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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2011年第4期（总第216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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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2011年第4期（总第21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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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2011年第4期（总第216期）正文47页

南宋隶书的觉醒

                   ——以陇南、陕南遗存的刻石隶书为例

蔡副全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系，甘肃 成县 742500）

[内容摘要]

    南宋隶书向来不为世人所重。其实，在南宋时期，隶书并未沉寂。绍兴和议之后，士人鉴藏、研习汉碑之风日盛。南宋文人书家对隶书十分关注,并流露出“卑唐扬汉”的审美取向。世存南宋隶书面目繁多，风格各异，特别是陇南、陕南地区南宋隶刻，跨越唐隶及魏晋隶书，直接师法“汉三颂”及当地摩崖汉刻，或宽博静穆、或奇逸恣肆、或古拙质朴、或庄重典雅，充分反映了南宋隶书实践的觉醒。

[关键词] 南宋；隶书；觉醒；陇南；陕南；汉三颂

一、弁言

    隶书，源于战国，孕育于秦，发展于西汉，至东汉饰以波磔，日趋完备。因此谈起隶书，莫不以汉隶为宗。魏晋南北朝是隶、楷嬗变交递阶段，所以这时期的隶书拘谨、柔媚而乏汉隶之拙朴、雄迈气象。明•钟人杰辑《性理会通》说：

    汉隶之流为晋隶，则又专务姿媚以悦人，妍巧千状。”[1]

    唐隶多以《熹平石经》等端庄平稳、中规入矩的隶书为其审美典范，同时继承了魏晋隶法的方笔，楷法意趣又渐溶于隶，致使唐隶呈现出丰肥甜熟，面目单一及程式化等特点，虽有李隆基、史惟则、蔡有邻、韩择木等大家以隶书名世，但“诸作如出一人之手”。明末清初王弘撰曾指出：

   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魏稍变以方整，乏其蕴藉；唐人规模之而结体运笔失之矜滞，去汉人不衫不履之致已远。[2]

关于唐隶与汉隶的本质区别，清人钱泳《书学·隶书》论述明了：

    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唐人隶书……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异。[3]

清·万经《分隶偶存·论汉唐分隶同异》也提出二者的审美差异：

    特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4]

    北宋隶书，仅承唐人余绪，无可观处。元明之季，隶书寂寥，即如赵孟頫、文征明这样的大家，其隶书也只是取法唐人，成就平平。直至清代，碑学之风兴盛，隶书则异峰突起，涌现出大批隶书名家，善隶者达300余人。正如杨守敬所云：“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5]

在汉、清两座隶书高峰之间，有一个时期的隶书不容忽视，那便是南宋隶书。南宋书法衰微是不争的事实，但单从隶书一体而言，既不同于晋、唐分书，亦有别于元、明隶法，而是直接师法汉人，成就斐然，未必逊于清初。

二、南宋文人书家对隶书的认识及其审美观念的转变

    南宋隶书的觉醒与金石学兴盛有着直接关系，姜夔《绛帖平》云：国初以来多作唐体，自欧、赵著汉刻，士大夫始重汉而贬唐。 [6]

    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亦云：

    宋代以后金石之学兴，学者多见古刻文字，所作分书，不随时尚，各抒心得，而字体遂不尽同，不复若唐隶之黄茅白苇。[7]

    南宋初期，社会动荡，绍兴和议之后，士人鉴藏、研究汉碑之风日盛。陶宗仪《书史会要》称虞似良：“善篆隶，隶法尤工，家徒四壁，藏汉刻数千本，心摹手追，尽得旨趣。”[8]继欧、赵《集古录》、《金石录》之后又出现了专门的隶书研究论著。如洪适的《隶释》、《隶续》、《隶韵》、《隶篡》，娄机的《汉隶字源》、杨师复的《汉隶释文》及马居易的《汉隶分韵》等，尤其以《隶释》、《隶续》影响深远。

