个可以看作是倒装，就不算了。五言中经常有上下两句连起来组成一个完整句的。另外中文诗里逻辑主语经常省略（这给英译汉诗带来一定的困难），这是普遍的。英文的语法比中文严一些，没有动词不成句。
黄金颊：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帝高阳之苗裔兮”。及“自由之白日，秘密我已悉”“飞翔在棘丛，隐秘之公社”（嘘堂），个人感觉意义更在于语序重组带来的“类强调句式”效果和节奏感。
“鸡声茅店月”“枯藤老树昏鸦”。及“灼喉之铁腥，射目之地气。巨灵之触手，微生之总汇”（天台），则用“之”来调适音、义容量的扩大。
“生命或读书”“革命或隐居”。按我理解，此“或”是副词而非连词（恨按：后改为“连词”），“革命或（以）隐居（之方式进行）”。
江西派诗中已大量学习古文句法，小金兄所言，在我看来是文言实验于白话语境中的类似延续。
“鸡声茅店月”“枯藤老树昏鸦”。及“灼喉之铁腥，射目之地气。巨灵之触手，微生之总汇”（天台），则用“之”来调适音、义容量的扩大。
“生命或读书”“革命或隐居”。按我理解，此“或”是副词而非连词（恨按：后改为“连词”），“革命或（以）隐居（之方式进行）”。
江西派诗中已大量学习古文句法，小金兄所言，在我看来是文言实验于白话语境中的类似延续。
恨比春深：
小金兄请勿客气。
一、之字若不做动词，就俺目前所见，至少在有唐以前是没有“XX或XX（生命或读书）”、“XX之XX（自由之白日）”这种句式的。兄谓之不完整句，王力先生则作不完全句。类似的句式有：“双阙百余尺”，“今日良宴会”，“仙人王子乔”。
二、“自由之白日”，前后两个名词组，前为后之定语，古人一定会写成“仙人王子乔”这样。而“革命或隐居”，也是前后两个名词组，平行同位。但俺的理解与黄兄不同，俺认为毋宁将“或”作动词“或是”解，“（当下）革命（于我）也许（只能）是隐居”，这是直接的句式结构。但这与黄兄所言并无根本矛盾，“革命或（以）隐居（之方式进行）”，是就其义。两者乃表里关系。
三、试着研究这两种句式的发生与存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先说发生。
“自由之白日”的发生，俺认为，其因在古散文，其缘在今白话。“XX之XX”，显然不是诗的句式，在诗中古人是作“双阙百余尺”，“今日良宴会”，“仙人王子乔”的。而这于古散文中在在皆是，毋庸赘言。此其因。但是，从“XX之XX”到“自由之白日”，又有白话的影响际会其中。五古是以单音节词为句式和节奏基础的，单音节词在每句五个字的空间里可以较为便宜地实现腾挪跳转。而“自由”、“白日”两个双音节词，缩小了这种空间。残余的、不够腾转空间只能简单地用类似“之”这样的词填补。或曰，“自由”、“白日”也并非今言，古已有之。但，作者使之承载的意义是古所未有的，更多的连脐于西学。于是，毋宁说这是两个现代词汇。此其缘。
“革命或隐居”、“生命或读书”的发生，相对没那么复杂。试将“或”置换为“惟”，词性相同，一作也许是，一作只能是，只有判断程度的不同，没有根本的区别。
再说存在。
“自由之白日”及“革命或隐居”/“生命或读书”两种句式的存在意义，一、根源于故国之文言，二、容纳时代之文明，三、诚如黄兄所言，“语序重组带来的‘类强调句式’效果和节奏感”，“来调适音、义容量的扩大”。
另及。
