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二圣”公案

——熊十力与马一浮的复性书院之争

刘  炜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摘  要：熊十力与马一浮的复性书院之争，代表了传统儒学和传统儒学教育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冲突，对于我们思考传统儒学和传统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型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熊十力  马一浮  复性书院  论争

一九三八年九月，复性书院创立前一年，马一浮弟子寿毅成等人已在重庆筹备书院事，马随浙江大学，时在广西桂林，对创办书院尚有疑虑，态度并不积极。熊十力则在重庆壁山，寿毅成等人便请熊为书院第一创议人。熊欣然应允，并于九月底先发一电，再寄一书，劝马接受教育部邀请，主持书院，勿坚卧。马立即复电回信，详细申谈了自己的想法。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旬，熊赴马之约至乐山复性书院之前，二人已就书院事宜作了推心置腹的商讨与论争。但熊马二人有关书院的论争，并未随熊的乐山之行而磨合平息，相反却因熊在书院的公开讲学而变得白热化。论争最终以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熊的负气出走和熊马交恶而结束。现代新儒家的“二圣”——熊十力与马一浮，共事复性书院的这一段不愉快经历，已成为现代儒学史上的著名公案。

一

从现存马一浮致熊十力的十数通书札来看（此一时期熊致马的书信无一留存），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旬熊至乐山复性书院之前，二人论争的焦点主要在学生出路和教师延聘两个问题上。

在学生出路问题上，熊坚决不同意马采用佛教丛林制，不为学生规定资格出路，而主张采用现行学校制，授予学生研究院同等资格，并要求政府为学生安排出路，其目的则在使一般人不以入书院学习为畏途，使天下大小之才皆可为书院网罗。[1]但马认为，书院独立于现行学制之外，不同于学校，不应也无权规定资格出路，学生若为资格出路而来，则其来时志趣已卑陋，又怎能期望他入德闻道、有所成就？并非定要采用佛教丛林制，教学生参禅入定作枯槁高士。

在教师延聘问题上，熊希望马能像蔡元培一样兼容并包，建议聘贺麟、张熙讲西洋哲学，聘周淦卿讲英文，聘牟宗三等人为都讲，但都遭到马的拒绝。马说，之所以不延聘众人，一是书院经费不足，无力聘请；二是“书院讲习重在经术义理，又非西洋哲学”[2]。

很明显，熊马二人关于学生出路和教师延聘问题的论争，其实正是关于书院体制和宗旨的论争。在两个问题上，马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退让。熊因此批评马“自始即以狭隘为心”[3]，而书院只有扩大，自己才能接受马的聘请，赴书院讲学，否则将舍书院而就西南联大。马既然不能接受熊的建议，“扩大”书院，又真切地希望熊能来院讲学，就只有动之以朋友之情，熊亦不能不为之所动，且熊向有大悲愿，“始终愿教学，名义崇卑非所计”[4]，最终还是接受了马的邀请，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旬抵乐山。

熊十力在复性书院正式讲学，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但大概在十月上旬就已停罢，十月下旬熊离开复性书院，回重庆依附梁漱溟。熊在书院前后不足三个月，而讲学不足一个月。在这短短两三个月内，熊马二人的论争逐渐变得公开而激烈。书院监院贺昌群站到熊一边，“逸翁、藏云以浮言为腐谈，锐意更张，必使书院为现代化”[5]，“熊逸翁以主张不同，形神躁扰；贺藏云以义理非要，意趣参差，先后决然言去，留之不可”[6]。熊十力认为书院必须改革，变“复性书院”为“国立文哲学院”，自己去就之道决于改革与否。而马说“今只能维持现状，弟亦无词留兄”[7]，熊于是决然而去。

熊十力离开复性书院时，熊马二人的关系尚未完全恶化，但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上旬二人通过最后一次书信之后，熊马交恶已成为不可挽回之局。马十二月七日回熊信说：

十二月一日来书，乃知获罪于兄者甚大。……至兄误听流言，以为弟于兄妄有所訾议，使兄不能不亟去，此则弟所万万梦想不到者。（上堂教学生善听兄言，初不知此语亦成罪戾。真是转喉触讳矣。）上九曰：“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脱之弧。”兄之多疑，无乃有似于此。今亦不须申辩，久之兄当有自悟之时。然念兄杂毒入心，弟之诚不足以格之，亦深引以为戚。今兄虽见恶绝，弟却未改其初心也。[8]

