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了解康德很困难。《纯粹理性之批判》讲时间、空间那部分不过40多页，有人一生讲康德就讲那40多页，其他的都不懂。可见很困难。困难久了，人就发脾气了，就放弃了，不念了。有些人因此说，康德的文章根本不通，我们看不懂。好多这一类人，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他说他在德国念康德，读康德的书读了两遍也没有看懂。他说：我这么聪明，看两遍还看不懂，可见你的文章大概有问题。依我看，你那种聪明，不要说念两遍不能懂，你就是念十遍也不懂。念哲学的人好多这类的，念不进去了，就说人家不通，就不念了。

因为康德太麻烦，他想得太多。你刚刚开始想，你哪有想那么多呢？所以要慢慢来嘛。他一生没有做旁的事情，活80多岁，他就是想这三部书的问题。写《纯粹理性之批判》的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你们现在才20多岁，怎么能懂呢？康德想得多，想得稳当，每一句都是一定的。你怎么能说康德不通呢？你自己没有看懂嘛。但是，现在的人不说自己不懂，只说人家不通。现在在台北念哲学的，有许多是这一类的。

你能了解康德，对于20世纪的逻辑、数学、物理学、科学就可以有一个安排。一方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有一个安排，另方面也可以了解中国儒家，了解孟子。你不了解康德这方面的思路，你现代人也不能读懂孟子。假若你了解康德的道理，一下子就懂得孟子。我告诉你们，孟子所言“仁义内在”，就是康德所讲自律道德。自律不是容易发现的，康德以前西方人都是讲他律道德，康德出来才讲自律，这是一个大扭转。康德是18世纪，在中国，战国时代就讲自律道德了。战国时代，孟子就发出这个思想。有没有创见，有没有insight，都从这里看。所以，孟子是圣人、大圣，是个哲学家，他有创辟性。

以前哪一个秀才不读《孟子》呢？哪一个读懂了呢？现在你们师范学院都讲《孟子》，哪个人能了解《孟子》的创见呢？他们会讲《孟子》吗？他们讲的那些没有用的。孟子当时发出那个思想，靠他的creative intuition，靠他的insight，他讲出来，我们不一定懂。我们想按照一个思路去了解它，那么，最好是读康德。这是一个训练，你经过康德了解孟子，这就一定了，你的了解就是真正了解了。不是马马虎虎，昨天懂了，今天又不懂了。所以，我从《认识心之批判》写成以后，转到康德的这个思路、进路，我才能够了解中国哲学的传统。现实的经验是靠碰到熊〔十力〕先生。但熊先生不能告诉我一条进路。熊先生的讲法完全是老的讲法。

所以，哲学的中心不放在知识这个地方，而放在生命(life)这个地方。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就是实践的智慧学。这就是中国所谓“教”，这个地方中国人很清楚。中国人的头脑有时候很模糊，但是说到“教”这个观念，经过两千多年的磨练，非常清楚。必须经过两千多年的奋斗。假定你以为两千多年都是封建，都是混蛋，那么，你根本不能了解。难道中华民族两千多年都在睡觉吗？你拿这种话唬人，唬不住的。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一点感触呢？

从孔子到现在二千五百多年，这代表一个智慧的方向，我们现在肯定中国文化，是肯定中国文化的核心里面的智慧方向可以给你作一个指导。所以，所谓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是封建的，或不是封建的，那是一种滥调。那不是一个问题，根本不值一提的。中国有基本的大智慧的方向嘛。儒家代表一个，道家代表一个，佛家代表一个。你讨论这个问题就要当生命的学问、智慧的学问，当实践的智慧学来看。不要从封建不封建讲，你说这种废话干什么嘛。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起码的信念，这个信念与宗教信仰不同。做学问当该好好做客观的了解嘛，哪能首先有一个偏见放在脑子里面，从政治的观点，说什么封建不封建，就把传统文化抹掉呢？这不是客观的了解嘛。

所以，客观了解最重要。以什么东西做客观的标准呢？文献呀。文献都摆在这里，你不能乱讲呀，我们通过文献了解孔子的idea，了解孟子的idea。你不通过文献，你凭什么讲呢？你不能凭空讲嘛。这是一定的，这叫做客观了解，有客观标准的。

中国文献是用中文写的，中文有文法的，中文的文法有时候比洋文法都要严格，都要明确。你们现在都说中文不严格、不科学，其实中文文法比洋文法清楚。中文的文法很明确的。所以，你首先要相信中文有文法，每一个句子有一定的意义。有一些是不清楚的，不清楚的就放在一边，不要乱讲，除非有充分的根据。清楚的、一定的，那不要随便乱讲。

