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静默依然，依旧读牟宗三先生的专著，继续昨天的思考：儒家讲内圣是为了什么？是在通外王。可人们斥儒家之无用、迂阔，“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难道儒家的精神之本质就不是事功的，只能演绎无奈吗？以自己粗浅的理解，儒家就是讲内圣外王，怎么能不关注外王、事功呢。但是正如儒家的内圣，是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一样，儒家向往的外王也是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好像乌托邦一样的最高理想。就像我们举目四望，几乎看不到周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圣贤”一样，但是我们不能泯灭对神圣的向往，不能丧失努力去接近神圣的希望一样，外王能达到的理想状态，那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人之内心最美好向往。孔孟何尝不知世事人心，宇宙人生，他们何尝不懂有时正义是软弱无力的，本质上讲，唯有强权才能统御万物。所以他们所希冀和要求的，便是如何使强权加入到正义的一方，于是四处游说各国国君施行仁政，尽管不得志。但这种坚持与伟大，却让人间多了光明、爱与祥和。不过，统治天下只有慈悲怎么可能呢？就像成圣成贤、独善其身，是每个人自己可以通过决心与意志达成，是可控的，可是怎么能要求别人也一定成圣成贤呢？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的幸福至乐，怎么能要求希望大富大贵的人也追随呢？每个人只能做自己啊。外王，恰恰是对其他人的，不是圣贤可控的。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前贤于内圣之学已开出义理规模，而唯于外王之道，则无办法。此可慨也。儒者心思至此而穷。以王船山之睿智，犹只能言“非圣人之兴，即俟之天运之复”。如是，遂顺其横决漫流，转而为轻松的艺术之观照与严肃的道德、人文之悲情。《三国演义》开首一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此词即足以代表“轻松的艺术之观照”一类型。而背后亦实有一苍凉之感。此类心灵大体是由道家佛家而转出。而熊开元之《万古愁曲》，由混沌初开，历唐虞，夏商周，秦汉，唐宋，直述至明亡而止。感慨万端，苍凉悲壮。一往情深，而不胜其哀怨。此则代表“严肃的道德、人文之悲情”一类型。此类心灵是以儒家为背景。由此亦可看出，中国文化心灵是具备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而于解决问题之科学精神（即逻辑、数学、科学方面之知解精神）与政治精神（即国家、政治、法律方面之客观精神），则不甚具备也。

可是，即使这样，几千年仍经久不衰的儒家一直是我们文化的主流，因为这属于高一层之主动的道德心愿问题。正如牟宗三先生论述的，儒家的“常道不可舍弃”，儒家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这个道理是普遍于全人类的。“常道”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就如同我们平常所说的“家常便饭”，“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作为我国的文化生命不能随意摧残；摧残文化生命，同时就影响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不能摧残太甚，一个民族是禁不起这样摧残的。就好像一个人得些小病是无所谓的，生长中的痛苦是不可免的，但是大病就不能多患。一般说民族生命、自然生命没有了，就影响文化生命；我现在倒过来说，文化生命摧残得太厉害，你的自然生命也没有了，一样的受影响。人的生命不可完全感性化，完全躯壳化，就是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人的生命不能完全感性化，如果不能超拔提升，随时会堕落、昏暗。同样，正如人的生命只有内在充沛不滞，生命洋溢，才会有具体活泼、源源不断的活力一样，若是真想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更长远；若是以有用、无用衡量，实讲不出事功。

牟宗三先生认为事功精神是理性的运用，是敬业乐群，做事仔细精密，步步扎实。事功精神是个散文的精神，平庸、老实,无甚精采出奇。萧何即属事功的精神，刘邦、张良皆非事功的精神，可是中国人欣赏的就是后者。萧何的功劳很大，所谓“关中事业萧丞相”，但因其属事功精神，显得平庸，故不使人欣赏。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皆为财政专家，属事功精神，然而中国人对这一类人，在人格的品鉴上总不觉有趣味。中国人喜欢英雄，打天下、纵横捭阖，皆能使人击节称赏。再高一层，中国人欣赏圣贤人物，不论是儒家式的或道家式的。中国人传统的风气，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欣赏恰当意义的事功精神，此乃反映中华民族的浪漫性格太强，而事功的精神不够。英美民族是个事功精神的民族，欧陆的德国则表现悲剧英雄的性格，瞧不起英美民族，但是两次大战战胜的却是英美民族。所以这种事功精神是不能不正视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某一方面就是缺乏这种英美民族的事功精神，故不能办事；圣贤的境界则太高，亦不能办事。而中国人欣赏的就是这两种人，所以事功的精神萎缩。儒家最高的境界是圣贤，圣贤乃是通过一步步老老实实地做道德实践、道德修养的工夫而达到的。儒家的立场是重视豪杰而不重视英雄，故从不高看汉高祖、唐太宗，故顺着儒家理性主义的发展，可以从儒家的立场上，把事功精神予以正视、证成。

牟宗三先生是从“儒家的当前使命——开新外王”方面讲起的。他认为，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地表现。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义，此乃新外王的形式意义、形式条件，事功得靠此解决，此处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而民主政治即为理性主义所涵蕴；在主政治下行事功，这也是理性主义的正当表现。这是儒家自内在要求所透显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

另一面则是科学。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内容。科学的精神即是个事功的精神，科学亦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英雄不能做科学家，圣人则超过科学家，故亦不能做科学家。天天讲王阳明，讲良知，是讲不出科学的，因为良知不是成功科学知识的一个认知机能。然而科学亦可与儒家的理性主义相配合，科学乃是与事功精神相应的理性主义之表现。科学亦为儒家的内在目的所要求，儒家并不反对知识。在以前的社会中，那些老知识也就足够应付了，然而今天的社会进步，往前发展，要求新知，亦属应当的要求。儒家内在的目的即要求科学，这个要求是发自于其内在的目的。何以见得呢？讲良知，讲道德，乃重在存心、动机之善，然有一好的动机却无知识，则此道德上好的动机亦无法表达出来。所以，良知、道德的动机在本质上即要求知识作为传达的一种工具。例如见人重病哀号，有好心救之，然却束手无策，空有存心何用？要有办法，就得有知识。所以有人说西医中发明麻醉药者为大菩萨。菩萨讲慈悲，然若只是空讲慈悲，又有何用？发明麻醉药，使人减少多少痛苦，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吗？所以，不论佛教表现慈悲，或是儒家表现道德动机，要想贯彻其内在的目的，都得要求科学，肯定科学。

好了，先浅尝辄止到此，继续消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