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时光，恬淡怡然的。闲暇时光继续攻读牟宗三先生的《现象与物自身》，这本书曾读过四分之一就放下了，因为从纯粹理性思辨入，把康德的思想调适上遂，读起来实在太累，与我的气质也不合，那种理性构造的认识心是我所畏惧的。现在还是决定攻读，虽然我读着读着竟睡着了，可能脑细胞必须得休息才更有吸收力。不过还是要好好读完，毕竟智情意三维立体确立，人才真正壁立千仞地挺立起来。“知”就相当于“立于礼”，而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理性思辨的逻辑知性的架构，一是人品的挺立。而后者讲到高处是属于形而上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使我擅长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哲学，也必须或多或少丰富空灵的心灵能契合。而知识逻辑，却是任何人，按照同一法则都可以得出相同结论的，就像“1+1=2”一样普遍而永恒，虽然是抽掉具体人的心理情绪情态的“形式”，与我们给孩子讲道德也最有隔。那种“听树木的谈话，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用心去感应，月映万川也传达着慈悲”的洞见，在完全理智的心灵中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文艺是表达“形而上谓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最好的方式，文艺可以表达上帝的形式，这是玄的境界。正如每一本书根据读者的灵慧有不同的命运，每一个洞见也只能激发每个人已然存在于自己心灵的东西。最高的智慧只能独悟……就像牟宗三先生的讲述，真的有与之相契合的心灵，才会懂得他在言说什么。找两处关于“识知”与“智知”的记录一下——

德行底优先性讲“人所首先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德行，自己的人品”

人生而在“存在”中，在行动中。在“存在的行动”中，人亦必同时与其周遭的世界相接触，因而亦必有见闻之知。这是一个起码的事实。但人所首先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德行，自己的人品，因为行更有笼罩性与综纲性。行动包摄知识于其中而为其自身一副属品。他首先意识到他的行动之实用上的得当不得当，马上跟着亦意识到道德上的得当不得当。处事成务若举措的不得当，则达不到目的，因此，他难过。待人接物，若周旋的不得当，他觉得羞耻。羞耻是德行上的事。这是最尖锐、最凸出而最易为人所意识及者。知识不及，技艺不及，是能力问题；德行不及是道德问题。前者故可耻，但不必是罪恶；而德行不及之愧耻于心，则是罪恶之感。故人首先所意识及的是德行，对于德行加以反省以求如何成德而使心安，亦是首要的问题，而且那亦是最易为人所首先意识及者。故即使是求知，亦是首先求这种知，此即宋朋儒所谓“德性之知”。单对于经验知识（见闻之知）作反省求如何获得并改进之，这乃是后起的事，这是把行动中的副属品单提出来加以注意，这是一个专题。而综纲性的问题则是在德行。故古人首重“正德”与“敬慎”。这不但是中国传统如此，即在西方，古人明知重智，其目的亦在成德。单重知识，以知识为首出，这乃是后来的事，至少从哥白尼开始，科学知识成立后，始如此。近人以科学知识为唯一标准，以为最首出，最显明，而德行反成为最辽远、最隐晦、最不显明之事，其实这是支离歧出，逐流而忘本。德行底显明性并不亚于知识。人本是首先对此有清楚而显明的意识的，只是近人因粘若于科学技术，遂把这最明者弄成模糊的了。

而且意识到德行求知如何成德，这乃是自己所能掌握的事。孟子云：“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是求之在我者也。”这是最简易的事。知识乃求之于物，开下如此简易。人以为太简易，无精彩，无可拨弄处，反而觉得难捉摸了。

现在，我依中国传统宣说：德行优充于知识。存在主义者所宣说的“存在先于本质”（思想上或知识工划类的本质）是一可取的副题。“我意故我在”比“我思故我在”为更根本、史具体。因此，我们可把康德所列的关于理性底全部业绩的问题逆转其次序，重列如下：

1.我应当作什么？

2.我可希望什么？

3.我能知道什么？

（1）我能以“识”识什么？

（2）我能以“智”知什么？

4.人是什么？

在康德，是以3为第一的，但他并无识与智之分。他是把智置于上帝的，在人处无识与智之分。我此处言“智”等于智的直觉《维摩诘经•观如来品》有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此处援引之分“以识识”与“以智知”为两种知，而在吾人身上即可见。关干第1问题，康德虽亦知实践理性底优先性，但因他不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故此优先性乃落空。吾人由道德开无限心由无限心说智的直觉，故本体界可朗现。

又，他虽主道德的神学但道德与宗教容属两层，故他于第2问题说宗教（神学）。我依中国传统，则两者打并为一，故于第2问题说成圣，说天道性命通而为一。说学，则只有一道德的形上学，并无道德的神学。说宗教，此即是宗教。说道德，此即是道德底极致，道德的圆成。依道家与佛教说亦然（成圣不碍成佛成真人，成佛成真人亦不碍成圣）。

最后，关于第4问题，人是什么，我乃答曰：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由于前三问题考虑之不同，故有此第4问题之如此答。依西方传统，不能如此说。人既是随有限而可无限，故吾可倒转康德表达之程序，宽说，甚至倒转一般人之通途，恢复古人之态度，以中国传统为典型，先说德行，后说知识。或这样说：先说德性之知，知本体，并知物自身；后说见闻之知，知现象。

康德因为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故他不能言德性之知。是则吾亦不能有德性之知。吾人所有的只是见闻之知，这是由我们的感性与知性而展现出的，只此才算是知识。我们人类只有这感性与知性足以成知。理性只能推想，实则是无所知的。实践理性（理性之实践的使用）可以使吾人直接意识到自由之必要，并可以使吾人契接物自身，契接上帝与灵魂不灭，然因无智的直觉，故它亦不能成德性之知。不但不能德性地、智的直觉地知不灭的灵魂与上帝（绝对在），且甚至对于意志自由本身亦不能知。这样，我们的知性与感性尽了知识底一切。康德只把我们人类的辨解的知性与感性之感的直觉与上帝的直觉的知性与智的直觉相对而显。这是事实之定然之划类底观点。我们的知性与感性虽对上帝而有封限，因划类寻一封限，然而就我们的知性与感性本身说，实在是敞开的，其自身并没有主观地被决定，因而被封住，即于其起源上并无决定。它们无起源，无价值上的起源之问题，无“可起现亦可转化”之问题。因此，它们没有主观地内在地被封住，只外在地客观地对上帝得一封限。这是事实底划类之定命论。从这样敞开的（未主观地的）知性与感性说出去，是无法开“德性之知”的，亦无法充分证成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的。因为他把“德性之知”之门封死了，因客观的划类之定命观而封死了。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只因与上帝划类而显，并没有内在地主观地被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