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合著《南行集》初探 

一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行赴京，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洵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自眉山出发，经成都、阆中，出褒斜谷，发横渠镇，入凤翔驿，途次长安，出关中，过渑池，于同年五月到达开封。这次赴京，三苏父子肯定作有诗文，如苏洵有《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诗；苏轼兄弟也曾题诗渑池僧舍，有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旧宿僧房壁共题”可证。但是由于行程匆匆，可能作诗不多，且大都失传了。

      第二次是在嘉祐四年(1059)十月。比起第一次来，这次赴京有以下不同：一是成员不同，前次是父子三人，这次是全家出动：“家托舟航千里速。”(苏洵《初发嘉州》)除苏洵之妻程氏已于两年前去世外，苏轼之妻王氏、长子苏迈、乳母任彩莲，苏辙之妻史氏、乳母杨金蝉均一同赴京。二是路线不同，前次是北行，这次是南行，自眉山沿岷江长江而下，于同年十二月初到达江陵，并在江陵度岁；第二年(1060)正月五日从江陵出发，陆行北上，于二月十五日到达京城。三是费时不同，前次只花了两个多月，这次一路游山玩水(苏轼《出峡》：“东西径千里，胜处颇屡访。寻幽远无厌，高绝每先上”)，走了将近半年。四是前次所作诗文不多，这次特多。自眉山至江陵凡一百篇，汇为《南行前集》，由苏轼作《叙》；自江陵至京城凡七十三篇，汇为《南行后集》，由苏辙作《引》(已佚)；合称《南行集》，共一百七十三篇。

     《南行集》是三苏父子亲自编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合著的诗文集。它真实地记录了沿途“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苏轼《南行前集叙》)，对了解北宋中叶沿江一带的民间疾病和民族关，对了解三苏的文论主张以及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对比较他们诗风文风的不同特色，都具有重要意义。可惜，人们颇感兴趣的这部三苏诗文合集，自宋以来就已失传。我们只能从《东坡集》、《栾城集》中大体看出其中的某些诗文作于南行途中，至于苏洵，除《嘉祐集》中的《王荆州画像赞》和一篇《三游洞》的佚诗外，其他几乎完全无法判断。

      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的发现，得苏洵佚诗二十篇，其中大部分都作于南行途中。根据这些佚诗，不仅可以断定《嘉祐集》中的一些文章作于南行途中，如据《和杨节推见赠》可知《与杨节推书》、《丹眣杨君墓志铭》属《南行集》；而且还可进一步断定《东坡集》中的其他一些诗文，也作于南行途中，如据苏洵的《答张子立见寄》、《昆阳城》诗可知苏轼的《和张均题峡山》、《昆阳城赋》也属《南行集》。关于《南行前集》，王文诰经多方搜求，认为尚存“七十一篇”，“已佚去二十九篇”，并说：“公(苏轼)所谓《南行集》者不可求其全矣。”(《苏诗总案》卷一)今天仍无法“求其全”，但除王文诰所说的“七十一篇”外，从《嘉祐集》、《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还可得苏洵诗九篇：《游陵云寺》、《游嘉州龙砶》、《初发嘉州》、《题仙都山鹿并叙》、《题仙都观》、《过木枥观并引》、《题白帝庙》、《神女庙》、《寄杨纬》；从《东坡集》还可得苏轼诗十二首：《治易洞》、《严颜碑》、《永安宫》、《和张均题峡山》、《雪诗八首》。可见《南行前集》尚存九十二篇，只佚八篇。关于《南行后集》，王文诰说：“查注卷二？编公自荆至京师诗三十八首，今考《栾城集》仅有七首，皆为《南行后集》之诗也。”(同上)除这四十五首外，还可得苏洵诗文九篇：《王荆州画像赞》、《和杨节推见赠》、《丹稜杨君墓志铭》、《与杨节推书》、《答张子立见寄》、《荆门惠泉》、《襄阳怀古》、《万山》、《昆阳城》；苏轼诗两篇(《侯滩》、《庞公》)、赋一篇(《昆阳城赋》)，苏辙残诗一篇(《渚宫》)。总计五十八篇，尚佚十五篇。也就是说整部《南行集》一百七十三篇，尚存一百五十篇，佚二十三篇，即将近百分之八十七的诗文尚存世。