南宋书家隶书审美观念的转变主要表现在“重汉而贬唐”。洪适《隶韵序》载：

    隶字传于今，有光武元年石刻。元初以后法度渐整，至熹平光和间，亦极妙矣。魏初稍变蚕头燕尾之体，自能成一家。历十数年，气格日益卑下，至晋而真、行、草竞起，隶习遂绝。唐韩择木、蔡有邻以八分擅扬，而结体妩媚，仅得孙根、夏承之绪余尔。[9]

    洪氏以“刚劲”和“雄健清新”作为品评汉隶审美的最高标准，评《刘宽碑阴门生名》：“其字画刚劲，法度森严……《隶释》所辑斯为踔绝”。[10]评《蜀郡何君阁道碑》：“东汉隶书，斯为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逢掖者，使人起敬不暇”。[11]评《司空残碑》：“雄健清新，盖汉代之神品”。[12]

魏了翁大胆尝试“以篆法寓诸隶”。陆游认为汉刻的苍劲、古朴不是风雨剥蚀所致。因此对时人杜仲微“故用秃笔作隶，自谓得汉刻遗法”极为不满。[13]朱熹也对汉魏前碑版大加赞扬：

    盖汉魏以前刻石，制度简朴，或出奇诡，皆有可观，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14]

    南宋分书名家的隶书作品流传虽少，而陇南、陕南等地遗存的南宋刻石隶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书法水平不俗，从中可以管窥南宋隶书实践的觉醒。

三、陇南、陕南南宋刻石隶书遗存及书法品评

    清·叶昌炽《语石·南宋二则》（卷一）称：

    南渡以后，神州疆索，沦入金源。长淮大河以北，无赵家片石。秦陇与蜀接壤处，为两国犬牙，故阶(武都)成之间及城固、褒城两邑，尚有宋刻。其时国步虽艰，士大夫雅好文章，游宦登临，往往濡毫以志岁月。名山洞壑，不乏留题。[15]

    陕南汉中、略阳（东汉隶属武都郡）和陇南成县自古以来，是连接中原、关中与巴蜀的重要驿站和交通枢纽。著名的“汉三颂”及诸多东汉摩崖石刻便分处于此三地。南宋时期，汉中、略阳、成县、武都是西部防线的重要战略要地，宋与金长期在大散关一带进行拉锯战，南渡以后，陇南、陕南又正好为宋金接壤地带。如叶君所云，陇南、陕南遗存的南宋刻石隶书正是分布在汉中、略阳、成县、武都境内（详见下表）。

 

（一）陇南成县南宋刻石隶书

1、仙人崖《王子直甘露颂》乾道八年（1172），王康书。

    《王子直甘露颂》，又称《王康题记》，通高约140cm，宽约100cm；隶书10行，行14字，字径6厘米，凡140字。在摩崖右上侧有阴线刻图一幅。图横40厘米、纵30厘米，绘一人托盘承接甘露之欣喜神态，另有龟、蛇小图两幅；小楷题榜4处，曰：“承露人”、“甘露降”、“初现真象”、“安泰变像”。石刻坚硬细密，字迹略有剥蚀（图1）。

    有宋乾道八年，岁在壬辰莫(暮)春之月，甘露降于成州仙崖之下。野夫来告，邦人聚观。咸曰：太守王公瑜年政成，讼无留庭，盗不警野，治尚宽大，神人以和，雨赐弗愆，年谷娄稔。和气发育，嘉祥并臻，龟蛇见于坎宫，瑞露零于仙境，与汉武都守李翕所纪颇同。彼以治硷(险)便民，此以至诚格物，不可无述。昭示方来云。前同谷令普安王康书之。王公，名中正，字子直，河州袍罕人。

    《王子直甘露颂》摩崖从内容到形式，均模仿汉《西狭颂》体例，其结字方正严整，略带楷形，疏密相济，虚实相生，已初露《西狭》茂密雄强、宽博静穆之气，就连刻图亦在效仿《五瑞图》。不过，该摩崖还没有摆脱唐隶的影响，线条光润，运笔时出楷意，装饰意味很浓。然而，不难看出，书丹者——前同谷令王康曾对《西狭颂》认真研究并临习过，碑中“汉武都太守李翕”、“甘露降”、“于、治、以、瑞、民、方”等字，结构、运笔与《西狭颂》极为相似，只是少了几分古拙、疏宕之气（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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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直甘露颂》摩崖歌颂的主人公成州郡守王子直（名中正，字子直，河州袍罕人），也对《西狭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曾于乾道七年（1171）命其季子王师雄至西狭摹拓《西狭颂》。《西狭颂》摩崖西侧留有《王师雄题记》云：“郡守王子直，遣男师雄观碑于此。乾道辛卯仲夏丁亥日记。（图2）”

