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可以治愈》连载（6）

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

我们往往狭义地理解科学的含义，即认为科学仅仅是指人们用以了解自然界的符合逻辑的系统方法以及用这些方法积累的知识本身。这种科学传统抵制相互矛盾，含混不清的概念，要求表达清晰、准确、客观。这些原则在自然界的探索中是不可缺少的。从这一科学传统来看中国文明，则很容易陷入一种偏见，即把中国东周战国时期的文明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文明等同起来，认为是蒙昧时代的天才猜想，全是些不明确、不可考、无实证，不明其所以然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养生学说甚至对中医理论都是看不起的，认为那不是科学，只是靠中药和针灸这两种经验结晶的实效，倒过去勉强支撑的玄说。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科学的方法在了解自然界时虽显示出无以伦比的魔力，而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领域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都有是模糊的，当我们试图运用语言文字描述这些概念时，就像瞎子摸象一样。这也就有必要从广义上来理解科学：科学是相于迷信而言，科学是相对谬误而言。因此，我们也就有必要理解另一类科学，即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科学的传统。

相对西方科学，东方科学成熟较早，中国文化在经历夏朝的遵命（天命）文化，商朝的遵神文化，以及西周的尊礼文化之后，到东周战国时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东周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战国时期发展到了剧烈阶段。长期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但华夏文化却在此期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进入到华夏文化的最兴盛的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卓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与遗留的言论极为丰富，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也是无以伦比的。与以前各朝文化不同的是，东周战国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尊生，即重视健康一发展。

管仲在《管子·心术下》中曾提了“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把安民心，强民身，看成是治国强国之根本。可见，心乱与疾患，已成为当时社会发展关注的焦点。由于当时兼并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剧烈，导致民心躁动不安，百疾猖獗横生，严重地危及到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兴衰，所以诸子百家学说，都就如何安民心，强民身，提出自己的见解，由此，为当时养生学及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东周战国时期尊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管仲倡导文化发展的实用与尊生的原则，即华夏文化发展必须有益于人民的健康与国家的兴盛，从而为华夏文化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齐桓公创霸业，主要是得管仲的助力。要立国必须得民，要得民必须讲求政事，齐桓分依靠管仲整顿国政，分全国为士乡（即农乡）与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使成专业。士乡废公田制，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这种改革西周以来旧制度促使社会加速分化的措施，应是管仲最大的功绩。数年间，国富兵强。公元前679年，齐开始称霸。齐桓公做霸主，曾救邢救卫救北燕，阻止戎狄的侵扰。百余年后，孔子还赞叹齐国的霸业，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袵衣，受异族的统治了。”

第二阶段是庄子隐喻逻辑学的诞生，这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完全不同另一类逻辑，这类逻辑在老子的著作中亦有所表述，即所谓“正言若反”（《老子。道德经》），只不过是庄子在他的著作中以更大的篇幅并从多个侧面来描述这类逻辑，也就是庄子把它说的更加清楚 ，即所谓“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看上去，其一与其不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人的智慧或创造性就在于找出事物彼此的相似性，它的关健在于“幡然领悟”。也有人把隐喻逻辑叫做困思逻辑，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以同一律（A是A），矛盾律（A不是非A）与排中律（A不能是A又是非A）为基础。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同一事物就同一点而言，不能同时属于某一事物又不属此一事物……这乃是一切原则中最为确定的原则。”当我们在生活中按照这一逻辑去思考时，往往可能陷入困境，百思不得其解。此刻如果换一种逻辑去思考。即采用隐喻逻辑的“是”，可能滑入“否”，而“否”可能滑入“是”，在“是”与“否”之间 ，没有严谨而生硬的区分，包容矛盾，容忍模糊，则有可能豁然而解，真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是困思逻辑，也许还包含另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确定性总有一种苛求，因而习惯于知性的思考，但禅宗对于知性的洞察则有不同的态度，它为了孕育弟子的智慧，常把弟子逼入困境，而要想逃离这个困境，不是靠知性逻辑的思考，而是经由更高层次的心灵开悟，脱离心智的枷锁走上自由。

第三阶段是《黄帝内经》的问世，东方科学走向成熟。《黄帝内经》是中医典籍，中医的基本理论与治疗原则大多源于此书。虽然，今日对这部著作的成书年代看法不一，但肯定中医理论体系基本奠于战国时期是没有疑义的。可以说《黄帝内经》就是战国时期的医学家，总结当时医学经验和医学理论成就，托名黄帝而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就从完整人的角度来讨论医学与健康，即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的相互影响来分析病因、病理。而在西方，直到上个世纪的后半叶，才重新出现从完整人的角度来研究医学和健康概念的趋势。