 

二

 

      苏洵在南行途中应杨美球之请，为其父作《丹稜杨君墓志铭》，并为此作《与杨节推书》。在这封信中，苏洵强调文章内容应符合客观实际。他说他为杨父作墓志铭有两个困难，一是“不幸而不获知子之先君”，“洵与子之先君，耳目未尝相接，未尝辄交谈笑之欢”。二是“所恃以作铭者，正在其《行状》耳，而《行状》又不可信”。前者说的是直接知识，他同死者没有接触；后者说的是间接知识又不可靠，所提供的有关死者的材料“皆虚浮不实之事”。苏洵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行状》的“虚浮不实”，其中之一是“公诫诸子无如乡人，父母在而出分。”苏洵反驳道：“夫子之乡人，谁非子之宗与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于皆然，则余又何敢言之？”作墓志铭往往有这样的矛盾，死者的家属总喜欢以一些“虚浮不实之事”，甚至不惜以贬低他人来抬高死者的地位，而稍稍严肃的作者是很难满足这些要求的。在一些人的文集中，墓志铭连篇累牍；在三苏文集中，墓志铭极少，苏轼还公开声称“平生不为行状墓碑”(《陈公弼传》)，就是因为不愿以“虚浮不实之事”谀死者以取悦活人。刘叉持韩愈之金数斤而去，并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全唐诗话》卷二)在这个问题上，三苏比韩愈严肃得多。

      苏轼的《南行前集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论，它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三苏父子一贯遵循的文艺主张。他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联系其“家君”别的一些文章，所谓“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含义非常丰富。一是指文章应有为而作，反对为文而文。他的《权书》是针对宋王朝同西夏用兵“久无功”而作的，他在《权书叙》中说：“《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这里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不得已而言”就是指要有为而作。在苏轼兄弟十余岁时，苏洵曾教育他们说：“(凫绎)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叙》)这就是他们“自少闻家君之论文”的具体内容之一。二是反对“勉强所为之文”，即无话找话说。三年前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说：“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也。”这可说是对“不能自已而作”的最精确的解释，好文章是涌出来的，而不是硬挤出来的。三是指文贵自然，反对雕琢。也是在苏轼兄弟十余岁时，苏洵就在《仲兄字文甫说》中提出了风水相激，自然成文，“乃天下之至文”的理论。他说：“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乎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苏轼《叙》中所说的山川之云雾，草木之花实，正是对苏洵所谓风水相激，“无营而文”的发挥。

      强调文贵自然，决不意味着可以粗滥造，不加修饰。纯粹的自然美如玉，“不得以为文”，可见文是需要修饰的。苏轼兄弟在南行途中均作有《江上值雪效欧阳(修)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诗，仅这个诗题就足以说明他们对诗歌语言的重视，反对以俗滥之语入诗。

      苏轼在《叙》中具体谈到《南行集》时还说：“己亥之岁舟行适楚……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盳叹。”苏洵《与杨节推书》已经强调了文章应该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应该是“耳目相接”的产物。苏轼则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不只是现实的反映，而且还应该是现实触动了作者的心弦而抒发出来的感情。文学作品应以情动人，离开了“有触于中”，现实还没有打动自己，是无法用以打动别人的。    在南行途中，苏轼兄弟还作有《屈原庙》诗、《屈原庙赋》，苏轼还作有《阮籍啸堂》、《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等诗赋，同样表现了《南行前集叙》中的观点。屈原的《离骚》，正是他“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楚王)感发而改行”的“不能不为”之作；阮籍的不朽诗篇，正是他“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登临偶自写，激越荡乾坤”的产物；欧阳修的作品也是他“著书多念虑，许国减欢娱”的产物，著名的《答高司谏书》正是“咎吕”即有愤于吕夷简贬逐仲淹，高若讷又“随而诋之”的产物。这些古今“为文者”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不能不为”，“不能自已”的“自然”之作，决不是“勉强所为之文”。

