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成长危机

据2009年3月18 日《南方周末》报道： 邹宜均被家人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 “飞越疯人院”，并出家为尼，又状告家人与医院。

医院先抓人再查病的收治程序，被法院调查。目前无序的收治惯例也被众多学者质疑，收治意见“被家属全包”“病人成了医院的财路”，正常人都可能以精神病人的名义被强制收治。

而邹宜均说，她所做的是公益诉讼，要让正常人免于被收治的恐惧。

“如果精神病强制收治的法律缺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精神病人，被医院强制收治。”律师黄雪涛说。

3月2日，她代理的邹宜均案在广州白云区法院开庭审理。2年前，邹宜均被家属送至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3个月。

开庭时，黄雪涛备了不少资料，应对邹宜均是否有精神病的法庭调查和律师辩论，但都没有派上用场。这让她很惊喜。以往的经验，这类案件会纠缠在“是否有病”上，以致变成了“医疗纠纷”。“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法官审查的重点在强制收治的动机和程序上。”律师黄雪涛说。

黄雪涛回忆，一开始法官就宣布了审查内容：一是邹宜均送治的动机和原因；二是家属委托收治过程是否符合规范，收治过程对原告邹宜均是否产生损害后果。

邹宜均讲述，2006年10月21日，深圳。由大哥开车，邹宜均准备去为父亲扫墓，突然被几名男子抓住。途中换了一次车。挣扎、呼救都无效。等她明白过来时，已经身在广州的白云心理医院。随后被强用药物，昏迷了3天时间。

她和家属各执一词，前者认为家人是为了占有她一笔二十多万元的离婚赔偿金，后者认为是邹宜均患病了。

院方代表邹林峰在接受采访时称，邹宜均的母亲、大哥和姐姐曾咨询过两次，委托派车到深圳接收邹宜均。

“因为病人不配合，我们大概70%的病人都需要上门接，其中又有20%至30%需要采用强制的手段。”邹林峰说。

邹宜均被强制收治之后，医院才对她进行了诊断，认为患有“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指没有明显精神病症状的精神病）。

法庭没有调查病情。黄雪涛认为这传递了许多精神病维权人士所追求的司法正义：“除了健康人，法律也应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精神病人被法律界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的人身自由受部分限制。而保护如此弱势群体的权利，也正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

“病人就是财路，现状就是，医院假定他有精神病，收了之后再做诊断。”

庭审之后，媒体采访接踵而来。“我完全没想到会这么轰动。” 邹宜均的语速很快，熟练地向不同媒体重复“绑架”过程。

邹宜均，30岁，出家为尼，身着玄色僧服。被强制收治之前，她已吃斋，办佛教文化网站。现在，她主要在北京静修。3月9日她要去湖南，一所寺庙邀请她过去当住持。

现在，邹宜均不敢独自呆在深圳和周边城市，上街时，她下意识地寻找熟悉的人相伴。她说“害怕、恐惧”，连家人都会“绑架”她。只有在北京，她才感到自由自在。

据邹宜均介绍，入院之后，她便孤立无援了。尽管她此前就做了防范措施，委托黄雪涛必要时维权。但如果不是邹宜均偷打了电话求援，黄雪涛还不知道委托人身在何处。

一开始黄雪涛在白云心理医院还查无此人，因为邹登记时，被家属用了化名。她向院方发律师函：“我听医院讲得最多的是，谁送进来我们就对谁负责。医院跟家属签了合同的。”她数次报警，报警无效后投诉、上访，都无果而终。甚至，她起诉邹宜均，说委托人数月不露面，没有交代理费。目的是要利用传票送达组的强制手段，寻找到邹宜均。但这依然无效。