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他不能都是不清楚的。很少数的地方不确定，见仁见智，看你怎么讲，因为没有根据嘛。完全没有根据的，那就不要讲，不要引这种话。有些地方可以看上下文，看其他连贯的，由旁的明白的东西来决定这个不明白的东西。譬如，孟子说“性善”，这个问题清楚的文献多得很，《孟子•告子》清楚得很。但孟子言“性”也有一个不清楚的句子，我向来不引那个句子。因为不清楚嘛。其他清楚的地方多得很，你为什么不根据清楚的讲呢？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孟子•离娄下》）这句话不清楚。考据也考据不出来。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从这句话讲孟子之言“性”呢？既然这句话不清楚，它能决定什么呢？孟子言“性”清楚的地方多得很，你要讲这句不清楚的句子，至少也不能跟其他清楚的地方意思相违背。这是逻辑。这句话不清楚，没有人懂。也没有说这个句子有什么错字，有什么校勘的问题，但讲不出个道理来。徐复观先生大讲这个句子，发挥一些议论，也就是一些议论。

讲孟子的性善论不要引这种句子，因为它没有确定的讲法。

你要承认，有些需要训诂、考据的，就要多看书。但四书里面，《论语》《孟子》没有几处是需要训诂的，文章都很通顺。《荀子》用的词汇很多，佶屈聱牙的，所以需要很多训诂。四书文章很通，很清楚，用不着译做白话文，译成白话文反倒不好懂了。

所以，文字要能表意，有文法就表示这种文句表意，可以达意。既然可以达意，通过一句文句就可以了解一个观念；进至观念，这就代表一个思想。观念与观念连系起来，这就成一个系统。这才可以讲义理。所以，义理不是可以随便乱讲的，义理不是由你的脑子可以瞎想的，是根据文句来的。你可以引申，触类旁通，但也不是随便引申，是有范围的、有限定的。

现在有一些人以为中文到处都是模棱两可，那么，中文不能达意了嘛。中文不表意，那么要中文干什么呢？所以，现在都念英文。了解义理要通过文句，文句表示一个观念，由观念表达思想。这就叫做客观了解。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经典、儒家的经典，各时代那些思想讲这些经典，讲了两千多年，有些是讲错了的，不是通通都对。但是，它总是在那里磨荡，总是在那里讨论。对于儒家经典的了解，为什么说宋明儒的了解多一点呢？因为他能够了解经典的句子。旁的人了解得不对嘛。这个你不能不服气。

既然有客观的了解，我们就诉诸中国人的经典来了解中国学问的重点。这个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生命，就成为实践的智慧学。这个名词是最后的一个结论，凭空说出来你也不懂呀。你要慢慢了解。这是通过客观的了解而这样确定的。

现在西方没有实践的智慧学，形而上学不能讲了，结果只有科学。徐复观先生晚年说形而上学不要讲了。某种形而上学或许不能讲，但不是一切形而上学都不要讲。你不能说形而上学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形而上学。确实有属于形而上的。科学的了解就是科学的了解，与形而上学的了解完全不一样。形而上学就是西方的metaphysics，而“形而上”是中国原有的名词。《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以“形而上”这三个字翻译metaphysics，这也很恰当。

实践的智慧学就是“教”。这种教的意义代表的哲学在中国是从孔夫子开始，所以从儒家讲起。那么，代表孔夫子的智慧，我们现在只有通过《论语》。由《论语》这个文献做基本、做一个中心点，可以牵渉到其他的经典，然后是《孟子》《中庸》《易传》《大学》。这几部经典配合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实践的智慧学。它自然成一套。你就知道它的用心点在哪里；它最关切的是什么。它关切的不是知识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

你看《论语》，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它的中心观念在哪里呢？看起来没有系统，但它有中心观念。读中国书很困难就在这个地方。一个西方人说：《论语》为什么在你们中国的地位那么高呢？这里面也没有定义，也没有系统，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的。这种头脑怎么行呢？洋人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就不当该说这种话嘛。在台湾，大家最称赞的方东美先生，最有学问，大哲学家，但他就最看不起《论语》。他说《论语》是孔子早年的言行录，没有什么中心观念，只是生活上的一些好格言。谈哲学，讲《论语》不过瘾，没劲度，读《易经》才过瘾。所以，他要读《易经》。