2、《田希圣墓志铭》淳熙二年（1175）宋懋书

     《田希圣墓志铭》（图3），全称《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志铭》，又称《田成墓志铭》。2009年5月成县抛沙水泥厂西山出土，今存成县文化馆。墓志纵125厘米，横86厘米。额题“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隶书4行12字，字径约14厘米；正文隶书37行，行47字，字径2厘米。田成，字希圣，官至康州刺史。“门生从政郎阶州州学教授杜定”撰文，“门生文林郎知阶州福津县主管学事劝农事宋懋”书丹。墓志铭刻于淳熙二年。杜定于一年之后还撰文并书丹了《田公刺虎记》之碑阳楷书。墓志末云：“刻者任礼、何宗、杨元广。”可见此碑由三人合作完成。从石刻镌刻风格揣度，其中一人刻隶额，水平较差；正文右十六行字口较细，似为一人镌刻，水平优于前者；正文左十八行则字口清朗，游刃有余，当为第三人所刻，似乎最接近书丹手迹。尽管如此，该墓志依然可视为南宋隶书的经典之作，其点画隽秀，行笔轻盈，收放自如，妙趣横生，风格与近年出土的汉《肥致碑》不谋而合，结字古雅，不失汉法（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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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狭《卑牧题记》淳熙五年（1187）、睡佛寺《卑牧残碑》淳熙年间 卑牧书

    西狭《卑牧题记》（图4）位于《西狭颂》摩崖西侧，纵64厘米，横48厘米，字径约5厘米。碑文曰：

    汉李翕守西康，黄龙、白鹿、嘉禾、木连同为一时之瑞。摩崖大刻，至今称之，后之继者无闻也。河间卑牧自牧滥分符竹，因暇日，拉前郡侯田世雄元弼、郡别驾成绘素通，策杖跋险涉水来观。时淳熙丁未立冬纪。

该题记通篇雄强朴茂，自然洒脱。其结字宽博，笔画分布匀称，线条深厚凝重；运笔稳健挺拔，已脱尽楷意，直逼汉人。无论章法布白还是结字、运笔都与《西狭颂》暗合（表3）。

    卑牧，字自牧，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人。西狭《卑牧题记》是卑牧任成州郡守时所刊。另有一通残碑——睡佛寺《卑牧残碑》（图5）为卑牧任“郡假守”（代理太守）时镌刻。从碑文中 “守、卑牧、世”等字来看，与西狭《卑牧题记》无疑出自同一人之手。二碑相距不过几年，而书法风格迥异，《残碑》显得稚嫩单薄，结字紧促，“别体杂出”；运笔、章法都没有摆脱唐人楷法作隶的影响。相较二碑，可以窥见卑牧研习《西狭》、《耿勋》汉刻，及其审美风格的极大转变。

4、西狭《王正嗣题记》淳熙戊申（1188）

    西狭《王正嗣题记》（图6）位于西狭《卑牧题记》左下侧，二题记紧密相连，呈扁方形，纵36厘米，横52厘米，凡9行，行8字，计72字，字径约4厘米。其文云：

    西和前进士王正嗣、冯翊郭英，正嗣侄芝，自峡蹑石，沿溪观《天井》、《耿勋》二碑至此。因叹：今日瑞芝产于郡之天水，因不减黄龙、嘉禾之应。良二千石，岂独专美于汉耶？淳熙戊申仲春四日书。

