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王弼在《老子微旨略例》说：“既知不圣为不圣，未知圣之不圣也。既知不仁为不仁，未知仁之为不仁也。”这几句话就是诡辞。他说这种诡辞是想要解释《道德经》：“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王弼又说“绝圣而后圣功全，弃仁而后仁德厚。”这不是诡辞吗？表面看不是自相矛盾吗？大家都知道不圣为不圣，这是依据逻辑规律的。但大家不知道圣之为不圣，“圣之为不圣”不是自相矛盾吗？表面上矛盾，但是，辩证就要通过这个矛盾达到真正的圣。所以才说：“绝圣而后圣功存，绝仁而后仁德厚。”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分解地讲，那是直线的，都遵守逻辑规律。遵从逻辑规律的叫做思考，不叫做智慧。凡是辩证的诡辞都是曲线的智能，这是哲学中最玄的一种。一种是logical，一种是dialectical，这两个领域穷尽一切哲学的理境。对辩证的意义不了解不要随便讲辩证法，要不然很容易堕入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讲法缺乏哲学常识，不通的。拿唯物辩证法反对形式逻辑，这是瞎搅和。西方没有人讲辩证法就反对形式逻辑，也没有人在讲数学、物理的时候讲辩证法。这两种理境道家、儒家都有。分析的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辩证的，辩证的是消化成你自己的血肉，那才能营养，这就是东方哲学的智慧。黑格尔用辩证逻辑的方式讲，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个方式。其实中国的智慧最透辟，中国的哲学智慧最清明，了如指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多聪明人，没有像老、庄，像讲《般若经》的菩萨那样的聪明人，所以需要用黑格尔的方式给你讲清楚什么是辩，用逻辑把它撑起来。不管你讲形式逻辑，或是讲辩证逻辑，辩证也是逻辑。“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庄子这里说的都是通过辩证的诡辞来表达，这几句话所讲的道理都不是分解的方式可以达到的。就是说，这不是用分解的方式可以知道的，所以，下文就说：“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大辩不言”在我们平常的现象范围之内，科学知识的范围之内，要有辩就要有言，这是个分析的关系。但在高一层次上的“大辩”，“辩”与“不言”的冲突没有了。

“辩而不说”而不矛盾，这是反常的，这就是怪。所以庄子说：“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这个“怪”不是平常所说的心理不正常，这个“怪”就是paradox。这个地方的反常就叫做诡辞。这种诡辞不能清楚地摆出来。

中国人的逻辑头脑不行呀。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中国人头脑太快，太聪明了。现在叫你慢一点，一步一步来，从“2＋2=4”了解起。中国以前说名家太啰嗦，因为名家属逻辑问题嘛。当个毛病看，那是令人讨厌的，所以一般批评名家“苛察缴绕”。但平常人头脑太快不是好处，那都是感觉的，不是thinking。所以，到概念性的思考，你完全不行。中国人的毛病就在这个地方。名家还是最简单的苛察缴绕，最高度的苛察缴绕就是数学，根本不能讲了，只能用符号算呀。这不是语言的问题了，语言说不出来，只有用符号算嘛，computer就是这一类的。这是高度的科技。王弼说：“人皆知不圣为不圣，而不知圣之为不圣。”这种道理是最难了解的。道家喜欢说这种话，说到这个地方就有劲度。为什么有劲度呢？他有灵感嘛。这里面有内容啦。董仲舒说：“言之重，词之覆，其中必有美者也。”（《春秋繁露》）这是很漂亮的句子。你看康德的书，重重复覆，总是啰嗦，越啰嗦越有味道。所以，要不是你不读它，读了它没有能出来的，你一看就给它迷住了。朱夫子的《朱子语类》也是这样，重重复复，谁看他的《朱子语类》，谁就给它迷住。朱夫子有这个本事，这就是反复叮咛。反复叮咛就是“言之重，词之覆”。一定有美在其中嘛。假定清浅如水，说一下就得了，何必那么啰嗦呢？分解的范围内不准讲诡辞，但是，分解的范围并不穷尽一切的范围。天下间很多东西不是用分解的语言、逻辑的语言可以摆出来的，所以，一定要从这个分解的范围进到另一个范围。这另一个范围就是“大辩不言”的范围。就是道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什么东西呢？