《易经》只是六十四卦。《易传》是孔子以后的，哲学都在《易传》里面。《易传》是经过孔子的启发，它不是孔子所写，但也是孔子后学之作。瞧不起《论语》，这表示你这个人很差。就是以前佛教那么瞧不起儒家，但他对于《论语》也不敢瞧不起。和尚还是有智慧呀。佛教那些和尚很瞧不起儒家的，他们说“儒门淡泊”。“儒门淡泊”这是客气话，就是说水很浅，笼络不了那些英雄豪杰。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对《论语》佩服尊崇。《论语》是文字般若。什么叫做“文字般若”？那就是智慧的流露，从文字般若再进一步，就说《论语》是圆音。你怎么能瞧不起《论语》呢？

什么是圆音呢？圆音就是怎么说，怎么有道理。孔子说，“六十而耳顺。”这是智慧。知识不是圆音，智慧才是圆音。佛教也这样了解《论语》。你怎么能瞧不起《论语》呢？

你瞧不起《论语》，这表示你不了解《论语》。不是《论语》不行，是你不行。你不能轻视《论语》，你不能先读《易传》。你要先通过《论语》，然后你才可以读《易传》。方东美正好颠倒过来，瞧不起《论语》《孟子》来高抬《易传》《洪范》。可见这个人对于儒学非常外行。但他是大哲学家。这不通的。你要了解《易传》，首先要读《论语》《孟子》。有人还替方东美辩护，说他也有道理，因为《论语》没有中心观念，而《易传》是玄学，形而上学的趣味重。我说：《论语》为什么没有中心观念呢？大家共认的《论语》的中心观念是哪一个呢？是“仁”。大家共认是“仁”。你怎么说没有中心观念呢？

你要了解《易传》的形而上学，你也先得了解孔子所说的“仁”。通过“仁”你才能了解形而上学，那个形而上学叫做moral metaphysics，那不是根据物理学讲的。那个形而上学是根据《论语》的“仁”建立起来的。所以，《易传》有几句话很漂亮。《易传》说，道“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这就是《易传》所说的道。这是《易传》里很有名的一段文字。这种句子很有灵感，很能启发人。这就是熊〔十力〕先生天天赞美不已的生生不息的生化大道。这种生化大道、这种形而上学不是凭空来的，是“显诸仁”，在“仁”这个地方才能显出来。没有仁作根据，就没有生化大道。这在自然科学里没有的，自然科学是原子跳来跳去，哪有仁呢？

所以，熊先生讲“体用不二”。道就藏在作用中，于用中而讲道。就是“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这是从天道讲。“盛德大业，至矣哉。”这就是天地之大德。《易传》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从天道讲可以没有忧患，但是圣人不可以没有忧，这个地方显出有不同。客观地从天道讲，这是一个意思。从圣人这里主观地讲，这又是一个意思。这两层意思有不同，最后是合一。这就是儒家的形而上学，就是儒家的实践的智慧学。

客观地说，天道生万物，哪有什么忧不忧呢？但是圣人有忧患。圣人是人，这是主观地讲。天道是客观地讲，客观地讲没有忧患。你要是从基督教的立场讲，从上帝那里讲也没有忧患；要讲忧患，那么，从耶稣那里讲才有忧患。但照基督教的讲法，耶稣是上帝的化身，上帝要化成耶稣那个样子下来才有忧患，受苦受难呀。这种道理差不多的，看谁讲得圆融。这个地方就看出儒家的圣人与道家不同。

儒家的圣人有忧患，但圣人的忧患不是小人常戚戚。道家怎么讲呢？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易传》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这是客观地讲天道没有忧患。主观地讲，从圣人方面说，圣人是有忧患。这是儒家的圣人。道家说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是道家的圣人。这句话不行。天地可以不仁，圣人怎么可以不仁呢？“圣人不仁”这句话就不对了。所以，道家这句话很差劲的，这就叫做异端，不正派。道家究竟是偏，不是大中至正之道，就在这句话显出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可以讲，因为天地无所谓仁，它是客观、自然嘛。照道家讲，天地就是客观、自然。但是，圣人不能完全与天一样。道家说“圣人法天”。但圣人虽然法天，他不能完全与天一样呀。你说圣人也与天一样，“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不行的。不是儒家的圣人不行，是老子不行，老子不见道。从这几句话，马上就区分开儒家与道家的不同。站在圣人主观的立场讲与纯粹客观地从天道讲也有不同，这也区分开了。但是，分开了也不妨碍合起来。这是儒家的学问。