此题记笔画瘦劲，结字平中见奇，错落有致、方圆兼施，随遇而安，于古拙中渗透出一股雄秀之气。

    西和（与成县邻）进士王正嗣，是专程赴西狭观摩《西狭》、《耿勋》诸汉刻的。民国《重修西和县志》载：

    王正嗣，宋重和时进士。好古博学，不慕荣利，晚年尤好碑帖，闻有名刻，不惮跋涉。淳熙戊申仲春月，同侄芝偕冯诩、郭英往同谷，自峡蹑石沿溪观《天井》、《耿君》二碑，徘徊不忍去，因书壁以纪之。时年已老，其好古不厌，为时人所共钦。[16]

    另外，在《西狭颂》摩崖东侧约15米，黄龙潭南壁，还有一通淳熙五年隶书题刻——《费昌辰题名》（图7）。因其位于峭壁之上，下临深潭，人不能及。其字径约三寸，字体扁方，书写较粗放。

（二）陇南武都刻石隶书

1、柳林《田公刺虎记》（碑阴）淳熙三年（1176） 唐舜恩书

    《田公刺虎记》，在武都马街镇柳林村。高150厘米，宽98厘米，碑阳楷书；碑阴，隶书（图8），“凡十四行，行二十字，字大寸余……”（张维《陇右金石录）。淳熙三年十二月，唐舜恩书，书法文静温雅，布势疏朗，书写一丝不苟；运笔方折容与、劲健峭挺，仿佛《礼器》；结体瘦劲方整，古雅可爱，似有《尹宙》遗风。《田公刺虎记》碑阳题额亦为隶书，字径约12厘米，文曰：“武都太守田公刺虎记”9字，与碑阴隶书同为“文林郎兴元府录事参军普慈唐恩舜”所书，可惜仅有4字可辨（图9）。

2、安化《祥渊庙碑》淳熙十年（1183）

此碑已佚，碑原在武都安化镇，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录有碑文，并云：

    此碑高六尺，广三尺余，凡二十一行，今存者最多一行三十一字，最少者十字，以下截多磨泐也。文中叙淳熙加封事，立碑必在其后。碑额“祥渊庙碑”大篆四字殊奇伟；隶亦整俊超逸，是宋碑佳品也。[17]

    张维《陇右金石录》，常于碑文后录前人跋语，后加按语，考证历史，辨证谬误，很少对其书法作详尽评述。而在此碑按语中却云“大篆四字殊奇伟；隶亦整俊超逸，是宋碑佳品也”，由此可见，《祥渊庙碑》隶书水平不同凡响。

3、三河《新修广严院记》隶书题额 淳熙十五年（1188）  魏鲸书

    《新修广严院记》，今存武都三河乡广严院。碑纵180厘米，横100厘米。正文楷书，秀挺潇散（图10）。题额“新修广严院记”6字阳刻隶书（图11），字径9厘米。书写不温不火，端庄挺拔，虽然字数不多，却字字掷地有声。碑云：“阶州州学教授魏鲸记并书隶额。”

（三）陕南略阳南宋刻石隶书

    《田克仁〈郙阁颂〉仿刻》绍定三年（1230）田克仁书

     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沔州(今略阳)太守田克仁见《郙阁颂》原刻露处江边，受风雨浸蚀，剥落日甚，恐久而绝迹，便仿原刻形制大小，重刻于距原刻南约三十里的略阳城南灵岩寺内崖壁（图12）。在仿刻近旁，有一方楷书题刻记录《郙阁颂》仿刻始末（图13）：

    汉武都太守李翕修析里郙阁碑，在今沔州西二十里之金堂阁。岁久昏蚀，殆不可读。克仁开禧间得旧墨本于京口，勘之欧阳公《集古录》、洪氏《隶释》及郡志所载，亡缺差少。来守是邦，因勒诸灵岩寺之石壁，以永其传。绍定三年五月既望，临沂田克仁书。