刚才讲一大段就是要你正视下面的这句话：“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这就是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篇》）这句话就涵着庄子那句话。知道的我就说知道，不知道的我就说不知道。这就是智慧。譬如，这支粉笔是白颜色的，这是我经验到的，靠我的经验可以确定地知道的。这是经验的知识，这是我知道的。上帝在哪里呢？我不知道。这不能证明的。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孔子说“是知也”与前面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知”是不是同一层次呢？不是同一层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两个“知”是真正知道，有对象，这是第一层的。也可以说是第一序的。“是知也”这个“知”高一层，叫做第二序。孔子的话有两层：头一层是“知道”“不知道”；第二层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两层意义的“知”。庄子“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这句话也有两层。你知道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停止，这就是说，你知道你所知道的地方，你也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地方。这是最高的。我知道我不知道上帝嘛，所以，我的知的活动就不往上帝那里应用，就在这里停止了。这是最聪明的。这表示说一般人是很笨的，你也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天天在那里念念有词，这是很可悲的。古人都想往上看，不但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也如此。到近代文明才在知道的范围之内多说话。古人在不知道的那个地方警告你，他往上转，但不是教你念念有词，他教你在不知道的地方停止。在“辩”与“言”一致的范围，那是知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清楚地知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这些诡辞所暗示的那个范围就不是我们的知所能达到的范围，所以，他到这个地方就不说了。庄子这个地方是通过诡辞来暗示那个不可道之道，不可道之道就是庄子说“大道不称”的不称之道。所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这句话使人听了很舒服。庄子说“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这句话就苛察缴绕嘛。孔夫子是圣人，庄子是哲学家嘛。圣人的话使人很舒服，哲学家的话令人讨厌，逻辑学家的话更令人讨厌。“故知止其所不知”这个“所不知”就是不能用分解方式的那个“知”来达到。但是在庄子、道家以至佛教看，这些诡辞所指点的地方也不完全是一个大糊涂，它清楚得很，了如指掌。既然了如指掌，也可以知的。就是不知道的地方，我也知道。这是高一层次的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表示他对于所不知的那个地方也很清楚，但他不说就是了。这叫做“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既然“圣人怀之”，他心中当然有一个想法嘛，就是说那个地方不能用分解的方式给你摆出来，他就不说了，所以，孔夫子说：“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并没有说话，但天也不是大糊涂蛋嘛，清楚得很，四时很分明嘛。圣人也是如此。

依佛教的讲法，凡是我们用分解的方式明白摆出来的都叫做识知。照康德讲，凡是通过我们的感性、知性、理性三者合作而达到的都属于佛教所说的“识”。感性、知性、理性这三者合作的范围是可以清楚地摆出来的，那就是我们的科学知识范围。这三者合作所达不到的范围，就是佛教所说识知达不到的范围。在东方人，识知达不到的地方也可以说，在佛教，那叫做智知。智知与识知相对反，这种智知佛教叫做般若。智知就是不能用逻辑的方式摆出来，能够用逻辑的方式摆出来的佛教叫做识知。耳目鼻舌身这前五识属于康德所说sensibility（感性），因为我们的科学知识起于感性，不能离开感性。光是感性也不够，还需要understanding，understanding属于第六识。康德所说的理性还是在第六识的范围之内。佛教讲第七、第八识那是心理学意义的。智知不属于sensibility、understanding、reason，在佛教，那名之曰般若智。在儒家，孔孟虽然没有说，但他也有这个境界。在道家，这就是玄智。主观讲、名之曰玄智，客观讲名之曰玄理。孔孟没有这种词语，但儒家后来发展到王阳明讲良知，那就是以智知。

所以，“故知止其所不知”是在我们不能用分解的方式知的地方停止。但这个地方我也可以知道，那么，这个地方不是识知，而是智知。“圣人怀之”，圣人在这个地方也清楚得很，那不是识知，乃是佛教所谓智知。在东方，后来儒释道三教都承认有这种“智”，尽管所用的名词不同。道家承认玄智，用玄智可以达到，用诡辞而达到，我就知道了。佛教就说般若。儒家不太说这方面的话，但它也可以达到。性命天道也在我们神知的范围之内，性命天道也不是漆黑一团，也可以达到。

但是，西方不承认有这种智，西方人所谓“知”就是识知。依康德讲，我们的知识就是在感性、知性、理性的范围，在现象的范围、科学的范围。上帝的范围是我们的sensibility、understanding达不到的，所以说上帝不可知。你说你的sensibility、understanding、reason达不到，那么你有没有一种智慧来达到呢？没有。这是西方人的看法。