因为圣人有忧患，所以，《中庸》还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参天地、赞化育。这都是根据《论语》《孟子》下来，《中庸》《易传》是同一个头脑。圣人有忧患才参天地、赞化育。客观的化育是通过圣人的主观的参赞而提上来的，要不然就只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什么价值呢？自然科学的“自然”已经不是不是当初那个纯粹自然的自然嘛。儒家的自然就是提上来，这就叫做价值化，这就叫做moral metaphysics（道德的形而上学）。

“参天地、赞化育。”人的力量参与天地之间而为三。假如没有人来参与赞助天地之化育，那个化育就是自然科学，那个没有价值的。这个就是儒家的积极的实践的智慧学。道家、佛教都是消极的（negative）。道家是中国原有的，佛家后来才传进中国来，它很容易连在一起，一下子就传进来了。基督教要传到中国来就不太容易，它里面有一些障碍。所以，基督教要传到中国来就很困难。我们要给它疏通。上帝无所谓忧患，忧患要靠耶稣。耶稣才能下来受苦，你不能叫上帝受苦。上帝要化成耶稣，道成肉身，才能替人类受苦。耶稣受完苦就回去了。所以，耶稣是神。中国人不这样想嘛。但是，基督教也不直接从上帝那里说忧患，这个道理还是可以讲，根据儒家的道理还是可以承认的。忧患放在耶稣，儒家可以承认，但儒家不承认耶稣是神。耶稣是人嘛。人参与天地之间，也是三位一体，这个是儒家的三位一体。天、地、人三才，这不是三位一体吗？

《易传》明明说，“显诸仁，藏诸用。”“仁”从哪里来？从《论语》来嘛。“仁”是孔子的创辟的概念，仁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孔子这个圣人的creative mind所涌现出来的。凡是讲这种道理的，都要靠这个人有creative mind。孔子讲“仁”，孟子讲“性善”“仁义内在”，这都是creative mind。这个不是演算术呀。平常人想不到的。你可以讲“仁”，但你的了解不同呀。所以，子路问仁、仲弓问仁，颜渊也问仁，所问的“仁”多得很，孔夫子答的都不一样。在孔子以前，那个贵族社会已经对“仁”有一个相当的了解，所以，他的学生在习惯上也知道一些、听到一些，今天来问老师，明天来问老师，孔夫子答复的都不同。所以，“仁”到孔子的了解是往前进一步，是个创造。到孟子出来讲“性善”，又是一个创造。依照老传统讲“性”，那是告子的讲法，讲“生之谓性”，那个讲法没有创造性的。读到这些地方，你们生命中要有一个感动，这最能兴发人。所以，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这样传下来，这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没有理想主义(idealism)，不能讲中国的学问。这就是理想主义，这就是生命。如果你这个人太现实、太功利化，两眼光看吃面包，这怎么能讲学问呢？我今天告诉你们一些眉目，你们自己要读文献。我告诉你们，你们回去买一部四书，放在床头上，随时翻翻看，也不一定说今天就要背过。以前的人都把四书放在床头上，你们现在放的是Bible。放Bible可以，放四书为什么不可以呢？四书就是剧吴呀，这是经。

了解《论语》要了解三方面。第一，春秋时代的一般人的教养问题。第二，个人道德实践凭借的根据，个人发展道德人格的根据。第三，道德实践的最高造诣，就是你的道德实践的最高造诣往哪个地方通的问题。

孔子生在春秋时代。春秋时代是什么社会呢？依照一般人讲，当时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有贵族的教养，你要了解《论语》就要了解当时社会一般人的教养问题。每一个文化成一个伟大传统，都是培养在贵族社会里，不但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你们不要瞧不起贵族社会。夏、商、周都是贵族社会，但这个“贵”之所以为贵，贵族显出“贵”的意思是周朝。严格讲，照社会学看，夏、商二代还是原始社会。

“贵”这个观念到周朝才能显出来。孔子为什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呢？就是说，夏、商、周这个传统社会，典章制度灿然明备是在周朝。所以，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贵族社会之所以为“贵”就靠礼乐，典章制度都在内。所以，孔夫子说，“损益三代。”“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些问题是了解中国文化史的问题。罗梦册先生不是给你们讲文化史吗？他会讲这方面的问题，你们当该听一听。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这与那些专门的考据专家完全不同，考据专家不讲这种问题的。

“损益”就是有损有益。“损益”后面就是另一个名词，就是“有因有革”。“因”就是顺，上一代哪些地方好就保留下来，哪些不好就去掉，去掉就是“革”。所以，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第二》）殷朝是根据夏朝而演进，有因有革，有因顺着夏朝下来的，有比夏朝往前进的，把那些毛病去掉。这叫做夏、商、周三代因革地往前进。发展到周朝灿然明备。所以，孔夫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些文句你们都要记得的，这是了解孔子的文化背景，以及他的文化使命所必须了解的观念。