二、“自由之白日”，前后两个名词组，前为后之定语，古人一定会写成“仙人王子乔”这样。而“革命或隐居”，也是前后两个名词组，平行同位。但俺的理解与黄兄不同，俺认为毋宁将“或”作动词“或是”解，“（当下）革命（于我）也许（只能）是隐居”，这是直接的句式结构。但这与黄兄所言并无根本矛盾，“革命或（以）隐居（之方式进行）”，是就其义。两者乃表里关系。
三、试着研究这两种句式的发生与存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先说发生。
“自由之白日”的发生，俺认为，其因在古散文，其缘在今白话。“XX之XX”，显然不是诗的句式，在诗中古人是作“双阙百余尺”，“今日良宴会”，“仙人王子乔”的。而这于古散文中在在皆是，毋庸赘言。此其因。但是，从“XX之XX”到“自由之白日”，又有白话的影响际会其中。五古是以单音节词为句式和节奏基础的，单音节词在每句五个字的空间里可以较为便宜地实现腾挪跳转。而“自由”、“白日”两个双音节词，缩小了这种空间。残余的、不够腾转空间只能简单地用类似“之”这样的词填补。或曰，“自由”、“白日”也并非今言，古已有之。但，作者使之承载的意义是古所未有的，更多的连脐于西学。于是，毋宁说这是两个现代词汇。此其缘。
“革命或隐居”、“生命或读书”的发生，相对没那么复杂。试将“或”置换为“惟”，词性相同，一作也许是，一作只能是，只有判断程度的不同，没有根本的区别。
再说存在。
“自由之白日”及“革命或隐居”/“生命或读书”两种句式的存在意义，一、根源于故国之文言，二、容纳时代之文明，三、诚如黄兄所言，“语序重组带来的‘类强调句式’效果和节奏感”，“来调适音、义容量的扩大”。
另及。
在中国文言诗中，主语、谓语的省略，是为了实现其节奏、结构、跳跃及比兴（此处不展开），而翻译成英文时却需要把这些省略的东西补充上来，一则文本解读、传达上有难度，二则味道失之太半。所以，西诗骨子里与白话诗是一个族谱的。白话诗在吾国，早期主谓齐全，而跳跃性小，易乏美感；后来起了朦胧诗，大抵是以比兴、意识流等增加其跳跃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可惜俺没有时间）。
在俺看来，“自由之白日”，用“之”连接两个定语修饰关系本就明确的名词，实是减少了传统句法（仙人王子乔等）的跳跃性，根本上成了散文句法(当然，早期古散文与诗是同源的，但到了两汉魏晋，不可辩驳，两者确是分流了)。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俺并不支持这样的句式。但是，它在结构上的变化，多少调整了句子的节奏，容纳了新的信息，这才有了上述之“存在”价值。
小金：
在俺看来，“自由之白日”，用“之”连接两个定语修饰关系本就明确的名词，实是减少了传统句法（仙人王子乔等）的跳跃性，根本上成了散文句法(当然，早期古散文与诗是同源的，但到了两汉魏晋，不可辩驳，两者确是分流了)。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说，俺并不支持这样的句式。但是，它在结构上的变化，多少调整了句子的节奏，容纳了新的信息，这才有了上述之“存在”价值。
小金：
谢谢黄金颊！到诗里去抠语法，本来是有些无聊的。但有时想到翻译，或想到要有个说法，就不得不去钻一下牛角尖。我现在想一下，大约汉诗里的不完整句都能看作某些成分被省略。“羔羊之皮，素丝五紽”，可以理解成“羔羊的皮上，（有）素丝五紽”。“帝高阳之苗裔兮”，我小时候一直误解为“帝（是）高阳之苗裔”，后来看了注解才知道应为“（我是）帝高阳之苗裔”。