所以，上帝不是知的对象，那是我们的智慧之光可以达到的。智慧之光不是识，但是，这种智慧之光西方传统没有的。基督教的传统不允许有。中西文化的差别就在这里。上帝只是信仰的对象，我们没有一种智可以达到他。因为我们所有的“知”都离不开sensibility、understanding、reason。佛教所说的“智”既不属于understanding，也不属于reason，更不属于sensibility，不在八识范围之内。它是“转识成智”，智与识相对反。这种智在佛教叫做般若智，在道家叫做玄智，在儒家叫做良知、本心。这个智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intellectual。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词语，根据西方传统，根据康德的讲法，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名词，这种“智”康德就叫做intellectual intuition，我译做“智的直觉”。东方人所说“般若智”“玄智”“良知”这类，在康德那里，根据西方传统，那就叫做intellectual intuition。这种能力谁有呢？只有上帝有，神有。上帝的intuition才是intellectual intuition。我们人类（human being）没有这种能力，人类是上帝所创造的，是被造物。Intellectual intuition属于上帝，上帝是无限心。Intellectual intuition从神心发，神心就是无限心，divine mind就是infinite mind。无限心就是没有限制的。我们人的心是有限制的，就是有一定的范围，每一个概念都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意义。中国人喜欢讲“圆而神”，道心就是圆而神。这个神不一定是西方那个personal God。中国人有中国人说“神”的意义嘛。无限心其实就是圆而神。西方人说神就是personal God，这两个“神”的意义不一样。但是，那个personal God也是圆而神，属于无限心。“圆而神”是《易传》上的话，与“圆而神”相对是“方以知”。东西文化都承认有无限心、神心，圆而神的心。不过在中国，无限心，神心，圆而神的心是道体，他并不把它人格化（personify）。这就是东西文化的差别。无限的心本来就在这里呀，一旦personify就推出去了。把它拉进来就是中国，推出去就是西方，中西方就这么一点差别。推出去没有道理嘛。你要推出去就推出去，那是不可理喻的，不能以理讲，他就是喜欢那样嘛。要不然他不能崇拜，不能祈祷嘛。personify才能祈祷。没有人向良知祈祷，般若智、良知不能祈祷嘛。可见人别扭得很，不可理喻，到他一旦觉悟的时候一下子就甩掉了。

在中国，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承认有无限心的妙用。那么，中国人就承认智的直觉就在我这里，你通过修行就可以转出来，可以转识成智。这个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在西方人看，识怎么能转呢？人就是识嘛。转识成智，人不是成神了吗？人不能成神呀。人不能成神，但人可以有无限心。无限心不能推出去，不能personify成God。把无限心personify成God，这本来就是你的执着，没道理的嘛。西方传统不承认我们人有智的直觉，所以，对于那个不可知的东西就是不可知，没有办法，那个地方我们只有相信，那是信仰。那就是漆黑一团，就是康德所说的不可知，是属于识的知识所达不到的，这是可以说的。但是，识达不到，智达到嘛。这是中国人的想法。康德说我们人没有这种智，那么，你没办法了，上帝当然知道他自己，但你不知道嘛。你是人嘛。所以，我教你们了解“故知止其所不知”这句话，这些道理也就涵在里面。庄子能够说出这句话来就不容易。他告诉你有一个分寸，我们一般的“知”有一个限制，不能无所不知。但那个“不知”并不是漆黑一团，它可以用诡辞指点到，还是清清楚楚。那个清清楚楚就是道家所谓“道”，要修道，不是乱来的，不是信仰的问题，不是祈祷的问题。你可以通过修道，使你道心呈现，你就可以达到。依佛教讲，你转识成智，般若呈现，也可以达到。照儒家王阳明的讲法，你致良知，根据孟子，你的本心呈现，你也可以达到。

所以，庄子这句话你不要笼统看过去，这是很大的智慧呀。你能够知道停止在你所不知的地方，这是到家了，最好了。可见这里有一个限制，有一个范围的问题，两种“知”的范围嘛。这个“不知”的范围就是“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谁能知道呢？假定有人能知道，你的生命就在“天府”的境界。什么叫做“天府”呢？无限的丰富，无穷无尽。故云：“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你天天往里灌水也不会满嘛，你天天往外抽水也抽不干嘛。这不就是无限吗？这就叫做“葆光”。“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葆光”就是无限的涵蕴，就是“圆而神”的“神”“葆光”就是无限的光，永远发不完的，永远藏在那里，没有完的时候。“葆光”换另一个词语说那就是韬晦。“葆”就是藏起来，不要露出来。韬晦与葆光是同义语，韬晦那个光温润，不刺激眼睛。谁能知道“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呢？圣人能知道嘛。智的直觉呈现就能知道。要通过修养（儒家的修养、道家的修养、佛教的修养）才能转出来。西方人不行，因为在西方人这个不是修养的问题，而是信仰的问题。所以，西方人没有实践，他们不能讲实践的，他们只能讲信仰。信仰没有道理可讲的。所以，西方人有激情，有冲动。天天犯罪，礼拜天到教堂去痛哭流涕，第二天又犯罪，犯罪一个礼拜，礼拜天再到教堂去痛哭。所以，巴黎咖啡站、夜总会旁边就是教堂，那就是预备你到那里痛哭的。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它有它的精彩，也有它的毛病。

