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一般指2-12岁的年龄段,也有6-12岁前后为童年一说,我的童年大半是在我姥姥家所在的乳山县乳山寨公社崔家沟村度过的。
崔家沟村是一个地道的小山村,北面是一座山,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张姓和李姓占去了大半,农田也就在山的周边附近,村东有条小河,由北向南蜿蜒曲折,雨季倒是能听到河流潺潺的流水声,夏天也常来此戏水打闹,也在这里抓过小鱼、小虾、小蟹和泥鳅等;村西是丘陵,丘陵下有条小河,小河旁边有个不大的平塘,我们经常来此玩水,我就是在这个平塘学会游泳的,教练是我哥。村子就坐落在山坡的下面两条小河的中间那块稍微平缓的地方,可就是这座小山在遮挡住寒冬的西北风的同时也挡住了我们通往北方的世界。
崔家沟村有两眼水井,和联通外界大路的唯一
一座青色石板桥,那石板桥我分明记得用的是墓碑石,有的石碑还正面朝上,上面的字迹也是清晰可见,石板桥的旁边就是村南的那座水井,因为要换着水吃,我偶尔也会去挑水,由于距离较远且被雨水冲刷后道路更加难走;而村东的那眼水井也是在这条河的上游旁边,离我姥姥家更近一些,所以,尽管路更难走,可我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去这眼水井挑水吃,在我小的时候,我最打怵的就是跳水,当我姐我哥不在家的时候,就被姥姥喊来挑水,记得我经常把水桶掉到井里,要么用大铁钩子捞水桶,要么踩着井石下去捞,当时好像也不知道害怕,或是叫来大人帮助捞。而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坡陡路滑,挑水时常会在即将到家的最陡峭的一段路上连同水桶滑溜倒,而不得不重新返回水井,继续打水挑水。我还时常跟随我哥我姐在生产队里割地瓜蔓、刨地瓜、晒地瓜干,等等。还和我哥一起去离家七八里外的包口村北的山里搂草,准备烧柴,等等。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许多来自我父母和我姐我哥的讲述,而真正的记忆则是从读书记事开始的。
我的祖籍是乳山县城的祖居地夏村公社夏北村,我的出生地也是在这里。我出生时父母都在乳山寨公社赤家口完小任教,父亲是教导主任,母亲是教师。因为我的父母是教师,所以打小我就和我姥姥以及我姐我哥跟随我父母的调动而举家搬迁。在我一岁前后是坐着木制小推车从乳山寨乡的赤家口完小来到横山后小学,又在我两岁前后父母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工作调动,我父亲调往海阳所公社的姜格完小,而我母亲则调往海阳所公社的水头小学,我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姐我哥走陆路,绕行约七十华里,而我则是在母亲的怀抱里与我姥姥一起乘小舢板横渡乳山口,乳山口是乳山河的出海口,那天刚下完雨,又遇到海水涨潮,黑压压的海水可把我妈我姥吓坏了,这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次险情,现在想起来我妈也曾说过有些后怕。我曾想如果那次来了一个大浪头,或是船夫忙中出错,或是我们左移右动,沉不住气,我们祖孙三代很可能就一命呜呼了。经过生与死的考验,我们还是有惊无险地抵达目的地,全家在这里安营扎寨。期间经历过一段“高人一等”的生活,记得母亲常引以为豪的是,在与同伴的玩耍中,全村只有我哥有一个皮球,小朋友都爱来违者玩;还有就是我哥的一只鞋丢了,被他人看到了,有人问这是谁家孩子丢的一只鞋?邻居都说还能是谁家的?肯定是张彩英家的孩子丢的。
