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当今人类精神危机的东西在中国古文化中

潘光旦先生在其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的自题诗中写道：

二《南》风教久销沉，

瞎马盲人骑到今；

欲挽狂澜应有术，

先向性理觅高深。

若欲振兴中国文化，不可忌讳言性。为什么国学研究一潭死水？就是因为国学研究中正人君子多，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多。

先向性理觅高深

弗洛依德强调，精神病患者99%的都是由于性压抑所致。马斯洛虽在表述上与弗洛依德不同，他认为，基本需要满足受挫可能导致精神疾病。而处于最底层的基本需要是生理需要，其包括对空气、水、食物、住所、睡眠及性生活的需要。以上需要除性生活外，其他需要缺失，未能满足，人们都敢公开地去追求，惟独性生活人们不敢大张旗鼓地去追求，尤其是那些“守身如玉”的年轻人，深层的骚动会使他们感到极度不安，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压抑。事实上，马斯洛也认为性压抑是导致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临床经验也证明了这点。有关精神病的预防与治疗，以及有关精神病病因的研究，我们不能回避性这个令人敏感的课题。

现代医学对由情绪所引发的各种病症至今仍是一个盲区。高明的医生除了告知病人，其病是由情绪引起的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西方的一流学者把拯救现代人类精神危机的希望放在对中国古老文化智慧的发掘上。早期有弗洛姆、马斯洛等一批学者，近年又有一位法国学者，名叫大卫·塞尔旺—施莱伯。大卫教授吸收了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东方医学智慧，创立了新的情感医学，提出了摆脱压力、焦虑和抑郁的7种自然疗法。40年前，大卫在法国，当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从由远东回来的爷爷那里知道了关于中国的故事。爷爷给大卫家带来了清香的乌龙茶、精制的筷子，还有象牙和竹子做成的麻将。早年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年以后，经过在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教育，他仍然每天都喝中国绿茶，用筷子吃饭，常常和妈妈玩麻将。中国文化带给他个人美好的礼物，中国思想的深刻洞见给西方人和西方医学带来了新的概念，他对此深怀感激。为此，他满怀热情，以他从中国文化中学到的智慧写成的一本世界畅销书《痊愈的本能》，回报中国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也有一批中国学者在为振兴中国文化尽心尽力。但恕我直言一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努力的方向不对，虽然他们中也有的闹得很有名，但他们的“成就”对振兴中国文化的作用近乎于零。如果你真心实意地想为振兴中国文化做一点事，就应该遵照潘光旦先生的忠告：“先向性理觅高深”。遗憾的是，有关性的研究至今仍是中国学者努力回避的一个课题。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所蕴藏的丰富的有关人类的智慧，而领悟其中的智慧是以你自身具备“体验自由”为其条件的。

在我从事心理治疗研究初期，受弗洛姆等人的影响，十分注意从佛禪中吸收智慧，通过引导患者进行有效的行为操练，以此获得悟彻生活的智慧，调和患者机体脏腑的阴阳，改善患者的情绪。后来发现这类方法其疗效有限，我便开始钻研中医学。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我一开始就注重研究性中医学。今日临床中得心应手的几个方子，就是从古老的性中医学中获得的智慧。

情绪病大多初发于青春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不可回避的就是性挫折。青春期性成熟了，但由于各种原因你得不到满足，从性成熟到结婚这期间，你处于性挫折。这是青年人不能回避的。性挫折对青年人的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伤害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处于正常范围内，还是处于病态？现代医学对这些问题也是一个盲区，无从解释。我们也只有从古老的性中医学中吸收智慧，丰富我们的经验。这是成功地预防精神病所不可或缺的。

比如，性挫折会给青年人带来焦虑惊恐急性发作。我年轻的时候有过这种经验。在我28岁那年第一次发作，一生中也就发作过几次。有的人一生中只发作一次。只要不是频繁发作就属于正常。换句话说，只有当人一个月连续发作三次才被诊断为惊恐症。即使是得了惊恐症，也不可乱服抗精神病类药。更不可一次发作就轻率地服用这类药物，《精神病可以治愈》一书的引言中所提到的白琳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案例。临床中，我发现有许多患者都经历了像白琳一样的令人不堪回顾的折腾。的确，惊恐发作时的症侯不仅令患者，甚至有时会令其亲属事后都感到害怕。因为发作时出现的对死亡、或对疯狂的恐慌，会使患者发狂，或奔跑，或惨叫，或用拳捶头，或以头撞墙。情急之下，自然是希望能得到专家的帮助，谁知大多专家对此也知之甚少！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去寻找那些熟悉性中医学的心理医生的帮助。因为医生只有准确领悟性挫折对患者的身体伤害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给病人以切实有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