马到底是如何“上堂教学生善听兄言”，以致使熊“以为弟于兄妄有所訾议”，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熊一定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过什么，而马又在课堂上针对熊所说对学生说过什么。也就是说，熊马二人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有过以学生为中介的学术论争。但这一学术论争经过学生的展转误传，竟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流言蜚语。熊在书院的讲学文稿仅存《复性书院开讲日示诸生》，但也仅此一篇就足以推断二人在讲学过程中的论争内容，并揭开二人交恶的历史迷团。

二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复性书院开讲。马一浮对学生作了一个简短的开示，熊十力也作了开示，即《复性书院开讲日示诸生》[9]，篇幅相当长，充分表达了熊对书院体制和宗旨的看法。可以说，熊在书院所作的开示，几乎是对马所拟订的书院体制和宗旨的全盘颠覆。一开讲，熊便表明了自己对书院体制和宗旨的简要看法：

书院名称虽仍往昔。然今之为此，既不隶属现行学制系统之内，亦决不沿袭前世遗规。论其性质，自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团体。易言之，即扼重在哲学思想与文史等方面之研究。

关于书院宗旨，熊认为，主要在研究哲学与文史诸学。此外，熊又主张吸收西方学术，以改造和发展本国学术：

今兹书院之设，本为研究哲学与文史诸学之机关。但研究的旨趣，自当以本国学术思想为基本，而尤贵吸收西洋学术思想，以为自己改造与发挥之资。

熊又大力提倡致用之学，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

昔吾夫子之学，内圣外王。老氏崇无，亦修南面之术。……佛家原主出世，使世而果可出也，吾亦何所留系？其如不可出何，如欲逃出虚空，宁有逃所。……是故智者哀隐人伦，要在随顺世间，弥缝其缺，匡救其恶。……故由宋学演变观之，浸浸上追孔氏，而求其内圣外王之全体大用，不复孤穷性道矣。今世变愈亟，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复杂，日益迫切，人类之忧方大，而吾国家民族亦膺巨难而濒于危。承学之士，本实既不可拨，（本实，谓内圣之学。）作用尤不可无。（作用，谓外王或致用之学，与俗以机智名作用者异旨。）实事求是，勿以空疏为可安。深知人生责任所在，必以独善自私为可耻。置身群众之外而不与合作，乃过去之恶习；因任事势所趋而不尽己责，尤致败之原因。

熊还主张学习科学知识，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

初学若未受科学知识的训练，而欲侈谈哲理与群化治术等等高深的学问，便如筑室不曾拓基从何建立？……务望于科学方法及各科常识，尤其于生物学、心理学、名学、及西洋哲学与社会政治诸学，必博采译述册子，详加研索。

总之，熊在书院宗旨上，主张吸收科学、哲学等西方学术思想，研究哲学与文史诸学，学以致用，对学术文化有所发展，对国家民族有所作用。而马在《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复性书院缘起叙》、《复性书院简章》中拟定的书院宗旨是“综贯经术、讲明义理”，也就是专讲经术义理之学，不但排斥科学和哲学等西方学术思想，还要排斥传统的致用、考据、词章之学。稍作对比，就会发现二者差距有多大。而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熊也公然批评马一再强调的“体认”方法，而主张逻辑思维：

吾国学术，夙尚体认而轻辩智，其所长在是而短亦伏焉。诸生处今之世，为学务求慎思明辨，毋愧宏通，其于逻辑宜备根基，不可忽而不究也。

凡此种种，均可见熊在书院宗旨上的一整套看法，都是对马的一个“反动”。

关于书院体制，熊虽然附和马说“不隶属现行学制系统之内”，但又认为“亦决不沿袭前世遗规”，不能取佛教丛林制。他明确主张采用现代大学研究院制度：

至书院地位，则相当于各大学研究院。

熊还鼓励教师学生，随时建议，变革书院现今制度，建设理想的新制度：

书院开创伊始，在主讲与吾等意思，亦不必欲专凭理想以制定一切规章，唯欲随时酌度事宜，以为之制。……今后教者（通指主讲与诸教职员）学者（肄业生及参学人）俱各留心于学业，及事务各方面之得失利弊等等情形，随时建议，毋或疏虞，庶几吾人理想之新制度将有善美可期矣。

