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依旧埋首于稿子，其实更喜欢有很多独处发呆的时间，这样忙得晕头转向，无瑕反观自己的日子反倒让人恍惚。如唐君毅先生诗意的表达：人生是古怪的东西，你不对它反省时，你觉无不了解。你愈对它反省，你愈将觉得你与它生疏。正好像一熟习的字，你忽然觉得不像，你愈看便愈觉得不像。但你要了解宇宙人生之真理，你正须先觉对之生疏。你必须对宇宙人生生疏，与之有距离，然后你心灵的光辉，才能升到你生命之流上，而自照你生命之流上的涟漪。或许吧，这也是自己热衷读经典的原因，你在时局中、在迎合现世的书中是很难找到永恒的、普世的真理的，因为人之为人的局限，只有时过境迁、事过境迁再反观时，才会涌现真知灼见，就像只有旁观者清一样。毫无顾忌地说出肺腑之言的人，可能是抛弃这俗情世间的出家人呢。唉，哈哈。说多了，今天继续重温牟宗三先生的“外王”之学——叶适、陈亮论有宋一代立国之格局。

陈同甫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首斥通和之谬：

    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

    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甲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几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昔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虏绝也？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使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而致也。

    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而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指使，无有留难。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早夜忧勤于上。以礼义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混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夷狄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

    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初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商，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立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王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辙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至使大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财兵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案：同甫能鉴及此，胜于王安石远矣。毕竟有英雄气概之心胸者不专以把持束括为事，犹知让开散开以蓄天下之势，以为国本。此犹合于儒者外王之真义）

    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夷狄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夷狄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而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

    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案：让开散开，藏富于民以助国势，即藏天下于天下。保经济上之自由即保政治上之自由。急切之流只知束括专权以急虚伪之富强。非人之富强，蚁道也，物道也。穷途知反，则儒者外王之大义究为政治之不移之理。望时人反复深思之。）

陛下早朝宴罢，以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圣断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以当度外之用也。

艺祖立帝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立帝已不能尽用。臣不敢尽具之纸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

（下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决大有为之机。主开发武昌。天道六十年一变。正是大有为之机，机不可失。略）

案：同甫之意可谓恢廓得开矣。彼欲孝宗一反“矫失以为得”之传统家法，摈弃束权于上，重重法禁之密网。法网一裂，则英雄豪杰可以施展四体，而度外之功可以不期而至矣。孝宗诚能得其意而行之，则诚可谓英雄之主，且具圣王之规模。谓之为“大有为之略”诚不误，“可开社稷数百年之基”亦不误。然而谈何容易！孝宗非其人也。

巨不佞，少有驰驱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盖尝数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

案：如上所录，可知叶水心、陈同甫，对于时代之观察，局势之了解，实比朱子为较真切。既切中其弊，又切中其扭转之窍。实比较能扣紧政治之客观意识而立言（有无其人，能不能行，当然是另一回事）。彼等要求事功，实非寡头泛言之事功，亦非功利主义与事务主义之事功。如兹所录，可知彼等之事功意识实由观察有宋立国之陋局而期扭转之而开出。此是光复故物，重开华夏之大略。此是客观之大事业。彼能对应格局之弊而开相应之略。此固非普泛之道德意识所能尽。朱子并非不主光复，对于当时政治风俗之弊亦并非无痛切之感，然彼不就有宋立国之格局而言，而只是彼之道德意识之应用。故以讲明圣学为主。此于“对应格局之弊而开光复之略”为不切。故同甫隐斥其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朱子立教之意识重，故对佛老为切要，而对当时政局为不切。即切，亦是教化风俗的。此或是更根本的。但于政局当身不是中肯的。此两种意识固难兼备也。而同代之人，身处局中，又极难互相了解，极难互知其分际。

革有宋之陋局，干光复之大业，此叶水心所谓“一大事”。（见《上孝宗皇帝札子》）。此一大事是当时朝野上下共同之要求。稍有良心者，无人能谓其不应当。故此一大事，即是一大义。此不独对有宋言为迫切，即对中华民族言，亦永远须念兹在兹，警惕此大事。然此种客观之事业，常需一客观之意识与客观之大略以冒覆之，且需有恢廓得开之才具与风力以斡旋而持载之。此非个人之事业，亦非普通之事务，亦非只讲德性与义理所能尽所能至。德性与义理是其必要条件，而非其充足条件。其充足条件须就客观意识、客观大略以及恢廓得开之才具与风力说。要成功此大事，此充足条件甚为突出。就此大事言，实可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盖此事功是一大事，即是大义，并非寡头泛言之事功。若无简别，则此原则性之语句，当然有可批评处。故朱子说：“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然同甫等之事功意识实由此大事大义而发。就此大事大义言，决无适成之功，亦决无偶济之事。其充足条件并非偶然。此须注意普遍之德性、义理以外之另一根源，即生命、才气是。故同甫于“对应格局之弊而开相应之略”外，复进一步特重英雄之生命与才气。若无震动之生命与奇特雄伟之士之呼应，根本即不能言此事功之实现。其《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曰：