“我现在最大的思考是，一个在法律上被限制权利的人，应如何保护他的权利。”黄雪涛说。

这不是一宗个案。现实中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是数以千万的父母，像邹宜均的家人一样，把处于青春期成长危机的子女送进了精神病院！1990年我曾就在处理青春期成长危机毒品滥用现象，在当年12月4日《健康报》上发了一篇短文，题为《青春期正常危机》。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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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正常危机，亦称之为成长危机，其表现出来的症状会因人因时而异。有的表现出轻微的情绪失调，有的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神经症症候，严重的会出现哭笑不常、自言自语、幻听、幻觉、幻嗅等精神病的症状，但都属于成长危机。是伴随青春期成长潜能的发展而出现的。焦虑和潜能是挛生姐妹。当青春期性的潜能出现时，年青人不仅从这种新的势能中感受到激情和自我的价值，同时也会产生一种正常的焦虑。但是，如果这种焦虑已经强大得将我压倒，我就丧失了行动的可能性，从而出现各种不适应的症状。

二十年过去了，精神病学界在处理青春期危机问题上滥用精神病类药物的现象依然如故，而且，我发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青春期成长危机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不仅揭示了青年人成长的真实，也具有临床诊断的意义。

青春期成长危机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把握它，并对它加以概括。青少年进入青春期无疑会遇到诸多情绪困扰，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一个人从少年到成年一帆风顺，没有经历过任何情绪困扰，没有经历情绪失调的体验，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但青年人遇到冲突或挫折，情绪失调到什么程度为正常，什么程度为不正常呢？换句话说，青春期危机与精神错乱的区分何在？

当年青人还没有学会自律，就要求他在友谊与竞争的游戏中面对机体深层亲密的冲动、难以忍受的学习压力、优胜劣汰的竞争以及心理社会的自我确定的义务之时，高度的紧张极可能使他陷入一种意志瘫痪的边缘状态。从症状学上看这种状态包括一种高度痛苦的孤独感，一种内部连续感和一致感的分解，一种全面的羞怯感，一种不能从任何活动中获致成就之感。在这些年青病人中，性幻想和夜间遗精已不是过分压迫的偶然释放，而只是更加强了的紧张。它们变成了恶性循环的一部份。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趋势下，出现诸如妄想、幻觉等典型的精神病的症状，也都极有可能的。但无论患者的症状如何，只要他不讳疾忌医，能主动求医，就属于青春期成长危机。因此，从诊断学的角度看，青春期成长危机是一个包括范畴挺广的概念，它既包括轻微的情绪失调，也包括各种的神经症，还包括能主动求医的精神病患者。

现实中，精神病人能主动求医的是很少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精神病学和神经病理学的正统观念是，精神病是不能治愈的，尤其是精神分裂症。1998年10月，我和世界神经精神病理学权威斯蒂文教授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番讨论。我开门见山地对斯蒂文教授说：“您关于精神病的定义，是大脑出了毛病，我认为不妥。所以，您认为精神病不能治愈也是错误的。” 斯蒂文教授不屑一顾地笑道：“整个精神病学界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一针见血地说：“那是现今精神病传统的治疗方法错了，才导致精神病不能治愈的结论。但是，我的临床实践表明，精神病是可以治愈的。”

接下来，我向斯蒂文教授介绍了几个我临床的病例，其中有一个是武汉城建学院的一个女生。那年春天，一天夜里，正当大家准备入睡的时候，这位女生突然只穿着内衣内裤就往外跑，同寝室的女生立马追了出来，拦住了她，问她为何这般急着往外跑，她说有男生在下面叫她。同寝室的女生越发觉得她有问题，便劝她回寝室，她执意不肯。同寝室的女生便要她穿好衣服，陪她一起下楼找那男生，找了一圈没有，便把她带回寝室……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同学们便叫来辅导员。那女生见辅导员哭了起来，说：“同学们对我这么好，我却卑鄙的亵渎了她们，我看她们一个个都赤身裸体……”辅导员见她目光呆滞，满嘴胡话，便立即带她去精神病院看病，经专家初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叮瞩立即住院治疗。辅导员便带患者赶回学校办理有关准备住院的手续。当辅导员向系主任汇报时，系主任要辅导员立马带患者到我治疗研究中心找我治疗。我只给患者开了3剂中药，前后按摩了2次，1个月后，当患者的系主任又介绍一位病人来我治疗研究中心时，托病人的父亲捎了封信给我，系主任在信上说，那位女生已完全康复，在最近的一次力学考试中，有一道题全班就只她一个人做出来了。