马在书院体制上的一切规定，都面临被动摇的危险。

试想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复性书院内，主讲马一浮先生端坐讲席之上，身旁熊十力先生却长篇大论，慷慨激昂，每一句话都象是在和自己唱对台戏，学理不论，单从人情上讲，只怕也很难接受吧。熊类似的讲学，应该不会仅此一次。或许它们已在学生中发生了影响，马要正本清源；或许尚未发生影响，马要防微杜渐，于是他走上讲堂，告诫学生要“善”听熊先生之言。或许他会说，熊先生讲哲学讲科学、讲致用讲事功等等，都是“一时权说，非笃论也”[10]，书院之根本还是在经术义理，诸生要善于分辨领取；或许他会说，熊先生以书院等同于大学研究院，只是一时戏论而已，书院“不能援大学文科研究院为例”[11]，诸生要善于分辨领取；等等。马在课堂上与熊的学术论争，经过学生无意或有意地歪曲之后，传到熊的耳朵里就成了针对个人的讥评非议。熊或许会认为，自己之来书院全为朋友之情，而今马却对自己流言中伤，毫无友朋之谊，从人情上讲，只怕也很难接受吧。熊马二人既在学理上不合，人情上又已疏离，十年的交情也就只能到此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离开复性书院，以及他和马一浮的绝交，另有一非常隐晦的原因，这就是熊的神秘主义思想发生了作用。据王元化先生回忆，熊“身上有些神秘的东西”。比如“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不能尽以变态心理去说明”；又比如，王先生去探访他，他竟很认真地给王先生看相。[12]在一次闲谈中，我向王先生提起此事，说熊有点“迷信”，王先生纠正我说，不能说是“迷信”，而是“神秘主义”。熊的这种神秘主义思想，在复性书院一事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马致熊的书札可以看出，熊当时之所以不愿意赴乐山，除了与马在书院宗旨和体制上有分歧外，另外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命中主木，不宜往西方，因西方主金，金克木，而乐山在重庆以西，乐山之行恐有危险。马亦通阴阳方位之术，他为熊解释说，木就金，正可以“成栋梁之用，非不吉也”，打消了熊的顾虑。[13]熊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旬抵乐山。但非常巧合的是，就在熊到乐山后不足半月，也就是八月十九日，日寇飞机轰炸乐山，马和书院同仁均未受伤，唯独熊的住处被炸毁，并伤到左膝。这一事件，在一般人看来，纯属巧合；但在熊看来，则是自己预感的应验。这一“神秘”的事件让熊感到不安，对马也更为不满，以至愤而出走，乃至和马断绝交情。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马致熊的最后一封信可以看出，熊在十二月一日致马的绝交书中，除了责怪马对自己妄有訾议外，另一点就是责怪马在自己被灾之后未能尽调护之力。可以说，熊最初之不愿意来乐山，最后愤而离开复性书院，其神秘主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作用。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人明确论及。

三

综观熊马二人前前后后的争论，其焦点还是落在书院体制和宗旨之上。在体制上，熊主国立，马主社会性；熊主现代学校制，马主佛教丛林制；熊认为应该为学生规定资格出路，以广聚天下之才，马认为不能为学生规定资格出路，以坚定其向学之心。在宗旨上，熊主哲学和文史诸学之研究，马主经术义理之学之讲习；熊主学以致用，发展学术，作用国家，马主学以受用，入德闻道，成就自己。一言以蔽之，熊主张建“国立文哲学院”，使传统儒学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作转化；马主张建“复性书院”，以传统儒学教育补现代学校教育之不足。

熊十力和马一浮在书院体制和宗旨上的论争，其实根源于二人学术思想上的巨大差异。熊十力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具有近代中国学术普遍具有的科学主义或知识主义的倾向。这表现为熊积极引入知性分析和逻辑思辨，以构造本体论和宇宙论，变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为可以讲说的哲学知识。对于熊的这一学术路向，马一浮和梁漱溟都作出过严肃的批评。梁说，熊“口口声声以‘内证离言’‘体神化不测于人伦日用之间’为哲学旨归，而实则自己不事修证实践，而癖好着思想把戏”[14]；马说，“熊著之失正坐二执二取，骛于辩说而忽于躬行，遂致堕增上慢而不知”[15]。熊曾致信梁漱溟，说明了自己的苦衷：