现在的中国人只知道自己没有科学，而不知道中国在智慧方面是很高的，坏就坏在下面没有东西定住。西方的文化是激情的，东方人的文化是理性的。几千年来理性得太过分，结果出了彻底的非理性，以非理性做理性，以性恶做底子。这不是一个悲剧的世界吗？现实上任何东西都有毛病，任何一个顺理成章的社会都不能没有毛病。自由社会的主要处是理性的，不理性的是它的流弊。没有说一个根本反道德反理性的思想能创造文化，自由世界、贵族社会的正面是积极的，是主流，本质是理性的。缠足、太监、抽大烟、娶姨太太，那不是中国老传统的社会的主流。自由世界、中国老传统的社会里面，正面是理性的。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限度，但是，理性就在封建社会、自由社会的道德意识里面。所以，人类最伟大的文化、最伟大的传统都从贵族社会、自由社会创造出来。封建不一定是坏的，最高度的道德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面表现出来的。

我们讲理想，讲justice，讲仁义道德，讲宗教，正是要冲破现实上的这个毛病嘛。康德也知道“知止其所不知”，知识达不到的地方，我们就不往那里应用了，在那里停止了。所以，康德的批判哲学头脑很清楚。知识达不到上帝，那么，靠什么呢？靠信仰。他的批判哲学的思想就是要为信仰留余地。西方文化只靠信仰，而我们没有智达到它，这是有毛病的。西方文化中，他那个生命的本质就有问题，他们的问题就在宗教里，他们的宗教有其精彩，也有其毛病。信仰就是信仰，没有理可讲，我们的智慧达不到，因为我们没有智的直觉，只有上帝有智的直觉。

你们再看《庄子•大宗师篇》开头的几句话，还有郭象的注，那个注很漂亮，很有智慧。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知之所知”就是可以用分解的方式清楚地说出来，也就是我们的识知所属的范围。“知之所不知”就是分解的方式达不到的地方。《齐物论》说“故知止其所不知”是说在所不知处停止，分际不太清楚。《大宗师》这里说“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这段话如何了解呢？看郭象的注：

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为或不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众。为之所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备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为不敢异，异则伪成矣。伪成而真不丧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体。所好不过一枝而举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为者有分，故任而不强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极，故用而不荡也。故所知不以无涯自困，则一体之中知与不知暗相与会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者也。

郭象的注很好。“知之所知者寡”我们以分解的方式清楚地知的范围很少的，科学知识只不过一点点，很表面化的，康德说我们所知的只是现象呀。“而身之所有者众。”我知道得很少，就是就我自己的生命讲，我身上所有的多得很，而我所知的少得很。你知道你身上有多少个细胞吗？你知道你的细胞怎样活动吗？那么，这一大堆东西靠什么呢？如何能“终其天年”呢？就要靠“养”，不要骚扰它。“为之所为者少”，道家讲“无为”“无为而为”。有为而为很少的。以为的方式去为，那所做的很少。这就叫做“为之所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备焉。”就是在上者也没有办法使你都知道，大皇帝没有办法，就是上帝也没有办法求其备呀。

什么叫做“莫能器之”？《论语》上说：“君子不器。”就是不能把它当作工具使用。器之的东西是很少的，你能够把天下的东西都当一个工具来用吗？“人之所知不必同”。因为经验的知识哪有都一样呢？人之所知不一定要一样嘛。但是，“所为不敢异，异则伪成矣。”“不敢异”就是顺其自然嘛。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嘛。一定要与众不同，标奇立异，出花样，制造种种灾难。这就是《中庸》所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这是人祸。为什么说“异则伪成矣”呢？因为你造作嘛，造作就是虚伪。“伪成而真不丧者未之有也。”这话说得多好呢！“所好不过一枝而举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所好的只是一点，而其他一切东西从根上烂。因为你的所好，把其他的东西都影响了，把生命的根都摇动了。

“所好不过一枝而举根俱弊”这话说得好得很。所以，你不能轻视郭象这种人物。郭象这个注我在《才性与玄理》讲过了，这个注是了不起的一个注。所以我把这段文章指出来，你们要仔细读一读。你要贯穿这段话来了解《齐物论》所说：“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故《大宗师》云：“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就是只活到一百岁，你的生命也得到永恒的意义，这是智慧，并非说使你长生不老。这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宗教的最高境界就是得其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