我和斯蒂文教授的讨论纯属学术交流，虽然 斯蒂文教授听了我的介绍，自感很受启发，并说我的研究成果将对世界是一个振奋，但真正像武汉城建学院那位系主任了解我的工作的人微乎其微，普天下的精神病依旧是一个治法，服用抗精神病类药物，结论也就只有一个，精神病是不能治愈的。其结果，精神病像一个可怕幽灵的威胁。提起精神病，其含义令人不寒而栗，因为人们总是把它与那些流落街头巷尾，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咯咯傻笑，行动愚昧，随地便溺的“疯子”连在一起。所以年青人一旦感觉到自己的脑子乱了，失去了自控，联想到一个“疯”字，内心便会狂乱不已，那种感受比死亡还要痛苦，因此有的年青人宁肯选择死亡也不愿看到自己成为“疯子”。而大多处于这种状况下的病人选择了讳疾忌医，抗拒治疗，其目的就是抗拒自己成为“疯子”。

我想如果哪一天，养生心理学的知识得到了普及，当世人广知养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精神病不再可怕，是可以治愈的。也许情况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像世人没有谁忌讳自己得了感冒一样，也不会忌讳精神病了，但那已是题外话了。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如何区分青春期成长危机和精神错乱。形象说，有两个病人：张三和李四。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有关国际行为疾病的分类体系，或是依据美国精神病学会提出的最新“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张三和李四都是典型的精神病患者，甚至二人的症状一样，不同的是张三不讳疾忌医，能主动接受治疗，而李四却讳疾忌医，抗拒治疗。那么张三则属青春期成长危机，李四则属精神错乱。抽象地说，青春期成长危机与精神错乱的区分是依据患者的主动性，如果患者的主动性尚存，则属于青春期成长危机，如果患者的主动性丧失则属精神错乱。

这里的主动性显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一般说来，在寻医问药上，心理疾病患者就没有生理疾病患者那么主动。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心理疾病患者最早寻医，不是找心理医生，更不是找精神病大夫，而是找生理医生。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孤独、恐惧、不安、吃不下、睡不着。他们希望这些问题是由于生理疾病所致，而不是心理上存在疾患。这反映人类心灵的脆弱，即使是向自己最信赖的人倾吐内心脆弱的情感，也往往要经历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需要拿出百倍的勇气。还有更多的人，尤其是成年人，他们宁肯陷入精神崩溃，宁肯走向生命的绝路，也没有勇气向他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情感。

那么，什么叫主动性尚存？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武汉城建学院的女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去精神病院看门诊以及来我治疗研究中心治疗，她都是由辅导员带来的，她只是顺从而已，中药也是辅导员煎的，他只是顺从地喝了下去，但她愿意跟着去看医生，愿意喝中药，没有拒绝治疗，没有抗拒喝中药，这就叫主动性尚存。按照世界公认的临床诊断标准，那个女生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青春型，但她主动性尚存，却属青春期成长危机。如果她的系主任不阻拦，把她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那她就成了不治之症的患者了。

临床中，我发现在情感上要患者及其亲属接受青春期成长危机概念比较容易。因为当患者经一家或多家精神病院专家诊断为精神病，并被告之要终生服药，效果好的也只能抑制症状，充其量也只是个半残废。这无疑会使患者及其亲属感到绝望。当这些患者及其亲属又求医于我时，被告之他们的症状属于青春期成长危机，不是精神病，无疑会感到极大的振奋，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但在治疗上，完全接受在处理青春期成长危机时要做到三忌，杜绝滥用抗精神病类药物却很难。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心理分析与禅佛》中就已明确指出：

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虽然大部分没有清楚的感觉到（或许大部分人一向都是如此），他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但是至少一些有批评眼光的观察者都已认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达到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