我喜用西洋旧学宇宙论、本体论等论调来谈东方古人身心性命切实受用之学，你自声明不赞成。这不止你不赞成，欧阳师、一浮向来也不赞成。我所以独喜用者，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深心。……我的作书，确是要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一套宇宙论。这个建立起来，然后好谈身心性命切实工夫。我这个意思，我想你一定认为不必要，一浮从前也认为不必要，但也不反对我之所为。你有好多主观太重之病，不察一切事情。我一向感觉中国学校占势力者，都不承认国学是学问。身心性命这些名词他讨厌，再无可引他作此工夫。我确是病心在此，所以专心闭户，想建立一套理论，这里的苦况无可求旁人了解。[16]

熊说，自己以哲学的方式构造本体论和宇宙论，就是为了适应现代学校教育，先把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转化为可以讲说的知识和理论，再以此引导学生作心性义理的切实的工夫。熊在书院宗旨上大力宣讲哲学、知识、逻辑等等，其原由正在于此。与熊不同，马的学术路向，是反科学主义或反知识主义的。马曾致信熊十力说：

科学家可以语小，难与入微。哲学家可与析名，难与见性。[17]

兄尝揭穷神知化、尽性至命二语为宗旨，今所言何其与前者不类也。且兄固言人而不仁其于科学何，弟于此言曾深致赞叹。今欲对治时人病痛，亦在教其识仁、求仁、体仁而已。任何哲学、科学，任何事功，若不至于仁，只是无物，只是习气。兄固日日言以见性为极，其所以诏来学者，固当提持向上，不可更令增上习气，埋没其本具之性也。[18]

马认为，学问的终极追求是仁，是心性义理，是道德价值。科学家、哲学家所采用的分析和思辨的方法，只能获取科学知识、哲学知识，而不能体认隐微的心性义理，即不能识仁、求仁、体仁。任何科学、哲学如果不以道德价值为引导，不以仁为终极诉求，则毫无意义，甚至还可能成为习气，遮蔽人之本心。因而马极力反对熊十力以现代学校教育的方式宣讲哲学、知识、逻辑等等，始终强调学者身体力行地道德修养和价值体认。

熊十力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具有近代中国普遍具有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倾向。熊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后虽远离政治，但并未放弃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革命理想，始终为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而忧患不已。这使熊重事功，重致用，不主张学生与世绝缘，独善其身。而马的学术路向却是非民族主义或非国家主义的。马曾致信熊十力说：

吾侪今日讲学，志事亦与古人稍别，不仅是为遗民图恢复而止。其欲明明德于天下，百世以俟圣人则同；不以一国家、一民族、一时代为限则别。此义非时人所骤能了解，将谓无救于危亡。其效不可得而睹，其不可合也明矣。[19]

马所担忧的不是民族国家之危亡，而是天下人心之遮蔽；其讲学志向不在救亡图存，而在明明德于天下。可以说，马的学术路向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马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心义理的体取，强调的是从个人的人格修养做起。而如果人人都能识仁、求仁、体仁，那么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争端隔阂，也必将归于平息，全世界全人类也必将归于大同。因而马反对熊的以民族国家为号召，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拯救民族国家于危亡；而是以世界人类为号召，提倡心性义理之学，以明明德于天下。[20]

马曾说：“天下之为学者亦多术矣，约之不出二途。一则资多闻以求时用，一则重体究而贵自得。二者不可强同。”[21]总括地说，熊的学术路向，正在“资多闻以求时用”，马的学术路向则在“重体究而贵自得”。马一九三○年回绝陈大齐的往教北大之请时，曾说“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22]，这也可看作是对熊的学术路向的批评。熊马学术路向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二人办学思路的不同，成为二人激烈论争的根源所在。

从熊十力和马一浮的论争来看，不论是在学术路向，还是在办学思路，马都始终坚守传统儒学和传统儒学教育的古老精神，而熊则努力适应时代潮流，促成传统儒学和传统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化。熊马之争正代表着传统儒学和传统儒学教育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冲突。两种形态孰优孰劣，以及是否还有第三种或更多形态存在的可能等等问题，只能等待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回答。而不论如何，熊马之争对于我们思考传统儒学和传统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型问题都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刘炜，1978年生，湖北荆州人，200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与思想，近期主要从事马一浮思想研究，出版专著《六艺与诗——马一浮思想论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另在《读书》、《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鹅湖月刊》（台湾）、《文化中国》（加拿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