“郁郁乎文哉。”这个“文”指礼乐、典章制度讲。典章制度主要就是礼，贵族社会就是靠礼维持的。“郁郁乎”是赞叹词，“郁郁”就是指灿然明备。灿然明备就是解释“郁郁乎”这个副词。所以，孔夫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梦见周公”。他心目中向往的是这个时代。汉朝的经学家讲到夏商周的时候，讲“损益三代”，就是根据孔子的思想来的。每一个时代都是根据前一个时代因革损益而来，就是将来有继承周朝而行的，也是如此，也是因革损益，有一定的道理。

周公制礼作乐。周公不单是政治家，他是圣人。周朝典章制度灿然明备，所以，人生在这个贵族的社会，一般人都有一个一般的教养。所以，你读《论语》首先要了解孔子时代社会上一般人生活上的教养问题。他拿什么东西来教一般人的生活、教学生呢？你看哪几句话表示这方面呢？我们现在是讲哲学，孔子不替你讲哲学呀。孔子教那么多学生，他是教一般的生活，讲教养。从教养问题进到道德实践，讲到道德实践的根据。道德实践如何可能呢？什么是我的实践的最高境界呢？这是造诣的问题，这才进到哲学。他教一般学生那些日常教养问题，不是这一套的。

贵族社会那个典章制度灿然明备，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就要有教养。“教养”就是学一套日常生活的轨道。《论语》上哪一类话头表示这方面的道理呢？每一个大的智慧方向，它不单单是形而上的很抽象的智慧，它不是讲得很玄妙，它都是指导人日常生活的轨道。一定要具备这两方面，才能成一个大教，才能代表一个智慧的方向，行之久远，有永恒性，有普遍性，不是个人的一套理论。

譬如说基督教，它是很高级的宗教。要是正式从高度深度看，它可以讲得很玄，那就是所谓神学。所以，基督教有神学。神学是对少数人讲，你对一般传教的人讲，对一般人讲，谁能懂呢？那个是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度与高度。基督教除了这一面，还有日常生活的轨道，它可以指导人的生活，信教的有信教的生活轨道，他不一定懂得神学。那个就是一般的教养。基督教指示一般日常生活的轨道，譬如，祈祷，吃饭前要祈祷，早晨起来要祈祷，睡觉前要祈祷。结婚要上教堂。这些就是生活的轨道。

佛教也有一套生活轨道。但佛教差一点，对精神生活讲得那么玄，对日常生活的轨道不十分完备。他出家了嘛，哪有日常生活呢？我们不出家的怎么办呢？所以，佛教在这个地方差。不能供给一般人的生活轨道。因为它的主要问题是“了生了死”，解决生死问题。基督教也是如此，了生了死就是灵魂要上天国。宗教一定以这个为基本问题。

但有人开玩笑说，“佛教只能了死，不能了生。”这话确实有道理。结婚没有人上和尚那里去结婚，谁结婚去找和尚呢？但是，发丧的时候找和尚来念经。所以，“佛教只能了死，不能了生。”这很中佛教的要害。儒家一方面能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像理学家讲那么玄妙、那么深奥，那都是精神生活的极高极深的地方。但它除了这个以外，它也可以指导你一个日常生活的轨道。大家不一定懂得朱夫子的那一套，也不一定懂得王阳明。王阳明那一套有谁懂得呢？那么，儒家的日常生活轨道是什么呢？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就是中国的社会。这个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了，农村社会也弄得乱七八糟。在中国的老社会里面，社会生活的轨道就是靠儒家，就是所谓“五常”“五伦”，就是礼乐文制。

所以，儒家是讲礼乐，宗教是讲生死。宗教讲了生了死，灵魂上天国。儒家不讲这个。中国的老社会，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是贵族、公卿大夫、做高官的，或是乡间老百姓，都是一个制度。大概用的是三教合一的方式。发丧的时候也找道士、和尚，道士、和尚的功能是念经超渡。道士有道士的念法，和尚有和尚的念法，两个唱对台戏嘛。道士、和尚就代表道教、佛教。所以，中国的社会就是儒释道三教。