我们怎么理解其中弗洛姆所说“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达到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呢？我以为这其中也包括人们对待精神疾病的态度：而今人们试图通过西方科学的方法解决人类精神疾病的问题，其结果必然导致滥用毒品。这就是对当今整个精神病学界现状的一针见血的概括。现实中，整个精神病学界所使用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包括抗焦虑药和抗抑郁药物），无论是笫一代、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均属精神剂，也就是毒品，因用来治病，故称“合法毒品”， 时至今日，整个精神病学界滥用毒品的现象有增无減。

有一少女，在国外留学期间感到极度焦虑、躁郁和绝望，出现精神分裂的症状。其父得知，立马接她回国，送进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一月有余，部分症状得到抑制，家人便把她接回家，每半月去医院注射一针长效针，但焦虑、躁郁和绝望的情绪却无法根治。不久其父母带她来汉求医于我，接受精神病后期预防治疗。

初诊时，由于患者焦虑、躁郁和绝望的情绪缠身，意向性严重受损，完全失去学习的能力，却整日吵着要去国外学习，行为不能自律。

患者接受精神病后期预防治疗，服用中药及养生茶二十余剂，患者焦虑、躁郁和绝望的情绪得到根治，意向性得以恢复，又能每日静下心来学习，心境愉悦，情绪平稳，睡眠良好，照此下去，用中药及养生茶调养一段时间，患者便可完全恢复健康。于是，我向患者家人建议，不要再给患者注射长效针了！患者家人申诉，出院时已经买了4针，注射了3针，还有1针，希望把这一针注射完，因为一针要花一千多元。我也便同意再注射一针。

半月后，患者家人未征求我的意见，又给患者买了4针。我明确表示反对再给患者注射长效针。患者家人强调精神病医院的专家之说，说是长效针要坚持注射一年，否则就会再度发病！既然患者家人如此坚信精神病医院的专家之说，我也无话可说。更令我愤慨的是，不日患者又出现头晕症状，这本是长期注射长效针的副作用，患者家人却把它归结为服用中药的结果，竟问我近日所开方剂是否有误。此种情况下，只能终止我们之间的医患关系。

半年后，这位患者的父亲又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再接受他女儿的治疗。我知道他女儿长期注射长效针已经严重地伤及五脏功能及内分泌, 但患者家人不愿说。所以我拒绝了。患者的父亲不解，说是哪有医生拒绝患者的。我说：“治疗精神方面的疾病人与治疗生理疾病不同，患者及其家人对医生的信任是关键！”患者的父亲辩解说：“杨教授，你误解了，如果我不信任你，怎么会千里带着孩子到武汉求医？”我说：“如果你们信任我，你女儿也就早已康复了。结果，你们要听精神病医生的。”患者的父亲说：“对患者来说，中西结合不是更好吗？西药控制患者的症状不再犯病，中药治本消除西药的副作用。”我说：“结果呢，我所有的努力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消除所服西药的副作用，陷入传统治疗的怪圈。最终结局是费力不讨好，所有功劳是西医的，而所有的不良反应是中医的。”

数日后，深夜11点多，全家人都已入睡，患者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全家人都被吵醒了。患者的父亲说：“孩子近来血压出了问题，高压只有90，低压60不到，我们在当地找了一个老中医开了一个方子，想听听你的意见。” 血压出了问题，这是长期注射长效针，服用西药，伤及肝脏所导致的结果。随及他把中医方子念了一遍，其中有好几味健脾补气的药，服用的结果只会便患者更焦虑、躁郁，乃至行为失控，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但鉴于患者家人的态度及以往行为，我无法信任他们，所以不愿介入其女儿的治疗。我说：“你没有必要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会发表意见。谁开方谁负责任。”患者的父亲说：“杨教授，你是全国著名的专家，我们很尊重你，所以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气愤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如果尊重我，会深更半夜骚扰我的家人吗？”

这里我只是略举一例。现实中有数以千万计的父母，由于无知，盲目崇尚理性，祟尚科学，把精神健康交给精神病学专家，滥用精神药物，像这位患者的家人一样，贻害子女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