 

三

 

    《南行集》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那些反映北宋中叶社会现实状况的诗篇。

     在经过嘉州时，苏轼兄弟各写了一首《郭纶》诗。这两首诗的主旨都是为郭纶“屡战有功不赏”鸣不平，但苏辙的诗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民族矛盾的尖锐。因为这首诗既描写了朝廷同西夏的战争：“郭纶本蕃种，骑雄西戎……长遇西鄙乱，走马救边烽……昔在定川寨，贼来如群蜂……挥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红。”又描写了岭南侬智高之乱：“忽闻南蛮叛，羽檄行匆匆。将兵赴危难，瘴雾不辞。行经贺州城。寂寞无人踪。攀堞莽不见，入据为筑墉。一旦贼兵下，百计烧且攻。三月不能陷，救至遂得通。”同西夏的定川寨之战，同侬智高的贺州城(今广西贺县)之战，我们都是从苏辙诗中知道这些具体情况的。他们经过戎州(今四川宜宾)时所作的诗篇，也反映了川南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这里时而发生战争：“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自顷方从化，年来亦款关。”而战争一停，各民族间的贸易也很发达：“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环”(苏轼《戎州》)；“汉虏更成市，罗纨靳不还。投毡拣精密，换马瘦孱颜。兀兀头垂髻，团团耳带环。夷声不可会，争利苦间关。”(苏辙《戎州》)这些少数民族特别喜欢汉人的钱币和罗纨，以精密的毛织品换取又瘦又高的马，垂着高高的髻，戴着圆圆的耳环，说着听不懂的本民族的语言，历尽艰险来争利于市。这里不仅描写了“汉虏更成市”的盛况，而且表现了少数民族的习俗，是研究北宋民族问题的形象化的资料。

    《南行集》也真实地记录了沿途的民间疾苦。苏轼兄弟的《夜泊牛口》诗分别写道：“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屋见星斗”；“水寒双胫长，坏不蔽股。日暮江上归，睶鱼远难捕。稻饭不满盂，饥饿冷彻曙。”所谓“君臣上下有恻怛之心、忠厚之政”的仁宗“治世”(《宋史·仁宗纪》)，人民就过着这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茅屋不避风雨的悲惨生活。这不是牛口一地的情况，他们所到之处普遍如此，苏辙在《竹枝歌》中写道：

 

可怜楚人足悲诉，岁乐年丰尔何苦!

钓鱼长江江水深，耕田种麦畏狼虎。

俚人风俗非中原，处子不嫁如等闲。

双鬟垂顶已白，负水？薪长苦艰。

上山？薪多荆棘，负水入溪波浪黑。

天寒斫木多如龟，水重还家足无力。

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长无衣犹苦寒。

平生有似麋与鹿，一旦白发已百年。

 

“岁乐年丰”都如此，凶年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瘴暖”“犹苦寒”，严冬何以度日!杜甫的《负薪行》说：“夔州处女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从杜甫到三苏，三百年过去了，这一带的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善。

      为什么人民的生活这样艰难呢？苏轼的《黄牛庙》诗可说回答了这个问题：

 

江边石壁高无路，上有黄牛不负箱。

庙前行客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

山下耕牛苦硗确，两角磨崖四蹄湿。

青皌半束长苦饥，仰看黄牛安可及!

