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邀名

----读崔寔名篇《政论》

《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列传第四十二。崔骃中子崔瑗，崔瑗之子崔寔。崔寔有《政论》一篇，全文摘录如下：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笔夺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贡，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捅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

   难怪范晔称赞说：“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

崔寔之《政论》，史上治国安邦之名篇，特录之以学习。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冀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一带）人。约东汉永元十五年（公元 103年）生；建宁三年（公元 170年）卒。农学。

崔寔出身于名门高第，世家家庭。自其高祖崔朝起，几代人中，曾有多人任郡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职。祖父崔骃，为东汉著名文学家，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父亲崔瑗，书法家，对天文历法和京房易传等术数也有所研究，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做河内汲县令7年，颇有政绩；对农业生产较为重视，一次曾“为人开稻田数百顷”。为人处世不随流俗，爱交友，俸禄全都花于招待宾客，因此，经济拮据致使“家无担石储”。临终时，他嘱咐家人说：“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他的言行对崔寔有一定影响。

崔寔青年时代性格内向，爱读书。成年后，在桓帝时曾两次被朝廷召拜为议郎。曾与边韶、延笃等在东观（皇家图书馆）著作，以及和诸儒博士一起杂定“五经”。他还两次出任为外官，先是为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北部和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部地区）太守。在任期间做了两件好事：五原地方当时比较落后，虽然该地土壤适宜种植麻等纤维作物，但民间却不知纺织。老百姓冬天没有衣服穿就睡于草窝中，见地方官吏时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五原后就“斥卖储峙（通“痔”，蓄积），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为作纺、绩、织、纫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若”。他做的另一件好事是在元嘉、延熹之际（公元151—159年），匈奴、乌桓、鲜卑族连年侵扰云中、朔方，崔寔整敕军马，严守边防，保证了一方的安定，使老百姓免遭烧杀掳掠，颠沛流离之苦。由于他在五原的政绩卓著，三四年后，又被推荐为带有边防重任的辽东太守。在赴任途中，其母病故，“上疏求归葬行丧”，获准。以后，升为尚书，由于党祸，不到一年便被免归。崔寔为官比较清廉，灵帝建宁三年病死时，《后汉书》说他“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最后还是由一些好友为他备办的棺木葬具。

《后汉书·崔骃列传》说：“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崔寔是继崔骃之后崔氏在文林中最享有盛名的一个，和稍晚的蔡邕齐名，号称崔蔡。他一生“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各类著作凡十类15篇，其中《政论》为代表作。《政论》全书的完成，大致在作辽东太守之后，主要内容是“论当世便事数十条”，从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辑的《政论》佚文看，具体的内容有提倡节俭，禁止奢僭，反对贪污压榨，主张地方官要久任，提高官吏待遇以养廉，以及实行徙民实边来调整人口与耕地的比例等。当世人对《政论》的评语是“指切时要，言辩而确”。仲长统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崔寔的另一名著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四民月令》，范晔《后汉书》传中没有提到过它的名称。可能按当时人眼光，它不属“六艺”范围，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从以上崔寔一生的言行来看，他甘守清贫，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和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当时的世家地主和官员中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