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宋明理学演讲录》3

三、宋明儒学的经典根据

正宗儒家的经典根据是什么？就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易传》五部书。《论语》讲仁，《孟子》讲心性，以心说性。本心就是理。恻隐固然是心，但不只是心，且也给你的行为指定一个方向，这个就是理。这个理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就在心中自定。恰当的说，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律、自立法则。理就是法则。《论》《孟》是从主体方面讲，这个地方，就是教你彻底理解“心即理”这个概念。陆象山、王阳明没有康德那个词语，但陆王对“心即理”的了解就合乎康德意志自律的说法。朱子的讲法则不相合，朱子没有了解孟子的意思。我们现在讲孟子是要把康德意志自律的意思加进去，“心即理”就是意志自律。道理毕竟相通。只要成一个道理，成一个概念，不管用的什么词语，道理是相通的。假如西方哲学永远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永远是中国哲学，两者不能相通，人就不能成一类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成了两类，那怎么可以呢？

《论》《孟》是一系，着重从主体方面讲。从主体方面讲仁、讲心性、讲心即理，主要的是说明道德，说明道德的可能性。加上《中庸》《易传》《论语》《孟子》四部书合起来看，就不光是从主体讲仁、讲心性，不光是直接说明道德的可能性，也牵涉到“存在”，也说明存在。存在就是天地万物的存在，说明天地万物的存在就是形而上学。那么，哪一个观念担负这个形而上学的责任呢？就是“天道”这个观念。这个“天道”不是荀子所说的那个意思，而是超越意义的天道。所以，又名曰“道体”。道体见之于《易传》，就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见之于《中庸》就是“诚”。诚不只是现在所说的“诚其意”的诚，那是从人的生活上说，属于道德的。“诚”除了这一面意义之外，“诚”还是“合内外之道”。《中庸》的地位很重要。主观方面讲仁、心、性；客观方面讲天道、道体，从主观方面过渡到客观方面，两方面通而为一，这就是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

《论语》的精义：践仁知天。《孟子》的精义：尽心知性知天。《中庸》的主要观念是“诚”。《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一“诚”字，把主观面、客观面通而为一。对古人来说，主观面、客观面通而为一不是很困难。但是，这个对现代人来说就很困难。讲主观面就不能讲客观面，讲客观面就不能讲主观面。这是可悲的现象。

《中庸》曰：“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诚”是一个道德词语，但是，这个道德词语是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说，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说。所以说：“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形、著、明、动、变、化六个字表现一个存有论的过程(ontological process)、本体宇宙论的过程(onto-cosmological process)。“诚”是体，是一个存有论义的实体(ontological reality)，或者说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metaphysical reality)。有体作本，就可以形。本是内在的，有诸中者，必形于外。内部充实，一定往外表现。形是往外表现，著就是彰著明朗，著才能明，明就能动，能动才能变，变才能化。形、著、明、动、变、化，这是最漂亮的宇宙观，光明俊伟的宇宙观。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马克思不但要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这句话儒家并不反对，儒家讲参天地赞化育嘛！参天地赞化育就是改变世界。哲学家不但要解释世界，也要说明行动的原理，行动就要改变。但是，改变世界要有根据，要根据诚来改变。这是《中庸》所说：“参天地、赞化育。”改变要有道理，要一步一步实现。“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这是通过实践而来的存有论的过程，统摄在实践理性下的一个本体宇宙论的过程。所以，《中庸》通过“诚”把主观面、客观面通而为一。主观面、客观面本来就是一回事，这就是《中庸》的境界。《中庸》往前发展就是《易传》，《易传》跟《中庸》是同一个境界。

主观方面讲的仁、心、性固然很重要，但我们不能把客观方面讲的天道割断。可以以主观面为主而通至客观面，但不能把客观面割掉。劳思光想把天道拉掉，这是不成的。有文献明摆着，不能闹意气。客观方面的道体，由《中庸》《易传》提出来，道体这个观念跟主观面的仁、心、性是相通的。在《孟子》那里，主观面的心性就往客观面的天相通，只是还未直接讲出来。《中庸》《易传》直接提出天道、道体，要了解《中庸》《易传》所提出的客观面的天道，一定要对主观面的心性把握得很清楚。朱夫子就是主观面的心性把握不住，一下子往客观面转，所以道德意义减杀。朱夫子讲心性道德意义不够。朱夫子本人道德意识那么强，怎么说他减杀了道德意义呢？这就是他的义理形而上学的意味重而道德意义不够。就真正的道德意识说，陆王是正宗，但历来以为陆王并非正宗，这是颠倒了。从教化上讲的那个道德意识，程朱是正宗；从传承先秦儒家内圣之学方面讲，陆王是正宗。朱夫子那套理论把这方面讲掉了，这就是朱夫子出毛病的地方，就是宋明儒程朱一系的一个症结。现在的人多不了解。

宋、明儒开始讲学问不从《论》《孟》入手，而以《中庸》《易传》为主，从客观面入手。先秦儒学从《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一根而发，《论语》《孟子》先出现，《中庸》《易传》从《论》《孟》而发展，四部书是一个系统，《大学》是外插进去的。《大学》就着当时的大学教义讲，教人做道德实践，至于道德实践的义理基础，《大学》讲得不清楚。这方面要靠《论语》《孟子》。到北宋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这三个人出来讲学问，都是先从《中庸》《易传》客观方面的天道说起，他们的兴趣都在这方面，就是先立客观方面的大道理。北宋前三家先从客观面讲，但也不割断主观面，而且是从客观面讲的天道一步一步回归《论》《孟》。先秦儒家本来是从《论》《孟》一步一步地向《中庸》《易传》发展，这是先秦儒家的发展。北宋三家先从客观方面讲，也知道光从客观面讲不成，不能落实，所以必须一步一步回归《论》《孟》。这个运思的方向，发展的度向，北宋几百年直至朱夫子，到明朝，完全忘掉了。北宋前三家的发展度向跟先秦儒家的方向刚好相反。先秦儒家是从《论》《孟》向前发展，一根而发至《中庸》《易传》，这叫“调适上遂”。北宋三家出来讲学问，先秦儒学已成大家的共识。所以，他们直接从最高面说，从客观面的天道说起。但他们也知道不能光停在客观面的天道，还是要回归到《论》《孟》，不回归《论》《孟》就不能落实。尽管先秦儒家是春秋战国，北宋儒学出现是一千年之后，中间隔了两汉四百年，及南北朝、隋唐。南北朝讲的是佛教、道家，到宋朝才恢复儒学。孟子讲性善，以心说性，心即理，这是孟子的切义；但儒家还有天道这一面，先秦儒家就有。所以，我先讲两个层次的“所以然”，讲《论》《孟》《中庸》《易传》一根而发，把这个问题引出来。下次，我正式给你们解释，说明宋、明六百年儒家学问的义理的辗转引申，把六百年儒学的纲领脉络吿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