“自由之白日，秘密我已悉”，我现在觉得意思是完整的，只是有倒装；应理解为“我已知悉了关于自由的白日的秘密”。“飞翔在棘丛，隐秘之公社”则可理解为“隐秘的公社飞翔在棘丛之上”。
《地铁行》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倒装，可读为“铁腥灼喉，地气射目”，等等；另一种是干脆理解为省略了主谓语，可读为“地铁里有。。。。。”。汉诗里省略第一人称主语较多，省略第三人称主语较少。
“尘籍聊翻检，革命或隐居”，这省略较多，跳跃较大；或可理解为“我一边在翻检尘籍，一边在思考：究竟革命呢？仰或隐居？”我也怀疑作者是受了存在主义祖师爷基尔凯郭尔的名作《非此即彼》的书名的影响。
不知这样理解行不行？
“自由之白日，秘密我已悉”，我现在觉得意思是完整的，只是有倒装；应理解为“我已知悉了关于自由的白日的秘密”。“飞翔在棘丛，隐秘之公社”则可理解为“隐秘的公社飞翔在棘丛之上”。
《地铁行》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倒装，可读为“铁腥灼喉，地气射目”，等等；另一种是干脆理解为省略了主谓语，可读为“地铁里有。。。。。”。汉诗里省略第一人称主语较多，省略第三人称主语较少。
“尘籍聊翻检，革命或隐居”，这省略较多，跳跃较大；或可理解为“我一边在翻检尘籍，一边在思考：究竟革命呢？仰或隐居？”我也怀疑作者是受了存在主义祖师爷基尔凯郭尔的名作《非此即彼》的书名的影响。
不知这样理解行不行？
小金：
春深兄好！所论皆赞同。
五言空间很小，本来不便写较复杂的意思，但好处是两句合成一句比七言来得容易些。七言这样做容易显得缺少骨力。汉诗不论五言七言，每句中总要有所作为（动作、判断、形容等）才好，所举三句十九首句，“仙人王子乔”属同位语一类，句中没什么作为，偶一用之是可以的，但决不能多出现。其它两句还是有作为的，可视为省略了什么（按今人语法的要求）。“自由之白日”，本身作为不大，单看有些笨拙，但与其它句子相映衬，则反而显得醒目。这也许是作者的用意吧。另外就是现代生活中有很多不能拆散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确实很麻烦。：）
汉诗的跳跃性，以及西诗白话诗的关系，所见皆深透。
五言空间很小，本来不便写较复杂的意思，但好处是两句合成一句比七言来得容易些。七言这样做容易显得缺少骨力。汉诗不论五言七言，每句中总要有所作为（动作、判断、形容等）才好，所举三句十九首句，“仙人王子乔”属同位语一类，句中没什么作为，偶一用之是可以的，但决不能多出现。其它两句还是有作为的，可视为省略了什么（按今人语法的要求）。“自由之白日”，本身作为不大，单看有些笨拙，但与其它句子相映衬，则反而显得醒目。这也许是作者的用意吧。另外就是现代生活中有很多不能拆散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确实很麻烦。：）
汉诗的跳跃性，以及西诗白话诗的关系，所见皆深透。
嘘堂：
关于五言的“212”句式，记得多年前在诗公社有过一次小范围讨论，已涉及到单音词、双音词之辩析，比较深入，可惜现在找不见了。“212”结构本身很正常，不正常的只在中间是以一个虚字连缀，而非名词或动词，且这个五言句本身不能自足，须有上/下一句为补充。从西化的语法学上讲，它基本只是个句意本身不完整的状语从句或定语从句，或同性平行词组。
