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好古的河间献王——刘德

《汉书》 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

【原文】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

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释义】河间献王刘德在景帝前元二年封王，研习学业喜好古事，从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从民间得到好书，一定要很好地抄录副本给书主，而留下书的正本，又加赐金帛以广泛招求好书。这样四方有道德学术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有的有祖先旧藏的书，大多也进献给献王，所以得到的书很多，与汉王朝相等。造时，淮南王刘安也爱好书，他所招来的书多半是没实用的。献王所得的书都是秦以前的古文旧书，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书，都是经传说记，孔子的七十弟子所著论的书。献王学习举用六经，设立了《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习礼乐，亲自感受儒家的学术，所向所学必定以儒术为准。山东诸儒多随从而游。武帝时期，献王来朝见，奉献雅乐，答对三雍宫以及诏令策问三十多件事。就他所谈的道德学术，正合事理之中，文辞简约明晰。

献王在位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上奏朝廷，说：“王自身端正且行为清明，温和仁慈恭敬俭朴，真诚敬爱下级，明知深察，恩惠及于鳏寡。”大行令上奏：“谧法说‘聪明睿智曰献’，

赞日：从前鲁哀公有言：“寡人生活在深宫之中，生长于妇女手下，从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什么是恐惧。”这话可信啊！即使不想危亡，也是不行的。所以古人把安逸视为毒酒，没有道德而富贵，称作不幸。汉朝建立后，到了孝平时，诸侯王已达数百之多，大都骄淫失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沉溺于放纵之中，位于权势使他们这样的。平常人还拘泥于习俗，更何况哀公之辈呢！高尚雅正，卓尔不群，衹有河间献王近似如此。

【评价】《史记·五宗世家》说：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汉书·河间献王传》更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我认为，河间献王有几个突出的贡献：

第一，崇尚儒学，居仁由义。所谓“被服造次必于儒者”，也就是孟子说的“居仁由义”的意思。刘德之所以被称为“献王”，是因为他“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聪明睿智曰献”。因此，他不仅是个皇子、藩王，而且更是一个大儒。当时的诸侯王“率多骄淫失道”，“沉溺放恣”，只有献王刘德“大雅，卓尔不群”（《汉书·河间献王赞》）。后来，司马光又评论：“唯献王厉节治身，爱古博雅……不喜浮辩之书而乐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传家集·河间献王传》）这样的大儒在“王侯贵人”中真如司马光所说是“百无一二”，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第二，对儒家经学的重要贡献。《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现传的“五经”或“十三经”中，《诗经》只传下来《毛诗》，《春秋》三传中学术意义最大的是《左传》，《礼经》之三礼中讲礼典官制最完备的是《周官》。这三部重要的经典，都是出自献王所献。司马光说：河间献王“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校实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诗》而立之。《周礼》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诗》最宻，《左氏》与《春秋》为表里，三者不出，六艺不明。噫!微献王，则六艺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传家集.河间献王赞》）这样的高度评价应是符合经学发展之史实的。

河间献王还非常重视“礼乐”教化。《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礼乐志》记载：“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河间区区，小国籓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艺文志》也记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现儒家的“六经”中独缺《乐经》，而河间献王所采的“礼乐古事”，“音中正雅”，《乐记》“五百余篇”没有传下来，是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遗憾。

第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事惟其实，理求其是”（宋范处义《诗补传·篇目》）。《说苑·建本》记载，河间献王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火之明也，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这种“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仅靠“静居独思”所得，而是“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这种“学问”也就是“事惟其实，理求其是”的实学。“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仅表现在河间献王治经学的“聚残补缺，校实取正”，“不喜浮辩之书而乐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而且更表现在河间献王对儒家仁义之说的“守之纯而行之勤”，“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

第四，以民为本，“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的为政之道。《说苑·君道》记载，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者，利归于民也。”《说苑·建本》也记载，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河间献王的为政之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先“富”而后“教”。河间献王讲的“先恕而后教”（按：此处的“恕”就是《孟子·离娄上》所讲的“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亦《韩诗外传》卷三所讲的“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务必使“利归于民”，这对于当今的为政者深具现实警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