    田氏《郙阁颂》仿刻之形制、大小和章法布白与原刻基本相似，在仿刻左上角本田氏尊重原刻残缺处有明代略阳知县申如埙的补刻五十二字（图14）。申氏补刻，书法丑陋，字迹庸俗，多有谬误，“与洪氏所存无一字合。”[18]田氏《郙阁颂》仿刻，则字画光洁，转折生硬，收笔处多尖利（或为刻工粗劣所至），时出楷意，古意全无，顾南原《隶辨》云：“重刻本字甚拙恶，比之旧拓本已尽失其真。”[19]而田氏于仿刻《郙阁颂》之前二月还以旧拓本仿刻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为司马光墓碑御书“忠精粹德之碑”篆额于略阳灵岩寺（图15）。此仿刻制作极精, 笔法洗练，勒字、刻图皆一丝不苟（图16），以至让人怀疑末行 “知县申如埙重刻”确有其事。撇开仿刻真伪与书法优劣不论，田克仁忧《郙阁颂》汉刻“岁久昏蚀，殆不可读”，遂据开禧间“旧墨本”并“勘之欧阳公《集古录》、洪氏《隶释》及郡志所载”，仿刻于灵岩寺，“以永其传”的举措，足以称道。从中可以看出南宋人对汉刻的重视，拓本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及欧阳公《集古录》、洪氏《隶释》等金石著述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力。

（四）陕南汉中南宋刻石隶书

1、《释鄐君开通褒斜道题记》绍熙五年（1194） 晏袤书

    此摩崖原刻在石门《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下方，通高270厘米，宽220厘米，隶书，字径5-6厘米，字迹漫漶，多有剥落。1971年迁入汉中市博物馆，绍熙五年（1194）“夏四月旬有六日”南郑县令晏袤书（图17）。

摩崖由“鄐君开通褒斜道释文”和“题记”两部分内容构成。晏袤是南宋绍熙年间的南郑县令，性嗜古，尤工隶书。《题记》写道：“绍熙甲寅（1194）三月甲子，南郑令晏袤以堰事□□至褒谷，获此刻于石门西南险侧断崖中。先是癸丑（1193）夏秋积雨，苔藓剥落，至是字画始见，字法奇劲，古意有余。与建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建武、永平去西汉未远，故字画简古严正，观之使人起敬不暇。” 晏袤在发现《开通褒斜道》一月之后便书丹了此《释文》，《释文》中晏君对《开通褒斜道》评价与洪适对《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的认识极似（见上文），或是晏袤已熟读《隶释》。从《题记》书法看，晏袤对《开通褒斜道》“简古严正”的领吾显而易见。其运笔古拙劲健，结字开张，外紧内松，气势饱满，正如清人叶昌炽所云：“石门晏袤二刻——《鄐君褒斜道释文》、《山河堰落成记》，尤不失汉法。” [20]而“字法奇劲”、“ 简古严正”正是晏袤隶书的审美取向(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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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记》庆元元年（1195）晏袤书

    此摩崖在褒谷古石门隧道南壁《潘宗伯韩仲元造桥阁题记》与《李苞通阁道题名》之下方，现存汉中市博物馆。摩崖通高120厘米，宽95厘米，南宋庆元元年（1195）南郑令晏袤书。文分两部分，前系潘、韩与李苞题刻录文，四行，计57字，字径2-3厘米，楷书；后系晏袤对录文的考释，隶书，15行，行22字，字径4厘米（图18）。两部分字迹皆漫漶难识。

    清·罗秀书以为晏袤误将“隋唐人重刻”当作晋人真迹，晏袤释文与跋语亦多有谬误。[21]就其书法而言，章法规整，宏朴自然；结字严谨，上紧下松，字形略长，设奇险于平正之内，寓疏秀于严密之中；多用圆笔，藏头护尾，遒劲沉着，笔画古厚而富有弹性。

3、《山河堰落成记》绍熙五年（1194）

    《山河堰落成记》(图19)镌于褒谷古石门隧道南壁。清·王昶《金石萃编》载：“摩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广一丈九尺八寸四分，共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径六寸许，隶书。”[22]文曰：

绍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艺、戎师王宗廉，以二月丙辰徕劳工徒。堰别为六，凡九百三十五丈，酾渠四百一十丈；木以工计，七十二万四千九百有奇；工以人计，一十五万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年夏，大水，六堰尽决。秋，使者被旨兼守事，会凡役，概念民输。当四倍于每岁之常，乃官出钱万缗，为民助，查沆、贾嗣祖、晏袤、张柄实董其事。