诵经是安慰、安顿死者的灵魂。假定你死的时候很痛苦，你病得很痛苦，你是基督徒，你就赶快祈祷，你自己不能祈祷，就请你的家人替你祈祷。祈祷就减轻你的痛苦。佛教就是念经，念经就是减轻你的痛苦。死了以后还要念经，那是对你的灵魂有一个安慰。在中国不是用的基督教的方式，是用的佛教的方式。诵经是用梵音，那个梵音的音乐很好听。基督教的教堂里面的音乐也很好听。这就是艺术。一听那个音乐，灵魂就干净。这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文化。这种文化怎么来的呢？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想出来的，这是在伟大的传统中培养成的。你能随便把它革掉吗？

送死超渡，那是释道担负的责任。儒家担负的责任是什么呢？是礼俗。在中国社会一定要儒释道三教。释道担负的责任是念经超渡，而儒家担负的责任是礼俗。礼俗就代表一个社会的文化、教养。“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到处都是礼仪。在中国人，父母之丧是最严重的事情，礼仪的表现大体都在父母之丧。结婚很简单，在以前的社会不是看得很严重。在发丧送死中，儒家占一个很重要的主导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个崇尚的地位。对着道教、佛教而言，儒家是主导。道教、佛教是辅助。

丧礼在儒家的礼仪中是最严重、最有庄严之感的。礼宾是丧事中最尊贵的客，礼宾一定要有四个，都是在郷间有功名的，至少要是一个秀才。这完全代表文化、代表礼。这个礼就是儒家所代表的，就代表儒教。这个不讲念经超渡，这个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不讲什么超渡灵魂。超渡灵魂那就表示你的父母有罪，这个是不敬。

一个文化要保持它的谐和统一性。一个文化不谐和，这个民族就倒霉，受苦受难。要想把它重新调和起来、整合起来很难。因为造成一个传统不是很容易的，是几百年、几千年慢慢培养出来，不是一个人想一套理念就可以造出来。

“未知生，焉知死。”把葬礼安排得很合理，这就是儒家的养生送死。所以，“郁郁乎吾从周。”典章制度灿然明备，再有一句话就是《礼记》上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莫非性情中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从性情中发。你可以把它简单化，但你不能说它不合理。儒家的这些礼乐典章与宗教的doctrine完全不同，doctrine是没有理由的，就是宗教喜欢doctrine。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所以没有doctrine。三纲五常不是doctrine，父子、夫妇不是doctrine，这不能当doctrine看。用康德的词语讲，这是理性的事实。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是理性的事实。仁、义、礼、智、信是理性的事实。“三纲”有点问题，“三纲”不是孔子讲的，是汉朝人提出来的。“父为子纲”也不一定不对。

“夫为妇纲”这一条不行，大男人主义，女同学大概都反对。儒家这套礼乐既不能当doctrine看，也不能当理论(theory)看，它不是理论。理论是一套一套的，也就是ideology，个人的思辨。儒家的这套不是个人的，也不单是中国人，西方人也要有。你不能说美国人没有父子、夫妇嘛。这是事实，是普天下之所同也，这叫做“放诸四海而皆准”。儒家就重视这个，就从这个立教。它从这个地方说得很平庸，也就是中庸，道中庸而极高明。

宗教才讲doctrine，doctrine是不能问理由的，没有理由，你就这样做。西方人喜欢这套玩艺儿，尤其秘密社会，喜欢这些把戏。譬如，古希腊的数论学派有一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他有一个秘密的组织。他那个组织有两条doctrine：一，每一个人必须念几何学。不念几何学就不够资格做这个社团的团员。二，不准吃豆子。这是什么理由，我也不懂。这是没有理由的，就是拿它作为某社团的商标。这就叫做doctrine。基督教也如此，它有许多没有理由的。这个才叫做迷信。儒家没有迷信，所以儒家不是一个宗教。但是，它代替那个宗教的地位。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代替宗教的地位，这个就够了。譬如，儒家讲五伦、五常以外，还讲三祭。民国以来说是打倒迷信，把“三祭”放在迷信里面，这是中华民族的堕落。中国人祭祀主要是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最重要的是祭圣贤，文庙是祭孔子，武庙是祭关、岳。祭圣贤代表文化。祭天地包括祭山川、社稷，祭天地代表不能忘本。这就是唐〔君毅〕先生总起来说的“三祭”。“三祭”是rational，是理性的，而且不能再减少了。

民国以来把祭祀看成是迷信，把祭圣人看成是迷信。祭圣人怎么是迷信呢？祭圣人是对于圣贤人格的尊崇，对于文化的尊崇。祭祖宗怎么是迷信呢？祭天地怎么能是迷信呢？祭天地代表儒家的超越精神，等于是基督教的上帝，但是不把它当成personal God。你们到北平去看天坛，天坛多漂亮，以前皇帝祭天坛多严重呀。文武百官都要跟着去。我们老百姓也要祭天地，搭一个天地棚，天地、山川社稷那些神都在内，一起祭，统起来名之曰祭天。过年的时候，三更半夜起来，首先放鞭炮祭天。祭天以后再祭祖，到宗庙去祭自己的祖先。到处都一样。大家都这样做，这就是生活的轨道。

