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疗法普及之时，乃中华民族民富国强之日

是信念让他们摆脱了精神病的困扰

经我治愈摆脱精神病困扰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患者或者其亲属有一个信念：相信这世上有治愈精神病的理论与医生存在。于是，他们就到书城或新华书店去寻找这方面的信息，在茫茫的书海中发现了我的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养生心理学》丛书。

比如高琼， 2004年9月，因在课堂上不满外籍老师贬损中国人的言词，与之发生冲突，气愤之下并冲上讲台殴打外籍老师而精神失常，被学校强行送进康复医院住院治疗。

三个月过去了，病情依旧，一时狂躁，一时抑郁，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清醒的时候就骂人，语言虽说粗俗，但骂的似乎还于情于理；糊涂的时候要么呆坐，要么喃喃自语，说些什么，连医生也听不明白。其父母甚是着急，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甚是聪慧的女儿就这么成了一个“残疾人”，背地里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其父不相信女儿命运就如此悲惨，冥冥之中，他总觉得世上一定有能治他女儿的人。抱着这个信念，他走进了书店，想寻求这方面的信息，无意中看到了我写的《养生与心理疗法》一书，回家一口气看完，兴奋不已，坚信已经找到能治她女儿的人。他连忙赶到康复医院，把这信息告诉了他女儿。

高琼看完《养生与心理疗法》，也坚信我能治好她的病，并要其父尽快找到我。其父随及赶到北京，跑到出版《养生与心理疗法》一书的中国农业出版社，打听我的住址和电话。得到的回答却令他失望，出版社接待其父的同志说：“实在对不起，作者没有授予我们这权利，这是作者本人的隐私，我们不能告诉你。”其父抱着希望而去，却带着失望而归。

其父将实情告诉高琼，并安慰女儿说：“只要杨教授还在中国，爸爸就一定能找到他。”此时，高琼想到为《养生与心理疗法》一书作序的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枝教授，而高琼的同班同学有一位家就在南京，他的父亲是南京某局的领导，可以找这位同学帮助呀。高琼的父亲到外语学院找到这位同学，请她帮忙，这位同学立即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一天后这位同学的父亲通过李枝教授了解到我的住址和电话。

高琼的父亲得知我的住址和电话后喜出望外，当晚便接通了我的电话，简述了高琼的病情和有关治疗的情况。我的回答是：只要他们有把握安全地把病人带到武汉，就立即把病人带到武汉来治疗。当时，高琼已在康复医院住院四个多月了，却不见任何好转，当高琼的父亲下决定带女儿来武汉时，医生告诉他，高琼又犯病了，整日胡言乱语。

高琼的父亲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想：照此情景何时才能安全地把女儿带到武汉去呢？焦急之中他突然想起医生对他说的话，说是高琼每次犯病胡说的时候，总是提到独乐寺。这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是她在祈求观音菩萨保佑她？第二天，其父到了独乐寺，找到了独乐寺的住持，请求住持为他指点迷津。独乐寺的住持送了一个苹果给高琼的父亲，要他把这个苹果送给住院的女儿，告诉女儿菩萨会保佑她的。

高琼的父亲离开了独乐寺。医院探房的时候，他把住持送的苹果郑重地递给了女儿，并把住持的祝福告诉了女儿。高琼吃下了住持送给她的苹果，奇迹般地清醒过来。高琼的父母甚是高兴，立即给高琼办了出院手续，急忙带着她来到武汉。

高琼父母带着高琼来到武汉是2005年3月6日，完全治愈离开武汉是2005年3月29日，前后治疗了22天。高琼离汉返家之后的第14天来了月经，月经前后情绪平稳，便也停了中药。5年来，精神状况非常之好，情绪乐观，专注学习。2008年春节前夕，高琼给我们二老寄来了新春的贺礼，这贺礼是她用她获得的一等奖学金买的。

在《精神病可以治愈》书中所提到的来自深圳的患者黄晓。黄晓与文娟大学毕业后一同南下到了深圳，经过五年奋斗，在深圳买了房子，结了婚。当他俩私下庆幸第一个五年奋斗的成功，图谋第二个五年有着更大发展的时候，不幸黄晓精神失常了。一天早上，黄晓到公司上班，在公司出现癔症性昏厥：即突然倒地，全身强直，双手握拳，四肢抽动，双眼紧闭，呼之不应。公司立马派人把他送到医院，最后转到精神科住院治疗。