    清·罗秀书称其“字大如碗，生动可观”[23]。此摩崖现已移藏汉中市博物馆。摩崖刻于绍熙五年（1194），据传清嘉庆间“绍熙”二字被石匠取石不慎损毁。今有旧拓传世，其“绍熙”二字完整（图20）。欧阳辅《集古求真》谓此刻深得汉人笔意，当是晏袤一手所书：

    《山河堰落成记》，晏袤书。摩崖刻，十六行，行九字，字大五六寸，董其事者四人，晏袤与焉，笔法从《鄐君碑》出，以校晏《石门题记》二则，笔意亦相似，故知为晏书无疑。

宋人隶书，当以晏袤为第一，此记雄厚生动，《石门鄐君》《李苞》二题简古方严，具有汉人遗意，杂置汉碑中，几难分别。[24]

    《山河堰落成记》结体在宽博平稳中追求变化，有些字上部取平直，下部圆转，参差错落，在方正与舒展的和谐中略带篆意。用笔横细竖粗，撇捺波势放纵，初具《石门颂》之飘逸飞动。此刻上承汉魏书体的厚重雄强，唐楷结构的规正严谨，又具有宋人笔法的流畅生动。

4、《“石门”大字摩崖》 无年月

    《石门大字摩崖》（图21）二字高82厘米，宽50厘米，字径35厘米。原在石门北口西壁。《陕西金石志》称：“‘石门’二字各方二尺，隶书浑朴沉雄。无书者姓名，相传在永平四年凿通石门时也。”[25]郭荣章先生谓此二字与《石门颂》中“凿通石门”之“石门”“气势皆纵放不拘，挺劲多姿……形似意近，却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可谓大同小异。大同者在于摹仿之成功，小异者盖出于不同从之手迹”。并得出结论：《“石门”大字摩崖》必在《石门颂》之后，当出自汉人之手。[26]吴昌硕先生则依据其书法风格，认定此二字出于宋人晏袤之手。他七十一岁临书“石门”二字并跋云：

    “石门”二字在汉中褒斜谷，汉《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之前，不着年月，亦无书者名。以意揆之，当亦宋晏袤书，观《鄐君开通石门摩崖大字》后褒所题，似出一手。（图22）

“石门”二字榜书，运笔稳健，不拘小节，气势逼人。但仔细审视则缺乏汉隶之古朴，未脱宋人隶书藩篱。笔者以为吴昌硕所言极有理。

5、《阎丘资深等玉盆题名》庆元二年（1196）、《曹济之等玉盆题名》绍定戊午（1229）

     汉刻《玉盆》原刻在褒水白石上，书法苍劲古横（图23），因长年流水冲蚀，字迹逐渐模糊。南宋庆元二年（1196），阎丘资深等人视堰至此，恐其泯灭，乃仿刻“玉盆”二字于原刻上方，并题名留记：“阎丘资深、田德夫、章德懋，庆元二年二月壬申因视堰来。”仿刻“玉盆”较原刻粗壮，笔画圆劲，运笔沉稳老辣，形神兼备，与原刻有异曲同工之妙。时隔三十三年后的绍定二年（1229），曹济之等游石门、赏玉盆时再刻 “玉盆”二字，并留三行题名：“曹济之、庞公巽、曹璋、李禀，绍定已丑清明日识”，或称《曹济之等玉盆题名》（图24）。再刻“玉盆”师法《石门颂》，飘逸挺拔，古茂可喜。一石三刻“玉盆”，水上水下，相映生辉。

6、《李崟、魏拱之等题名》庆元二年（1196年）前后

    此题名镌于石门西壁，高54厘米，文一行，九字，字径5-7厘米，隶书。文曰：“李崟、魏拱之、张应卯同来。”（图25）其书法多用圆笔，结字在《李君通阁道》与《石门颂》之间，清峻飘逸，含而不露，意趣隽永。

7、《刘参等题记》嘉定四年（1211年）

    镌于石门西壁。高25厘米，宽32厘米，字径约3厘米，隶书，五行，文字自左至右排列：“成都刘参希曾，嘉定辛未春闰十有三日挈家徕游，男兼善，孙记回、记喜侍行”（图26）。此题记亦用《石门颂》笔意书丹，书写从容，多有篆意，浑然天成。