 

“不负箱”的黄牛神有“白羊”供奉，而辛苦的“山下耕牛”却“长苦饥”。这不正是人世间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生动写照吗？如果说这还是比兴手法，那么《许州西湖》就是直赋现时社会的不平。在“颍川七不登”的情况下，“使君欲春游”，不惜“浚沼役千掌”。苏轼感慨道：“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城市欢”与“田野怆”，“池台信宏丽”与“野气长苍莽”，表明青年苏轼已认识到当时阶级对立的严重，对民间疾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南行集》还反映了苏洵晚年和苏轼兄弟早年的思想状况。苏洵少不喜学，后发奋苦读，却屡试不第。他早已绝意于科举，自托于学术，想通过名人荐举以从政。嘉祐元年(1056)知益州张方平、知雅州雷简夫把他推荐给文坛领袖欧阳修。“永叔(欧阳修)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荀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但是，苏洵并未因此得到一官半职。直至嘉祐三年(1058)十月，朝廷决定召苏洵试策论于舍人院。苏洵立即上书仁宗，称疾不赴召。他在《与梅圣俞书》中说：“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符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嘉祐四年(1059)六月，朝廷召命再下，梅圣俞亦题诗劝其入京。这就是苏洵《南行集》中诗大都表现得郁郁寡欢的原因。他在《游嘉州龙岩》中写道：“使君怜远客，高会有余情。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佳境日已远，何时休远行!”这首诗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前“未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苏轼《锺子翼哀词》)；这次一路几乎都有地方官吏和亲朋好友迎送，嘉州使君就以盛宴款待他们。但酌酒难饮，去乡伤怀以及“何时休远行”等语，也充分表现出他这次赴京的不快之情，也就是他在《和杨节推见赠》诗中说的“予懒本不出，实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他在《答张子立见寄》中发牢骚说：“文人大约可数者，不过皆在众所誉。此外何足爱，碩破无回喁。况余固鲁钝，老苍处群雏，入赵抱五弦，客齐不吹竽。”他虽然已经“名动天下”，但那只是一些空洞称誉而已。他读书破万卷，却没有任何反响，他被雷简夫赞为“真王佐才也”，却没有任何为国效劳的机会。赵王好武而抱琴弦，齐王好竽而自己又不会吹竽，他是太不合时宜了。这大概就是指他嘉祐元年上书富弼丞相，批评其无所作为；富弼“不乐”，“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叶梦得《避暑录话》)吧!

      苏轼兄弟南行途中的心情与苏洵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他们自幼好道，淡于仕宦：“某龆龄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而忘此心也”(苏轼《与刘宜翁书》)；“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州。”(苏辙《和(苏)迟田舍杂诗九首》)另一方面，他们于嘉祐二年春一举进士及第，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真可谓少年得志。据传，苏洵曾感慨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无名氏《史阙》)因此，这时正是苏轼兄弟踌躇满志，以为将大有作为的时候：“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正是苏轼兄弟《南行集》中诗充满出世、入世思想的矛盾而总是入世思想？上风的原因。苏轼的《夜泊牛口》，前半段写牛口“居民”的贫苦，后半段却感叹道：“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他对“深山子”的独守贫贱表示了敬意，对自己奔走仕途充满了自嘲。而在《过宜宾见夷中乱山》诗中，又表现出不甘避世的相反态度：“蛮荒谁复爱，？秀安可适？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其他诗中也表现出类似的矛盾：“神仙固有之，难在忘势利”(《巫山》)；“蛮荒安可住，幽邃信难耽。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我心甘”(《入峡》)；“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浰阳早发》)苏轼后来在激烈的党争中，在政敌的不断围攻中，总愿出守州郡而不愿久居朝廷，正是他这种“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思想的实践。苏辙的思想状况与兄类似。他在《初发嘉州》诗中，一面嘲笑郭璞白首穷经：“区区辨虫鱼，《尔雅》细分缕”；表示“谁能居深山，永与禽兽伍”；一面又有些犹疑：“此去谁是非，行行重回顾。”他在《昭君村》中说：“去家离俗慕荣华，富贵终身独可嗟。不及故乡江上女，夜从东舍嫁西家。”这固然在为王昭君感叹，但也反映了他对荣华富贵的看法。在《浰阳早发》中，他还嘲笑世人的忙忙碌碌：“空有道路人，扰扰不留车。悲伤彼何赖，叹息此亦愚。”但接着他就把矛头对准自己：“今我何为尔，岂亦愚者徒？”因为自己也在劳苦奔波：“行行楚山晓，霜露满陂湖。”

