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中国哲学十九讲》8

第八讲  法家之兴起及其事业

在前几讲中，我们已经说明先秦诸子都是针对周文疲弊而发，儒、道、墨三家均如此。墨家在后来未起作用，因此重要的就只有道家和儒家。就周文疲弊是当时政治的、社会的客观问题来看，儒、道两家的态度大体是不中肯的，也就是不相应的，因此不能解答周文疲弊这个问题。虽然不能解答此一问题，但儒、道两家又启发出另一面的问题。       

儒家在中国文化中所担当的是“立教”的问题，所以转而向教化方面发展，这就开出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道家的层次与接触的问题与儒家相平行，但道家在中国文化中属于偏支。虽是偏支，但道家亦在人生之基本方向上有所决定，因此对后世亦有佷大影响。儒、道两家同样地都能决定一个人生之基本方向，而其间的差别即在：儒家担当“教化”的问题，所以教的意味重；而道家则教的意味不重。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是维持西方文化的最高纲脉，在这意思上，我们说儒家“教”的意味很重。佛家亦然，虽然佛教在印度未取得婆罗门教的地位，但一般地说，（对人类的精神生活而言）它教的意味是很重的。道家则教的意味轻而哲学意味重。        

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中国的科学传统当该始自《尧典》所说的羲、和之官。羲、和是天官，所掌管的乃是天文、历、律、数等。演变而为后来的史官。《周礼》说史官有两方面的职责，即“掌官书以赞治，正岁年以叙事”。“掌官书以赞治”就是掌管官书（官方的文献）以赞助政治。这就是后来中国“史”之传统的起源。此外史官还有“正岁年以叙事”的职责，即制造、改正历法以叙民事。在从前的农业社会中，人们都是按照季节来做事的，哪种季节作哪种事情，都有详细的规定。史官之“正岁年以叙事”就是掌管天文、历、律、数，这是真正的科学，中国以前在这方面并不差，这是中国的科学传统。“掌官书以赞治”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道家和名家就代表中国的哲学传统。道家和名家就是哲学的意味重，教的意味轻；后来虽也有道教，但它教的意味甚弱，因此道家不能取得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同样是针对周文疲弊的问题，儒家向立教方面发展，而道家则变成玄理，此是由儒、道两家对人生的态度，基本方面有所决定而转成者。如此当然就不切于当时的客观问题了。儒、道两家既然不能解答当时政治社会方面之客观问题，那么谁能呢？谁来解答呢？就是法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同时针对周文疲弊，然而产生的态度有二：一是向着人生之基本问题方向发展；一是将周文疲弊视为一政治社会之客观问题来处理。后者在当时是一迫切需要的问题，而前者之向人生之基本问题发展，就有普遍性、永恒性，故至今仍可应用。但既有普遍性、永恒性，则对当时之客观问题就不切。能切当时问题的只有法家。因此大家也要好好地正视这方面的问题，应对法家的用心及法家在当时所担当的事业有充分的了解。平常讲哲学史很少谈到这一方面，因为这不属于纯粹哲学的问题。但从中国文化的发展上讲，这是个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