所以，儒家成一个大教。成一个大教，两方面都要有。一要有超越意识，二要能于社会人生日常生活安排一个轨道。儒家的这一套是周公制礼作乐确定下来的，把人的价值烘托出来、显出来。周朝的政治是贵族政治，这是不合理的，春秋战国以后是君主专制，君主专制制度也不高明。政治形态往前走一步很困难。现在要求民主政治，但儒家这一套文化教养传下来，不是说现在要求民主政治，这一套就通通过去了。你要离开政治上的贵族那个观点看，要从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看。

孔子以“六艺”教学生，孔子教学生日常生活的道理，不是教每个学生都成哲学家。教学生不光懂“仁”、忠恕之道。还教“六艺”：礼、乐、书、诗、易、春秋。“六艺”还有一个讲法，那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与当时的礼乐、典章制度有关的。这就是日常教养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如此。孔子自己也懂“六艺”，所以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我读到这段文章很欣赏。这是圣人的幽默，他不生气，也不辩论。这个就是圣人。这个就是教养。现在的人没有这种教养了。

孔子说，“吾执御矣。”结果也没有执御，还是做他的圣人。做圣人就倒霉了嘛，做专家吃碗太平饭算了。做圣人要有担负的，就好像耶稣做圣人就要替众生赎罪，把众生的罪都担负起来，这个很痛苦，也不简单。所以，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第十八》）这是悲悯之心。这才可以做圣人，这是完全向精神生活方面发展。他可以执御执射，因为他多能鄙事，但可以执御执射也不妨碍他做圣人。耶稣也是木匠的儿子。

《论语》讲到诗、书、礼、乐的，都属于一般的教养问题。但当讲到仁、智、勇、性与天道，这些都是philosophical，都是精神生活的。这属于道德实践，就是属于人格完成的根据。人格完成的可能性靠什么？这就是讲道德实践的问题。圣人不光是教你知书识礼，他对于我们人格的发展、精神生活的指点多得很。他一定要有这方面才可以成圣人。没有这方面不能成圣人，只能成教育家。

所以，第二个问题讲道德实践的可能的根据，“仁”这个观念提出来了。仁智双彰，智仁勇，这些都是道德实践的问题，道德实践就是人格的完成。这个才见出实践之所以为实践。重视实践一定是讲道德。根据科学知识，那是技术的实践，那不是道德的。道德实践的意义只有儒家能显出来，基督教都不显，佛教也不显。

康德讲practical reason，这个practice一定是moral practice。孔子首先讲出来了，所以，孔子是圣人，了不起。全人类的宗教没有一个走这条路，基督教、佛教都不走这条路，不是从道德的实践入。你们把孔子言“仁”的句子都归到一起，一句一句看，你看孔子怎么了解“仁”。没有下定义，也没有训诂。考据家讲训诂，逻辑思考家重视定义。孔子对于什么是“仁”，也没有下定义，也没有用文字学来规定。那么，你怎么样了解“仁”，你从哪些线索看到他怎么样把“仁”烘托出来？这是《论语》的中心观念，你怎么能说《论语》没有中心观念呢？

“仁”代表道德实践。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造诣牵连到什么问题呢？就着人讲，最高的造诣是什么？成圣。仁是道德实践的可能的根据，有这个根据，你做道德实践。道德实践的最高造诣是成圣。成圣所牵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最高圆满。一定往上牵涉。

仁代表主体，有这个主体，就道德实践的造诣讲，就是成圣。成圣在客观方面就有牵涉，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天。这个在《论语》上的根据是哪一句话呢？《论语》里讲“天”的话多得很，假定把性与天道联系在一起，这是《论语》的哪一句话呢？“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第五》）这是《论语》里最玄的一个问题。得而闻，或是不得而闻，我们暂时不管。“天”这个观念在《诗》《书》里都有，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老传统代表儒家的超越意识。

天道代表儒家的超越意识，凡圣人都有超越意识。超越意识就是宗教意识。不过这个“宗教”不是基督教的那个宗教，这个宗教是广义的。没有超越意识，两眼光看现实，这个人没有出息的。总有在现实以外，比现实更广大的地方。

