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签售活动在春熙路西西弗书店举办。

    西西弗大概是全国最热衷于举办读书活动的书店，近段时间几乎每周都有读者见面会。前一天在成都西西弗与读者见面的是魏德圣导演，今天我们互换场地。实体书店现在生存不易，一边是网上书店的竞争呈白热化，一边是电子阅读器的使用渐成趋势，都令到读者的购买和阅读形态发生变化。面临生存空间被挤压，西西弗书店仍将大量资源拿出来举办活动，实属难能可贵。以我为例，从大理到成都重庆参加两场活动，不计隐形成本和边际开支，仅仅路费和住宿我估计就有五六千元。如果要靠卖书挣出这点利润来，靠现场的签售远远不足够，纯粹赔本赚吆喝的活计。这让我心怀感念。

    从火车站出来，书店的人接上我赶到春熙路，去楼上吃了顿新派川菜，下得楼来又是刚刚够抽支烟上个洗手间的时间，马上就投入到跟记者们吹牛的娱乐活动中。

    我面对的记者大多属于职业文青，资历还不够深级别还不够高，这使得他们的优缺点都很明显。大体上说，年轻人的优点是不世故，缺点是见识少。这对我正好，大家可以以“不世故”为基本共识，一起增长点见识。

    在西西弗见的两位美女记者来自一本叫《门里》的杂志，大家聊得很愉快。问题出在聊天的主题。她们好像很关心我的职场生涯，于是我也就顺嘴痛痛快快说了个把小时的广告，全然跟我的新书今日的主题没关系。这种奇妙现象我归结于彼此的不在乎，她们并不在意东家请她们来要做的文章是什么，我也不在意她们回去怎么写。我一直是把媒体当金主对待的，他们开专栏我来写稿子，挣点稿费，挺好；他们来替我做宣传的话，我个人觉得则是可有可无，也许还是“无”更好些。

    我本人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很少看杂志，一则是感兴趣的资讯现在都不用靠他们了，再者是除了《三联生活周刊》那少数几本，连评论分析类文字都不能依赖媒体。媒体表现出来的姿态，总体上是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帮凶和奴隶，跟我的世界格格不入。所以，碰到不能拒绝的情况，就热心地跟人扯淡，扯完了算，不惦记结果。

    扯淡本身是件快乐的事，那天扯得——至少我自己——很愉快。

    跟书友座谈的部分，比在重庆的现场效果好很多。客观点说，像我这号的作者，没有一呼百应的知名度，是有老读者带着前面的两本“走着瞧”来的，但不多；也有自己的朋友专程来捧场，也不多；我猜现场占大多数的是逛书店正好撞见了有办活动的顾客，就停下来听一耳朵，觉得有点意思就站住了。好在旅行是个大多数人都感兴趣的话题，由我说起来也不算乏味，因此互动还比较热络。

    有几个老友在现场，起先还没注意。他们是到了签书的环节才现身的，无奈时间太紧只能匆匆打个招呼，心里颇觉得亏欠。还有位读者不仅带着三本书一起来签，还带给我两盒卤菜，让我除了不迭声说谢谢之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其实吧，关于写书这件事，对我而言最好的部分是以文会友。喜欢我的行文风格的，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点乐趣，我也就不算白费力气；也有不喜欢的，号称看不下去想把书从窗口扔出去的，我也觉得正常。这是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一个多样化的现代社会里，谁也不必跟谁勉强相处。我这种态度注定了不会有多大热情推广自己，因此有时候还觉得挺对不起出版社的。好在吴老师（又一次）容忍了我。而只要她不嫌弃我，我就没啥好操心的。

    成都的活动效果比较好，现场卖出的书应该也比重庆多些。在意这个是希望西西弗能少亏损些，不要被我这样的作者闹得寒了心。

回重庆

    活动结束后随着西西弗的车回重庆去。走高速公路要比坐动车慢一些，下午五点多出发，赶到重庆已经晚上九点多。

    是日晚，魏德圣导演正在沙坪坝的一所大学办讲座，我们一车人进城就赶去学校会合。我很想去听听魏导演的讲课，鼓动大家晚饭都别吃了，省下时间赶路。紧赶慢赶的，等抵达目的地刚刚停好车，我才钻出车来点上一枝烟，就看到会场里轰隆隆涌出一群学生来。