    相对东方科学，西方科学成熟较迟，从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的理论到牛顿经典力学的诞生，前后经历了20个世纪的慢长岁月。在西方科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伽利略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伽利略发现，一个物体，假如既没人去推它，拉它，也没有人用旁的方法作用于它，或者简单些说，假如没有外力作用于它，此物体将作均匀的运动，即沿一直线永远以同样的速度运动下去，因此，速度本身并不表明有没有外力作用于物体上。伽利略的这一观念是对亚里士多德观念的否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作用力越大，速度就愈大，因此速度本身表明有没有外力作用于物体之上。这是凭直觉推理的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它导致了对运动的虚假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竟然保持了很多个世纪，这也许是因为亚里士德在整个欧洲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在伽利略奉献给科学的财产中，更为宝贵的东西就是他所创立的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经过推理和计算对现象提出假定性的说明和定量的描写，然后再用实验加以检验。在伽利略之前，实验的方法和数学方法已经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被作为研究自然现象的两种方法加以使用，但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近代的研究方法则是伽利略的贡献。

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的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西方科学已逐步走向成熟，这个发现告诉我们，根据直接观察所得出的直觉的结论常常不是可靠的，因为它们有时会引到错误的线索上去，也就是说，在我们力图理解自然规律时，我们发现，一些最明显的直觉的解释往往也是错的，人的思维创造出一直在改变的一个宇宙图景，伽利略对科学的贡献就在于毁灭直觉的观点而用新的观点来代替它，这就是伽利略的发现的重要意义。

在对于实物的研究上，西方科学的传统是从所谓的客观观点来看一个对象，比如说，假若这桌子上的一朵花是西方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家们就会把它施诸各种各类的分析，植物学的，化学的，物理学的，等等；并把他们从各自研究角度，所得关于花的知识告诉我们，并且说，对于花的研究已经尽力了，不再有其他事情可述。或者说，除非是在其他研究中，偶然还有新的发现。

因此，西方科学对于实体研究之主要特征，是去描绘一个物体，是谈论关于它的种种，是围着它转，是把吸引我们的感官和智力的任何东西抓住，并把它从物体本身抽离出来，而当所有这些都被认为 已经完成，而把所有这些由分析而来的抽象所得物加以综合，而把其结果认作是物体本身。

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那整个物体真正已经被罩在网里了吗？”事实上，断然没有！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所捉住的那个物体，只不过是种种抽象之总和，而不是物体本身。就实际而动利的目的而言，所有这些所谓的科学抽象物，似乎已经绰绰有余。但是，那所谓的物体却根本不在此处。当我们把网拉上来，我们发现某些东西业已从精致的网缝中溜失。

然而对于实体还有另一种趋近的方法，则是东方科学的传统。趋近法，是直接进入物体本身，而可以说是从它里面来看它，去认知这朵花乃是变成这朵花，去做这朵花，如这朵花一般开放，去享受阳光与雨露。当我这样做，花就对我说话，而我知道了它所有的秘密，它所有的喜悦，所有的痛苦；这就是说，我知道了在它之内所脉动着的全部生命。不只如此，伴同我对这朵花的领悟，我知道了宇宙所有的秘密，而在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自我的秘密，这个秘密到现在为此，一直逃开了我所有的追求，这是因为我把自己分成为两半，追求者与被追求者，物体与影子，何怪我永远未能抓住我的自我，而这种游戏又是何等耗尽心力！然而，现在由于对花的认知，我知道了我的自我。这就是说，由于把自己失却在花中，我知道了花以及我的自我。

东方科学的这种认知实体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隐喻的或创发性的方法，西方科学的方法是把物体屠杀，把尸体分解，然后再把各部分合并，由此想把原来活活的生命重造出来，而这个实际是完全不可能的。东方科学的方法则是把生命按它所生活的样子来感受，而不是把它劈成碎片，再企图用智力的方法拼合出它的生命。或者用抽象的方法把碎的片断黏在一起。东方科学的方法是把生命保存为生命，从整体去感悟它，而不用外科手术刀去触及它。

总的来说，西方科学是以语言知觉为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它，即所谓西方科学是对人类发现的有关规律现象的描述。比如，牛顿力学是牛顿那个时代人类对所发现了一些自然的物理规律现象的描述。后来，人类又发现了一些自然的物理规律现象是牛顿力学不能解释的，为了包容解释这些新的发现，便发生了“科学革命”，即以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取代牛顿的模式。

与西方科学不同，东方科学是以非语言知觉为条件。东方科学要探索的主题，是人性的真实与精神自由。因而它的重要课题不在建立什么理论，而在达到静心与开悟。开悟是没有定法的，它是智慧的活动，没有形式，没有性状，没有色相，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诠释的。但是，东方科学需要具有丰富的体验性知识。体验性知识的获得，必须配合情感和人际的正常运作，智慧必须在破除情绪不安、情感障碍和心理困扰之后，才可能真正发挥它的功能。事实上，东方科学不只要一个人破除烦恼，还要人克服成见、偏见和既有的知识观念的束缚，人惟有破除这些障碍，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