“天道”这个观念出现比较晚，最早在《诗经》《书经》里讲到“天”是哪些词语呢？《诗》《书》说天，或者说天命，也说帝、上帝。这个“上帝”没有像基督教那样成为一个祈祷的对象，不一定personify（人格化）。到孔子出来更不重视“天”的人格神意味。但是，“天”这个观念一定保存下来。

现在有人想从孔子的思想里把“天”的观念拉掉，这不行的。劳思光就是这样，他就是想把儒家的这个“天”拉掉。这不符合事实。你个人可以不喜欢“天”，但孔夫子不一定不喜欢嘛，孔夫子把这个“天”保留下来。孔、孟都有“天”这个观念。那么，你们把《论语》讲“天”的话头都抄出来，你看孔子怎么了解。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第六》）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第九》）

《论语》常说到“天”“天命”。这个就代表孔子的超越意识。但是，“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孔子不常讲，但不表示孔子对于这方面没有意见、没有他的看法。因为讲这些东西就好像西方人讲上帝存在，一讲到上帝存在就要证明。你怎么能证明上帝存在呢？用康德的话说，上帝存在是属于theoretical reason的事情。

Theoretical reason是对着practical reason讲的，theoretical reason译作“知解理性”。当知识看，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呢？你怎么提出这个概念呢？你提出来当然有一个理由，你要证明啦。凡是提出一个理论，便需要证明，这都属于theoretical。你建立一个理论当然要有理由、根据嘛。这一套是哲学家讲的，圣人不太讲。西方哲学家天天在证明“上帝存在”，结果还是证明不了，给康德都批判掉了。最后的办法还是要靠实践(practice)，这叫做道德的证明。由此，我们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解释。平常有许多讲法，并不一定能确定地讲明白。

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对这句话有一个新解释，确定一下。为什么“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呢？“不可得而闻”就表示他心中有看法，但不常讲。为什么不常讲呢？这个不是讲的事情。这就暗示说，“性与天道”不是知解理性的事情，是属于实践理性的事情。实践什么呢？就是“践仁”。我的实践如何可能呢？就是靠“仁”。

所以，孔子不太讲天道的问题。尽管《诗》《书》都有这个流传下来。这不是凭空讲的。你天天凭空讲有什么用嘛。不要说讲没有用，基督教天天“主呀、主呀”祈祷，一点用也没有。光祈祷有什么用呢？你要自己好好做人嘛，你要自己实践嘛。你自己不实践，上帝也不能帮你忙呀。你要做道德实践，要做一个好人，祂才帮你忙。中国人说，“天助，自助也。”洋人不这样说。从这里，你可以得到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话的确定的解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当该有的解释。

我们用哲学的词语讲，“性与天道”的问题是存有(being)的问题。“天”是绝对的存有、最高的存有。这类比上帝。

“性”也是属于存有，个体之所以成为个体靠“性”。说“天”是总起来讲，说“性”是散开对着个体讲。“性”代表一个ontological being，就是存在的存在性。

existence与being有什么不同呢？existence(存在)也是个一般的词语，在这里也不用particular。“存在”一定在时间、空间中，说“存有”(being)不一定在时间、空间中，更抽象。“存在”就是眼前的，往后追问一步就是“存有”。

理学家都很重视“性”。张横渠说，“未尝无之谓体，体之谓性。”(《正蒙》)就是不可去掉，不能没有的，不可少的。这是对着佛教讲的。佛教讲“无自性”，把“性”拉掉。

“性与天道”是属于存有论的事情，哲学家喜欢讨论的，圣人大概不喜欢讲这些道理。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得像康德那样归到实践里，离开实践没有办法讨论，不能了解。所以，圣人暂时不说什么是性，什么是天道，放一放。你先了解什么是“仁”，就是把仁道实现出来，实现出来就是体现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践仁知天”。你能实现仁道，你就能知天。“知天”这个“知”是在你的实践过程中知。这个是最高的智慧。康德最后就是走这条路，经过批判，费那么大劲，就是往这条路走。

当然，康德还是站在基督教的传统，他还是肯定上帝。肯定上帝不要紧，你肯定你的上帝，我讲我的天，天还是有呀。但是要通过实践仁来知天，不能凭空，凭空不能知天的。这就开我所说的moral metaphysics（道德的形而上学）。因为讲到“天”就讲到存在，讲到存在就是形而上学嘛。但这个讲形而上的问题是从实践的路往里进。这就叫做道德的形而上学，孔子就开这个门，就指出这条路来。

“仁”也很难了解，仁道大得很。所以，你要好好了解仁才行。后来对仁了解得最好的是程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