    我逆流而上挤进会场去，看到台上魏导演正在埋头签字，排队的人龙曲曲折折站了一长溜。吴老师看见我，冲我招招手。我也兴奋地跟她隔空打了个招呼，然后一溜烟朝着厕所飞奔而去。

    待我再次现身，已经恭恭敬敬地洗干净双手并在衣服上擦干，捧着钱去摊位上买了一本魏导的书，乖乖地去队尾站好。一边等，我一边在心里说“魏导演这回你该知道简体字的好处了吧？”。

    《海角七号》不算是我特别喜欢的电影，对于能在台湾红成那样表示很不理解。有段时间只要遇到台湾人我就去询问这是为什么，前前后后问过不少人。不幸的是，我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兼语焉不详，因此至今没弄明白原委。我更感兴趣的是魏德圣的新片《赛德克·巴莱》，题材本身就是我喜欢的（老子从小受军国主义教育喜欢看打仗，怎么啦？），对于影片拍成的艰难过程也略有了解（为了这个电影文质彬彬的魏导筹备了八年欠了一屁股的债）。我对于那些不计得失的理想主义分子有天然的好感，魏德圣显然是此中样板人物。

    排在最后一名的我，终于请魏导签上大名时我觉得他已经累劈了。

    现在是会师时刻，也是曲终人散时候。魏德圣导演带着一组人，九久图书的一伙，西西弗的一帮，再加上孤零零的一个我，大家分乘几辆车回酒店去。我跟着吴老师他们九久图书的一起，强烈表达了想吃宵夜的愿望，他们拧不过我，回到酒店又被我带出来。

    找吃饭地方最可靠的方式是求助本地资源。我想都没想，就打了个电话给沱沱，结果他正好在宵夜中，我们赶紧跑去入伙。

    宵夜地点是在某个居民小区的门口，零零落落几个红色帐篷下摆着些矮桌矮凳，大家蹲在一起吃吃喝喝。沱沱和几个朋友围坐一桌，我们的加入大概搅了他们的局，有几位先就散了。等到最后我们抢着买单时，才知道先走的一伙已经押了钱在老板处，非但不用给钱还有找。

    虽然沱沱和我都不像是什么文化人，却也都是背后有出版单位的，再加上九久的人在，想不变成出版主题座谈都困难。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沱沱反复跟我强调老六对他如何如何重情重义，表态说要一心一意跟老六干，以至我认为有必要向他说明自己带着九久的人来纯粹是因为饿了而不是来挖墙脚的。写书出书这件事情有意思的部分是，这是个生意，但也不纯粹是生意，里面有难以说清的人情和道义在里面。我对吴老师也是。

    表忠心其实很没意思，比较有意思的是大家表完忠心以后的部分。沱沱是个公益积极分子，汶川地震后去灾区救助，呆了两年；近年又很热心地参与了一个公益基金的建设。席间他说起是否能请周云蓬来重庆办场公益演出，我们密谋了一下，觉得我先回大理去问问老周，再请老六和成都的冉匪去敲个边鼓可能问题不大。演出收益扣除必要费用外，可以全部捐给周云蓬的“红色推土机”，为全国盲童尽点心意。

    沱沱和我都觉得这样比较靠谱，宵夜最后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后记

    我在重庆三天最悲摧的部分是不够时间睡觉。第一天早上送修电脑，第二天要去成都，第三天则要把送去清洗的相机取回来，再从解放碑赶到沙坪坝跟上大部队。中午西西弗的老板请大家吃饭。

    趁着大部队退房的当口，我和魏导两个闲人站在一旁聊天。作为一个受过“电梯时间”训练的人，我趁机把大理又夸了一遍。我说过大理太多遍好话了，已经知道对什么人该说大理的什么好处。等到大家办好手续往外走，魏导已经表示有空要去大理歇息一下。

    待最后的应酬结束，我当天下午四点踏上了离开重庆的火车。我倒没急着回大理去，而去了另一个小镇——贵州的镇远。那是我自己的旅行了。

    几天以后，等回到大理，我把沱沱所代表的重庆人民的邀请向周云蓬转达了一遍。还没等用上六爷和冉匪的背书，周老师就答应了重庆的义演，时间大致定于六月底。

    如此这般，不出意料的话，六月底我会再有一次重庆之旅。

    下次是一定要去趟九九豆花的，而且还可以脱光了上衣吃火锅，最好还是在沱沱新开的火锅店。沱沱说他要开一家“蒸汽朋克”的火锅店，但愿到时候已经开张。

    那么，重庆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缘，咱们六月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