黄晓与其他癔症病人类似的发作不同，发作停止后，他意识依旧不清，胡言乱语，并伴有幻听、幻觉等症状，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文娟不知所措，精神病大夫的话令她心寒，上网查询有关资料令她绝望。整个精神病学界认为，精神病不能治愈。文娟不愿接纳这个结论，她总觉得世上一定有治愈精神病的理论和医生，于是就上书城去找，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她也买到了《养生与心理疗法》一书，不久，就在电话中与我取得了联系。

黄晓在精神科住院治疗了一个月，文娟就带他来到武汉，接受精神病后期预防治疗。按文娟原本计划，在武汉只呆三天，而后把黄晓送回湖北老家继续通过电话接受后期预防治疗，但由于黄晓表现出神经过于敏感，即无论是谁，只要碰到他的手臂或背部，他都会出现神经性抽慉，这只有通过爱抚疗法，增强他机体的抗敏感性方可奏效。我便建议他们在武汉住了七天，在服用中药的同时，接受爱抚疗法。据我的助手说，第一天给黄晓进行爱抚疗法，当抚摸他的小腹时，他抑制不住遗精了。第七天再给他做爱抚，再抚摸他的小腹时，他感觉到的只是舒服、轻松，机体的抗敏感性明显地增强。第八天返回老家，继续服用中药。大约二十天，黄晓逐渐戒除所服用的抗精神病类药物，情绪完全恢复正常。再用中药调理几日，黄晓便回到深圳公司上班。

4年过去了，黄晓的情况怎么样呢？用黄晓的妻子文娟的话说，黄晓如今生活潇洒的很，工作上十分应手，每年的业绩在他们公司都是最高的。业余的生活也十分丰富，兴趣也比较广泛，尤其是对养生，现在可以说是半个专家。文娟说：“就养生而言，在您杨教授面前，他可能永远都是学生。但在同事和朋友面前，他可是个小有名气老师，经常向他请教的人不少，他谈起来总是滔滔不绝。”

对于精神疾病症状得到抑制的患者实施后期预防治疗，患者的信念，即患者对养生疗法的信赖的程度，就显得异常重要。因为患者在服用中药，调理机体脏腑阴阳，逐渐减少西药服用量的过程中，有一个由药物抑制来控制情绪向逐渐恢复自主性而由患者自身的意志来调节情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情绪波动，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你缺乏信念，情绪波动会使你对后期预防治疗的态度就此发生转化，由信赖变为怀疑，态度的恶化极有可能带来情绪恶化，由正常变为不正常，由此而中止后期预防治疗。也就是说，在后期预防治疗中，患者及其的信念是不可忽视的要素。

2010年3月30日，我收到韩小玲发给我的短信说：“杨教授，我儿子10个月了，很健康，也很帅，刚刚叫了我一声妈妈，我流泪了。再一次谢谢您！”

韩小玲，女博士，某大学教授，2007年年底来汉接受后期预防治疗，当时她已服西药12年，想戒除西药怀一个健康的孩子。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和我讨论起我写的《精神病可以治愈》一书，她说：“时至今日，整个精神病学界的结论是精神病不能治愈。而惟独教授您著书立说，认为精神病可以治愈。这是基于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发掘，正如中医内科专家，国内外公认的《黄帝内经》权威，世界著名的中医大师孟景春教授的题词所说：‘杨仲明先生大著──东方智慧的精萃’。 您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至少我是信服的。我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看您的书，我与中医文化大师李枝教授有同感，‘即如杨兄欲冲出西方心理学一味抑制一味精神分析之樊篱，以儒释道三教之精粹，唤精气神三念之灵魂，意欲融东西方化于一炉，集古今医学于一体，开殊途同归之范例，达形神兼备之仙界，难矣哉，伟也夫，怎不令人赞叹’”。

说到这里，韩小玲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看着我说：“一见面就谈了这么多，真是班门弄斧。教授您不会见怪吧？”

我笑着说：“搞中国文化，你可是科班出身，是正宗的。而我是半路出家，自己瞎捣鼓的。能得到你如此肯定，我很知足。”

韩小玲微微一笑说：“我前后上过三个大学，包括现今工作的单位，也就是到了四个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前后听过不少知名教授讲中国文化，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大都属于同一范式，即经院式的解经模式和一般的阅读范式，而教授您是从拯救人类精神危机的高度来发掘中国文化的传统。”

我笑着说：“若有机会，我也想听听那些知名教授讲中国文化。我相信，听他们授课，我会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韩小玲感触地说：“这也许是教授您的过人之处。无论是听谁的课，看谁的书，您都能得到对您有用的东西。”

初看起来，我是韩小玲的医生，是我用中药帮助她戒除了西药，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而实质上，成功的关键是她对我的理论的理解，以及对我能治愈她的病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