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宋明理学演讲录》1

说明

《宋明理学演讲录》记录牟宗三先生于1986年在香港新亚硏究所的授课内容，共分为九节。这一演讲录由编校者根据录音及听课笔记整理成初稿，后经牟先生亲自修订而成。稿成之后，在台北《鹅湖月刊》连载，由第13卷第12期至第14卷第3期（1988年6月至9月）分四期刊出。此演讲录从未以单行本形式刊行。

卢雪崑

一、北宋复兴儒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北宋恢复儒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什么？这是一般讲中国哲学史需要讲到的。要讲思想史一定要前后联贯，这是哲学史中的文章，是需要了解的。但讲这些东西讲太多了不行，讲太多了，就是光讲外围话，真正讲到学问的本身就不懂了。这叫做满天打雷不下雨。所以，我们讲学的重心不放在这个地方。但我们也不能对儒学复兴的历史文化背景懵然无知。

宋儒出来为什么一定要求恢复儒学？我们如何理解宋儒兴起的历史背景？这不是逻辑的问题，不是义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两汉讲经学，到魏晋，经学不能讲了，道家复兴。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宋儒出来，一定要讲儒家的学问。讲道家、佛教都没有用，不是社会所要求的。中国历史发展有一个内部要求，这就叫文化精神。一个民族总有一个文化精神，才能有理想，才能往前进。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社会、政治最衰落的时候，而当时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都用在禅宗。禅宗那么有光彩，但究竟于我们的政治社会、世道人心有什么用呢？汉唐大帝国那么兴盛，不是靠佛教，佛教是乘大唐盛世发展起来的。五代的时候，禅宗发展到高峰，但五代是最不成话的时代。到北宋一开国，知识分子思想上就有一个觉悟。从魏晋以来经南北朝到隋唐，一直讲道家、佛教，所谓佛老对世道人心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五代是中华民族最衰落的时候，在这个背景下，便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必须复兴儒学。所以，宋儒讲儒学都有生命。这是宋儒兴起的历史背景。

隋唐、五代衰乱，世道人心败坏。人无廉耻，这是最大的惨局。在这个背景下才要求儒家的复兴。宋、明儒家完全是道德的觉醒。宋儒的兴起就是对着隋唐五代的人无廉耻而来的一个道德意识的觉醒。道德意识的觉醒就是一种存在的呼唤，存在的呼唤就是从内部发出来的要求。

任何思潮学派总有它出现发展的原因。以前老先生不重视外部义理。因为不重视外部义理，所以学问不能贯通。胡适之出来以后，大家一下子知道凡是了解一种东西首先要做社会学的分析。先了解家庭背景，然后了解阶级背景、社会背景。但如此一来，讲课的时候关于内部问题一句话都不会讲，光会讲李白、杜甫的社会背景。李白、杜甫的诗好在那里一点不懂，这算什么讲文学呢？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头脑变成这样子，看任何东西不从内部看，光从外部看，先看你是什么阶级背景、什么家庭背景，结果是骂一顿封建反动就完了。分析朱夫子就是小地主封建思想，对朱子的一套学问完全不了解。分析陆象山的结果是大地主，所以是唯心论，最反动。直到现在，还是光讲外围话，内部的义理一点不懂。糟蹋学问、糟蹋人心到如此地步。

我讲书的时候，外围话尽量少讲，直接做内部义理的剖解。以前的人不大注意外围的话，这也不对。外围的话应当了解，但不能光停在那里，外围的话还未入题嘛！譬如讲周濂溪，就要讲周濂溪的义理结构，才是入正题。我的《心体与性体》不是哲学史，我们讲学问直接作义理的分解。要写哲学史，就要牵涉更多人物。譬如，邵康节就不能少。邵康节是宋代的大哲学家，与二程私交甚密。但邵康节的思想跟我书中所写的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朱子、陆象山以及王阳明、刘蕺山等人的义理论题没有关联。我书中所写的几个人论题是相关的，或者赞成，或者反对。讲学问一定要相关，说话要中肯。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我把外围的话省掉了，直接从周濂溪入手。濂溪以前的不讲了，因为那还没入题。到周濂溪才直接讲儒家的学问，这就是入题了。讲儒家的学问，笼统地说是道德意识的觉醒。以道德意识的觉醒说儒家是十分中肯的一句话。但这是笼统说，道德意识在先秦儒家怎么表现呢？是像孔子那么表现呢？还是像曾子那样表现呢？像颜渊那样表现呢？还是像孟子那样表现呢？道德意识的觉醒为的是成仁成圣，这就是内圣之教。宋儒的内在义理就是如何成圣，如何发展完成道德人格。胡安定那个时候还未入这个正题，胡安定讲《春秋》。《春秋》也是道德的，但它不是讲如何发展完成道德人格，春秋大义大体是属于外王方面，从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道德标准讲，属客观面。

宋儒复兴儒家，第一阶段是一个文化意识。文化意识完全对着佛教而发，牵连到道家。理学家对佛教有痛切之感。面对隋唐、五代的衰乱，佛教光讲“空”，道家光讲“无”。道家、佛教都是非道德的，不从人的“当然”处讲，对世道人心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说，宋儒的兴起是对着隋唐、五代的人无廉耻而来的一个道德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