这种句式古代有没有俺不清楚，阅读记忆里大概是没有吧。俺第一次使用，是在2001年作的《异域诗人杂咏·勃洛克》一首的尾联中——“象征之理想，暴死于人民”。当时也有人以为有些怪异，但其时文言实验之帜未张，似乎也没有引起特别强烈的诘问。到后来“实验”影响渐大，这种句法遂也成了一种较显性的“标志”。其实俺自己后来对此是比较慎用的，句例主要集中在实验早期，如《古诗九首》、《空地》及，《独饮夜排挡》、《玛笃克》、《午寝》等。晚近偶尔也用，如“尘籍聊翻检，革命或隐居”、“酩酊默语者，升腾于地表”。
除了俺，响马早期一批重要实验作品中也颇用此式，如“夸张之城市，一切之重复。重复之一切，印象之永驻”、“收拾复冲突，失陷于语言”、“寂寞之歧舌，点湿了面庞”、“郁结之空气，颤栗出正弦”、“如儿臂探出，待僵之触角”、“钟声更回荡，新年之育孕”皆是显例。其出位的尺度比俺更大，或者说，在句法探索上走得比俺更远。其对当时写作风气的影响，大概也比俺更广。
所以这样写，在俺本无深意，只是表达之需要，觉得非如此不足以表意或表现。春深兄总结为三点（一、根源于故国之文言，二、容纳时代之文明，三、“语序重组带来的‘类强调句式’效果和节奏感”，“来调适音、义容量的扩大”），回过头看，俺觉得大抵都说在点子上。而从语言本身来说，如何处理当下语境中的大量双音词，令其安顿于古典的五言句法中而又不失现代性及陌生化效果，可以说是造成这种“出位”或怪异句式的一个重要内因。多年来，一直有论者谓“实验‘的名目可以不立，盖它与“创新”是一回事，而创新代代皆有。这种论调实际上源于其未能体察——或有意回避——古今语境之坎陷对当下文言写作所造成的严重困扰，对语符与意域之附生关系缺乏基本认识。至少，现在所讨论的“212”句式之出现，实有其不得已，是语境的突变/坎陷导致了这种语言表现上之冒险，否则其写作的诚实性将受到严肃的写作者的自我怀疑及否定。
再深一步说，亦可谓此句式之变异亦源自我人今日思维意识之变异。西方文化之植入与颠覆，现代后现代社会环境之熏习，使我人所思所感及所欲表达呈现者，往往较古人更错综，更游移，更尖厉，更碎片，更抽象，更歧指不定，而致传统语言结构/范式已不足以满足其需。例如俺的“尘籍聊翻检，革命或隐居”，革命与隐居固不是简单具体的动作指向，而是具有隐喻性的抽象生存状态，两个状态以一个不确定性的“或”字连缀，由此乃造成简劲而又漂浮的张力。如果不遵从写作时涌现出的现量手段，为适应传统句法而放弃这两个同性平行词组之对位反成，则表现效果恐怕要大打折扣。又如响马的“夸张之城市，一切之重复。重复之一切，印象之永驻。夸张之记忆，标志之重复。重复之标志，存在之暂录 ”（《城市与标志之二·吉尔玛》），是对卡尔维诺所投射的文学图象之衍创与对话，纯任思辩而运排比。其所欲表达，既是古人思未至笔未及者，则语法上的破格，也因立果随，非如此不可了。
记得网间曾谑称此种句式为“之字体”，以其泛滥，多致不满。作为始作俑者之一，俺只能说是无可奈何，也无法负责。此之生丹，彼之毒药，不到“非如此不可”的写作情境，俺断不鼓励别人仿作。无它，简单模仿、大量造作此种句式，只会流于俚白滑稽，丧失文言底线。
又，文言实验在五言句式上的探索还有其它变种，例如“122”结构。这种句式也主要集中在俺和响马的早期实验作品中——“在夜行车里，见某种灯光”、“我不动而进，你无言而退”、“若嬉戏儿童，水中抛瓦片”，“如失神少年，错愕于盛宴”，“我已经知道，堕落有两种”，“目瞪口呆者，在一壁旁观”，“如得不失眠，则预演死亡”、“呼吸请试窒，与空气暂违”……又如三音节甚至四音节成词的嵌入——“待访魔术师，我身无锦缎”、“但余寥廓声，打湿练习簿”、“偶尔拖拉机，违章翻一键”、“幼发拉底河，敬礼玛笃克。底格里斯河，敬礼玛笃克”、“想象力誕生，花冠與花圃”，“经过地下道，回音似暗生”、“公交车喘息，玻璃窗蒙绒”、“算上休息日，一星期时间”……都有向时语及白话语法倾斜的趋向。不过这几类“违章建筑”的仿效者似乎很少，大概太过骇怪，并不易讨好一般观众。