      《南行集》还歌颂了沿途“山川之秀美”和“贤人君子之遗迹”，这是《南行集》中数量最多的诗篇。

      嘉州地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水汇流处，中外驰名的高与山齐的乐山大佛就耸立在江边。这里山色秀丽，江面宽阔，水流迅急：“乌山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苏洵)；“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苏轼)；“飞舟过山脚，佛脚见江浒。舟人尽敛容，竞欲揖其拇。”(苏辙)三苏父子这一组《初发嘉州》诗，形象地刻画出大佛寺下三江汇合处的壮阔景色。

      苏轼兄弟的《入峡》诗，苏轼的《巫山》诗，真实地描述了三峡的特点：狭、急、秀。狭是指江面狭窄：“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苏轼)；“捩柁破贏旋，畏与乱石遭。两山蹙相值，望之不容筰。”(苏辙)急是指江流湍急：“合水来如电，黔波绿似蓝”(苏轼)；“呼吸信奔浪，不复由长篙。”(苏辙)秀是指山色秀丽：“坠崖鸣？？，垂蔓绿毵毵。冷翠多崖竹，孤生在石楠。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苏轼)；“草木皆倒生，哀叫悲猿猱。白云缭长袖，零落如飞毛。”(苏辙)其中尤以巫山十二峰酷似神女：“遥观神女石，绰约诚有似。俯

首见斜鬟，拖霞弄修帔。”杜陵山水是图经，三苏父子南行途中的山水诗也是可作图经读的，往往给人以如临其境的感觉。任何一个经过三峡的人，都会有“入峡初无路”，“望之不容筰”的同感。

      这一路名胜古迹特多，有吴秘的治《易》洞、郭璞的《尔雅》台、有纪念严颜“谈笑傲砧”、“善折张飞豪”的石碑，有“千古壮夔峡”的孔明八阵碛，有“远略初吞汉”的公孙述所筑的白帝城，有“怀瑾佩兰而无所归”的屈原的遗宫，有“艳色照江水”的王昭君的故里，有因白居易等“三人始游”而得名的三游洞，有纪念羊祜的岘山堕？碑，有杜预沉铭的万山潭，有诸葛亮高卧的隆中，有以“微言”感化“暴主”的颍考叔的庙宇，有“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的阮籍啸堂，有为报私恩竟不惜椎杀魏国大将晋鄙的朱亥的墓地——屠儿原，等等。三苏父子在这些盳怀古迹的诗篇中，不仅歌颂了历代贤人君子的德业，而且抒发了自己的怀抱，苏洵的《襄阳怀古》，歌颂了孔明、羊祜、杜预的业绩，并发出了“自从三子亡，草中无豪英”的深沉感叹，这里显然含有自己年过半百，一事无成的隐痛。苏轼兄弟的《屈原庙赋》热烈歌颂了屈原宁肯以死殉国，也不肯与世浮沉的精神，批判了那些“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賙方以为圆”的所谓“贤者”。他们后来在新旧两党的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正是屈原精神的体现。苏轼曾说：“昔之君子，惟荆(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自指)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与杨元素书》)这与《屈原庙赋》中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沿江一带充满了美丽的神话传说，特别是有关治水的传说，确实是“江山自环拥，恢诡富神奸”(苏轼《神女庙》)的地方。苏洵《游陵云寺》歌颂夏禹、李冰的治水有利于荆蜀间的交通：“斫山决水通万里，奔走荆蜀如长街。”苏辙的《入峡》诗歌颂了夏禹、伯益开峡的辛劳：“禹益决岷水，屡与山鬼鏖。摧冈转大石，破地疏洪涛……辽哉千万年，禹死遗迹牢。岂必见河洛，开峡斯已劳。”苏轼的《神女庙》诗更把许迈斩蛟，李冰降蹇及？姬佐禹治水的传说集于一诗，表现了他对为民除害和为民造福事业的景仰。