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乐，是非好恶，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动风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书生得拘文执法以议其后，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奋励以求圣意之所在，则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见天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书生拘文执法之说，往往有验，而盛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于其间。机会在前而不敢为翻然之喜。隐忍事仇，而不敢奋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用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

    夫喜怒哀乐爱恶，人主之所以鼓动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极之所谓先作者，不使加意于其间耳。岂欲如老庄所谓槁木死灰，与天下为婴儿，而后为至治之极哉！

陛下二十七年之间，遵时养晦，示天下以乐其有亲，而天下归其孝行。三年之丧一诚不变，示弄下以哀而从礼，而天下服其义。陛下以一生之哀乐，而鼓天下以从之，其验如影响矣。乙巳丙午之年，虏人非无变故，而陛下不独不形诸喜，而亦不泄诸机密之臣。近者非常之变，虏人略于奉慰,而陛下不独不形诸怒，而亦不察其简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恶知机会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恶知仇敌之不可安？弃其喜怒以动天下之机，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闭目而欲行也。

小臣之得对，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座下有隐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无路以自进，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爱也。大臣之弄权，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议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伤其意，发之惟恐其怅恨而不满。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恶也。

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岂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犹为陛下怅念于既往。而天生英雄，岂使其终老于不济乎？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

案：同甫以“喜怒哀乐爱恶”为人主“所以鼓动天下而用之之具”。此亦非凡之言。而真能表现其喜怒哀乐爱恶，而朗然明白，无所隐曲，“用其喜怒哀乐爱恶之权，以鼓动天下者”，即是英雄之生命。孝宗何足以语此！故于此而向往英雄主义之一路，亦是应有之意识。当时无其人，终使其“大有为之略”只成空言，遂回顾以往，特重汉唐英雄之主。盖以其毕竟能恢廓得开，干济一代之事功也。其向往汉唐英雄之主，非必以其志业能全合理，能全合先王之道，或圣王天理之公。其初意或只是重视其能恢廓得开之英雄生命。此由宋格局之陋，积习之深，扭转之难，光复大业之终于无成，而特别感受到者。设南宋能有一英雄之生命，真能了解叶适、陈亮所说之为是，丢弃其“以矫失为得”之传统，对应其格局之弊而开“大有为之略”，以充沛之生命朗然立其“真所以得之之道”，则光复华夏，维护神皋，真不难至，而其功亦岂不伟哉？然而无此生命，则真成定命之难矣。吾意陈同甫对于生命之独特性，确有其独特之感受与真切之了解。此为中国思想史中最特出者。一般俗儒、小儒、庸陋之士，固无所知，即大儒、雅儒，则以向往圣贤、德性、理性为主，以立教而发其光辉，亦不能正视此生命之独特性。生命一范畴虽不是一最高者，然确有其独特之领域。于客观之功业上，惟同甫能正视之（于文学上，则曹雪芹能正视之）。以其特重英雄生命之恢廓得开，故凡真能恢廓得开者，必不“矫失以为得”，必不设重重法禁以窒死天下人，必不惊猜顾盼，束权于上，牢紧把持而不肯放松。必自能让开散开，藏天下于天下，蓄国势以固华夏。此即以其生命之朗然，而自然合乎儒者外王之真义，自然合乎治道之最高原则。此即为同甫所深切著明者。故由此线索而思之，则“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亦确为不移之名言。其德是朗然之生命所自然带出者。其理亦是恢廓得开之生命所自然带出者。此德是客观功业上之德。此理是光复华夏，维护神皋之大事上之理。同甫只注意此一点。故其对于家天下之制度之私不甚措意。彼欲以朗然之英雄生命冲淡此家夭下之制度上之私。故彼乃彻头彻尾之英雄主义者，彻头彻尾之重生命才气者。故朱子谓其“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并不能得同甫之心。同甫并不认可此义也。同甫基于此立场，遂与朱子展开汉唐之争。吾人于此，对于同甫之立场，及其所以有此立场之来历，先作如此之预备了解。至对其所争辩之汉店问题，因须照顾朱子之立场，故需进一步作详细之讨论。此中义理，深远宏阔，而所关甚大。若畅达而通之，则可引吾人至一更高之理境。既能承认英雄主义之价值而又能克服之，则内圣外王之理想始可有进一步之发展与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