汉中褒谷南宋隶刻尚有《石邵、段雄飞等玉盆题名》（淳熙乙巳〈1185年〉）（图27）、《晏德广等玉盆题名》（淳熙甲辰〈1184〉）（图28）、《李士熊玉盆题名》（嘉定甲申〈1224〉）、《山河堰赋》（绍熙年间）等。这些刻石题记，或佚，或没入石门库区，现仅存清人摹本。

四、结语

    除陇南、陕南遗存的南宋刻石隶书外，四川、桂林和徽州齐云山境内及江浙一带也有不少南宋隶刻，其中广西桂林的《方公祠堂迎送神曲》摩崖，被郭沫若誉为宋代隶书的极品。叶昌炽在《语石》论及巴蜀刻石隶书时说：

    （南宋）以分书名家者虽少，而蜀碑著录颇富。张晦《李洵直夫妇真赞》，王克贞《双筍石铭》皆小品。绍兴《福昌院劝农记》、淳熙《绵州集古堂记》、夹江县《酒官碑》、乾道《简州也足轩记》、彭县《大晟乐记》皆无书人。题名如资州清凉泉赵季友、北岩张能应、彭山石申光、广元雷峰寺李叔永之类。诗刻如邓椿《阆中大佛寺诗》、邓柽《大足石门洞诗》之类（见《三巴孴古志》）。余所见，以巴州《杨百药摩崖》为最精。题名三通，《游仙观玉皇殿》一通，曩见归安杨庸斋太守书，喜其秀逸。及见巴州石刻，面目精神毕肖，始知君家果自种也，其源出于《韩敕碑》。[26]

     南宋隶书不仅以碑版、墓志、题额、题记、砖刻等形式流传,还广泛应用于钱币、题款等。

     综上所述，南宋隶书面目繁多，风格各异，变化自然，蕴含古意。特别是陇南、陕南地区的刻石隶书，跨越唐隶及魏晋隶书而直接师法“汉三颂”及当地摩崖汉刻，或宽博静穆、或奇逸恣肆、或古拙质朴、或庄重典雅，其审美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营造了隶书发展的良好氛围，并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然而，南宋良好的隶书发展环境并没有持续下去，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淡化。元明之际，以赵孟頫为首的“复古派”，又开始推崇“二王”书法，于是，人们隶书审美观又走上了唐、宋（北宋）人的老路，直至清叶碑学兴起。

[注释]

[1]钟人杰《性理会通》，页235；[5]杨守敬《学书迩言》，页714。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2]王弘撰《砥斋集》卷二，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页404。

[3]钱泳《书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页617、619。

[4]万经《分隶偶存•论汉唐分隶同异》卷上,四明张氏约园刊本，民国二十八年（1939）版，页16。

[6]姜夔《绛帖平》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初版，页4。

[7][15][20][26]叶昌炽著，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2005年版，页505，47，503，504。

[8]陶宗仪《书史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页287。

[9]洪适《盤洲文集·隶韵序》卷三十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10]《隶续》卷十二，页 406；[11]《隶释》卷四，页48；[12]《隶续》，页300。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2003年版。

[13]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53。

[14]朱熹《晦庵集·家藏石刻序》卷七十五，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页540。

[16]朱绣梓《重修西和县志•耆旧志（上）》卷九，民国三十六年（1947）稿本。

[17]张维《陇右金石录·宋下》卷四，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1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页16046。

[18]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

[19]顾蔼吉《隶辨》卷十七，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259。

[21][26]郭荣章《石门摩崖刻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页82-86,72。

[22]王昶《金石萃编·宋二十九》卷一百五十一，归叶山房石印，民国十年（1921）。

[23]罗秀书等著，郭鹏校注《褒谷古迹辑略》，西安美术学院印刷，1997年版，页100。

[24]欧阳辅《集古求真•八分下》卷十，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1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页8581。

[25]武树善《陜西金石志•汉》（卷五），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页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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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2011年第4期（总第216期）正文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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