 

四

 

      《南行集》现存一百五十篇诗文中，除五篇赋、两封书，叙、赞、墓志铭各一篇外，其余一百四十篇都是诗，而且不少都是同题分砋，我们可以据此比较三苏的不同诗风。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这段话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苏洵诗的特点。苏洵诗确实“不多见”，通行本的《嘉祐集》仅存二十七首，加上过去和最近发现的佚诗，总共也不过五十首。但有十七首属《南行集》中诗，？现存诗的三分之一。从前面所举反映苏洵晚年思想状况的诗篇，已不难看出上述特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他在《南行集》中的其他一些诗篇。他的七律《题白帝庙》写道：

 

谁开三峡容练，长使英雄苦力争。

熊氏凋零余旧族，成家寂寞闭空城。

永安就死悲玄德，八阵劳神叹孔明。

白帝有灵应自笑，诸公皆败岂由兵？

 

前一联总写三峡之险，自古就是英雄争战之地；中二联分写楚王(熊氏)、公孙述(成家)、刘备在这里均以失败告终；诗至此还不足为怪，尾联点题并以反诘结尾，使全诗皆活，主旨立现，确实“精深有味”，为读者留下了无限的回味余地。七古《昆阳城》写刘秀以三千人破王莽数十万大军的昆阳之战：“昆阳城外土非土，战骨多年化尘土。”起笔突兀，以土非土而是战骨化成，一下子就写出了当年杀人之多。战争难免死人：“英雄争岂得已”；但大屠杀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未必三军皆反虏”；后果尤其严重：“薄赋宽徵已无补。”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御之失道谁使然，长使哀魂啼夜雨？”问而不答，更加启人深思。全诗一气呵成，义愤填膺，对无辜的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统治者“杀人应更多长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所谓苏洵诗皆有为而作，“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就是指这类作品。五古《荆门惠泉》首写惠泉，“嘈嘈幽响远，衮衮清光活”十字，写出了泉水的声、形、色。次写二十九岁入京应试曾途经这里，“系马弄潺盢”一个“弄”字，就抒发出青年苏洵喜欢游山玩水的感情。接着写重游惠泉的变化：“今逾二十载，我老泉依旧。临流照衰颜，始觉老且瘦。”江山依旧昔人非，已前是“弄潺盢”，现在是“照衰颜”，不胜今昔盛衰之感。这是写自己，下写他人：“当时同游子，半作泉下尘。”自己还仅仅是“老且瘦”，而“同游子”如史彦辅兄弟，已作“泉下尘”了。最后以“流水去不返”结开头四句——“泉依旧”，以“游人岁岁新”结中十句——游泉之人已发生很大变化。全诗四句一转砋，读起来活泼跳荡，实际上是以轻松之语抒发沉重之情：自己已年逾半百，即将入土，却壮志不酬，一事无成。所谓苏洵诗“婉而不迫，哀而不伤”，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张耒《赠李德载》)“子瞻浩博无涯，所谓诗涛汹退之也”；“子由诗静淡有味，不拘字面事料之丽，而锻意深，下句熟。”(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四)苏轼兄弟《南行集》中诗表明，管这时他们各自的诗歌风格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已经看得出上述区别了。前面已从内容上谈到他们的《郭纶》诗，这里再从艺术风格上看看两首诗的不同特色。苏辙的《郭纶》是一篇长达二百九十字的五古，首写嘉州遇郭纶，次记郭纶自述，最后是作者的感叹：“予不识郭纶，闻此为敛容。一夫何足言，但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计功!郭纶未尝败，用之可前锋。”仅这一结尾就写得来“一波三折”刘熙载《艺概》评苏辙语)：不识而为之敛容，一折；由郭纶而想到群雄寒心，一折；以“此非介子推”反证郭纶“计功”的正当，一折；用人当用其长，郭纶虽非介子推式的贤人，却是“未尝败”的猛将，是“用之可前锋”的，又是一折。这八句的含蕴非常丰富，表达了他对郭纶的同情，对朝廷赏罚不明，用人不当的不满，确实堪称“锻意深，下句熟”。苏轼的《郭纶》是七古，仅五十六字，主旨与苏辙同，表现手法却完全不同：