换一个角度看，五言句式变种之产生，大概也源于文言实验重要作手大多持有一种审美倾向，即重意甚于炼辞，重篇甚于造句。其审美诉求首在写作意旨之贯彻与文本结构之自足，传统意义上的字句局部之工秀规整，衡此则不免落第二义。这当与此该群体多取法中古以前诗歌传统并旁涉西方现代文艺有关。若以后有人做关于文言实验的考察批评，这或也不失为一个观照点吧。
再深一步说，亦可谓此句式之变异亦源自我人今日思维意识之变异。西方文化之植入与颠覆，现代后现代社会环境之熏习，使我人所思所感及所欲表达呈现者，往往较古人更错综，更游移，更尖厉，更碎片，更抽象，更歧指不定，而致传统语言结构/范式已不足以满足其需。例如俺的“尘籍聊翻检，革命或隐居”，革命与隐居固不是简单具体的动作指向，而是具有隐喻性的抽象生存状态，两个状态以一个不确定性的“或”字连缀，由此乃造成简劲而又漂浮的张力。如果不遵从写作时涌现出的现量手段，为适应传统句法而放弃这两个同性平行词组之对位反成，则表现效果恐怕要大打折扣。又如响马的“夸张之城市，一切之重复。重复之一切，印象之永驻。夸张之记忆，标志之重复。重复之标志，存在之暂录 ”（《城市与标志之二·吉尔玛》），是对卡尔维诺所投射的文学图象之衍创与对话，纯任思辩而运排比。其所欲表达，既是古人思未至笔未及者，则语法上的破格，也因立果随，非如此不可了。
记得网间曾谑称此种句式为“之字体”，以其泛滥，多致不满。作为始作俑者之一，俺只能说是无可奈何，也无法负责。此之生丹，彼之毒药，不到“非如此不可”的写作情境，俺断不鼓励别人仿作。无它，简单模仿、大量造作此种句式，只会流于俚白滑稽，丧失文言底线。
又，文言实验在五言句式上的探索还有其它变种，例如“122”结构。这种句式也主要集中在俺和响马的早期实验作品中——“在夜行车里，见某种灯光”、“我不动而进，你无言而退”、“若嬉戏儿童，水中抛瓦片”，“如失神少年，错愕于盛宴”，“我已经知道，堕落有两种”，“目瞪口呆者，在一壁旁观”，“如得不失眠，则预演死亡”、“呼吸请试窒，与空气暂违”……又如三音节甚至四音节成词的嵌入——“待访魔术师，我身无锦缎”、“但余寥廓声，打湿练习簿”、“偶尔拖拉机，违章翻一键”、“幼发拉底河，敬礼玛笃克。底格里斯河，敬礼玛笃克”、“想象力誕生，花冠與花圃”，“经过地下道，回音似暗生”、“公交车喘息，玻璃窗蒙绒”、“算上休息日，一星期时间”……都有向时语及白话语法倾斜的趋向。不过这几类“违章建筑”的仿效者似乎很少，大概太过骇怪，并不易讨好一般观众。
换一个角度看，五言句式变种之产生，大概也源于文言实验重要作手大多持有一种审美倾向，即重意甚于炼辞，重篇甚于造句。其审美诉求首在写作意旨之贯彻与文本结构之自足，传统意义上的字句局部之工秀规整，衡此则不免落第二义。这当与此该群体多取法中古以前诗歌传统并旁涉西方现代文艺有关。若以后有人做关于文言实验的考察批评，这或也不失为一个观照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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