可是,好景不长,在随后的时间里,也就是全国性的三年(1959年到1962年)自然灾害,我们从生活富足到生活过得去,再到后来生活的异常艰难,我们曾经跟随大人上山挖野菜充饥,也下海挖蛤以补充能量。终于有一天,经不起打击的我姥姥,毅然决然退出国家户口,返回老家。随后,无计可施的母亲经组织批准又带着处于童年时期的我们姊妹三人举家迁回我姥姥家,在崔家沟村小学继续任教,此时我父亲又调往下初公社的石灰刘家小学;稍后我母亲又调往东驾马沟小学任教,父亲则调往万户学校出任校长。随着我弟的降生,我父亲调往乳山寨公社盘古庄学校出任校长,我曾经在那年的端午节死活闹着跟随父亲去过盘古庄学校,目睹了学校全貌,初次观摩了几天学校教育。没过多久母亲就在上级教育组织的动员下、加之我姥姥年事已高和子女的拖累,我母亲才不情愿地递交了退职报告,于1965年母亲离开了她心仪的教师岗位带着我们姊妹四人返回农村安家落户,之后我四弟降生,我也开始了在崔家沟小学三年的求学之路。
在崔家沟小学读书学习的三年,
应该是我童年时期经历最为丰富的三年,学校不大,一共也就五个级部五个班,当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教学不怎么规范,上课也不怎么用心和专注,我是班里的头头,会经常主持一些活动,也经常在老师不在的时候登上讲台写写画画,因为好奇,就找到一些葫芦蔓等学着抽烟,体育课也不正经上,一次我依仗“权势”骑在一个比我大的同学的肩膀上,让他围着操场转,那同学没走多远就故意把我摔到地上,擦破了脸皮,后来我想,我的脸皮薄是不是由此所致。我曾经和几位同学冒雪徒步到县城夏村,号称参加大串联、大游行活动,其实什么也没做,半路返回。
崔家沟村有两眼水井,和联通外界大路的唯一
一座青色石板桥,那石板桥我分明记得用的是墓碑石,有的石碑还正面朝上,上面的字迹也是清晰可见,石板桥的旁边就是村南的那座水井,因为要换着水吃,我偶尔也会去挑水,由于距离较远且被雨水冲刷后道路更加难走;而村东的那眼水井也是在这条河的上游旁边,离我姥姥家更近一些,所以,尽管路更难走,可我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去这眼水井挑水吃,在我小的时候,我最打怵的就是跳水,当我姐我哥不在家的时候,就被姥姥喊来挑水,记得我经常把水桶掉到井里,要么用大铁钩子捞水桶,要么踩着井石下去捞,当时好像也不知道害怕,或是叫来大人帮助捞。而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坡陡路滑,挑水时常会在即将到家的最陡峭的一段路上连同水桶滑溜倒,而不得不重新返回水井,继续打水挑水。还和我哥一起去离家七八里外的包口村北的山里搂草,准备烧柴,等等。
我除了经常帮我姥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外还经常利用秋假和课余时间去生产队里干一些农活,跟随我哥我姐在生产队里割地瓜蔓、刨地瓜、晒地瓜干,所以地瓜没少吃,我还特别爱吃地瓜饼子和地瓜面汤,我二姥家每到抓(抓就是买)猪都让我去给小猪喂第一口食,图个吉利;那时,我经常盼望刨花生和剥花生,刨花生时可以偷着吃一些,而等花生晒好了,生产队就把晒好的花生分发到各家各户,等剥好后再回收上来,再按着一定的出米率奖赏农户,由于我姥姥把控得严,我们时常会得到多少不等的奖励,这些奖励积攒下来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上佳食品。
在我读小学的这三年里,我姐我哥正在乳山寨读初中,我父亲则于1965年调往夏村公社的夏北联中继续坚持在他的工作岗位,后出任副校长、校长,直到1975年因病退休。1969年在我小学读完三年级的时候父母将我转学至夏北小学,两个弟弟也回到夏北村,1970-1976年我母亲又出任夏北小学民办教师。为了照顾我姥姥,我姐我哥继续留在崔家沟,直到读完高中才回到父母身边。由于父亲退休早,我姐我哥也没捞着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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