 

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

 

“首二句写出英雄失意之概”(纪昀评)，以“阅过船”这样一个特写镜头，活画出了他那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百无聊赖的神态。三四句以“骢马瘦”和“铁槊大如椽”作对比，既写出了当年的威武，又写出眼前的潦倒。仅此二十八字所刻画的郭纶形象，可说比苏辙二百余字所刻画的形象还要鲜明。全诗气势磅礴，语言凝炼，与苏辙娓娓叙事的手法迥然有别。又如《舟中听大人弹琴》，题同，体同(同是七古)，主旨同(同是歌颂苏洵的琴技，崇尚古乐而不满世俗之乐)，苏辙的写法是由舟中听琴联想到伯牙沧海学琴，末以“世人嚣嚣好丝竹，撞钟击鼓浪为荣。安知江琴独超绝，摆耳大笑不肯听”点明主题。全诗以写伯牙学琴为主，读起来平和婉转。苏轼却由听琴而大发议论：“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今已亡。千家寥落古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世人不容独返古，强以新曲求铿锵。”全诗纵横恣肆，议论风生，与苏辙诗的平和婉转适成鲜明对比。再如《竹枝歌》，同为“一篇九章”，即同为九首七言绝句组成；但由于内容联贯，一气呵成，两篇都很像四句一转砋的七言歌行。苏辙的《竹枝歌》主要是伤今，写忠州一带“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全诗写得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扁舟日落驻平沙，茅屋竹篱三四家。连舂并汲各无语，齐唱《竹枝》如有嗟……路迷乡思渺何极，长怨歌声苦凄急。不知歌者乐与悲，远客乍闻皆掩泣。”苏轼的《竹枝歌》主要是怀古，围绕着他在《引》中所说的“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四事，每两章盳一事，最后一章总收，写得来“若断若续，章法甚妙”(纪昀评)。如果说苏辙的《竹枝歌》是怨歌，那么苏轼的同题诗就是慷慨悲歌。如“哀屈原”的两章：“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海滨长鲸径千尺，食人为粮安可入？招君不归海水深，海鱼岂解哀忠直？”前一章纵写古今，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划龙舟以寻屈原；后一章横写江海，作者想像投汨罗江而死的屈原被到海滨，为千尺长鲸所吞食了。这里以海鱼不解“哀忠直”反衬楚人的“哀忠直”，以无情反衬有情，更觉情深。前一章是苏辙所能写出的，后一章的驰骋想像，却是苏轼的特长。同是《江上看山》，苏辙看到的是山色朝夕多变，越往前行，山色越美：

 

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村赤如赭。

暮行百里一回头，落日孤云霭新画。

前山更新色更深，谁知可爱信如今。

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负远来心。

 

苏轼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这里全文举出这两首诗，因为它们最足以说明苏轼兄弟诗风的不同：辙诗“平淡”，轼诗“雄悍”(纪昀评)；辙诗多直叙，轼诗好比喻；辙诗“不拘字面事料之丽”，或如王世贞所说“文彩不能如父兄(《书三苏文后》)，轼诗词理精确，形象生动，是三苏中最富文彩的。  (《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