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流播甚广的成语，叫做“父慈子孝”。这一成语，可以说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对于父与子之间伦理义务的一种强制性规范，或曰理想性表达。意在强调，为父者必须要对子女仁慈呵护，为子者必须要对父母尊重孝顺。一个家庭，只要能够真正地做到“父慈子孝”，自然也就会其乐融融。现代作家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就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父子伦理的一种形象表达。文章不长，真切记述的是父亲一次送“我”坐火车北上时的难忘情形。看到离开车还有一些时间，父亲便不顾“我”的劝阻，坚执要穿过铁道去给“我”买几个朱红的橘子：“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篇以对亲情伦理的书写为宗旨的散文中，“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一句，显然可以被视为关键性的“文眼”所在。那“背影”，自然意味着“父慈”，而“泪光”，则可以被看作是“子孝”的形象诠释。

然而，“背影”也只不过是某种理想的父子关系的“背影”而已，现实生活中父与子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却往往并非如此理想。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被很多作家所一再关注思考的“父与子”的冲突，以及建立在这种冲突基础上的“弑父”主题的表达，自不必说，近期内值得注意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父》（载《花城》杂志2016年第1期），干脆就把这种“父与子”冲突的主题推向了某种极端状态，不仅并非“父慈子孝”，而是干脆就走向了“父不慈”“子不孝”，走向了对于父子伦理的一种彻底僭越和颠覆。陈希我的《父》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借助于叙述者“我”的口吻讲述展示着父亲与我们四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我”是城市中一个普通的工薪族，每天都需要去上班。故事发生时，年事已高的父亲，不仅已经成为失去老妻的鳏夫，而且也已经退休在家。父亲一生虽然育有四子，但到了这个时候却差不多陷入到了一种可谓是老无所养的尴尬状态：“父亲四个儿子，我是老二，上有大哥，下有两个弟弟。小弟在美国，没得指望了。三弟离了婚，他说他自己有上顿没下顿，哪能照顾父亲？大哥还是强调自己一家早出晚归。”既然三位兄弟都指望不上，那父亲就只能住在“我”家了。

依照常情常理，育有四子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陷入到老无所养的状态之中。又或者，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父慈子孝”如此一种父子伦理的现实版演绎。但实际的情形却不仅没有这么理想，反而非常糟糕。首先是父不慈。身为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工人，做过的最高官职也不过就是个车间主任的父亲，在儿子们的记忆中，父亲差不多就属于凶神恶煞一类，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亲近感：“我们几个兄弟都是放养大的，没给父母添多少事。母亲说，父亲抱都没抱过我们。”正因为父亲距离我们总是很遥远，所以，“我们兄弟对父亲都没有亲近感。当时还常常冒犯地觉得，外面人讨厌我父亲是有道理的。我们既不亲外人，也不亲父亲。我们孤独地站在外人和父亲之外，我们从小像野兽一样独立。”陈希我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一个家庭的范围内书写父亲这个形象，而是把他有机地整合纳入到了其所属的时代背景里：现在想起来，那是他人生的巅峰，残存的一点可以夸耀的资本，他的人生已经被那个时代所绑架。他只能反过来为那时代辩护，说当初的做法是合理的，不惜强词夺理。”父亲的时代，是一个“革命”体制凌驾于一切社会诸事物之上的时代，长期浸染于其中的如父亲这样的个体，其内在的精神深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摆脱时代因素的强势控制。对于这一点，陈希我可谓有着犀利尖锐的揭示：“他们前几句还在控诉那时代，接着就又怀想那时代。他们其实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实际上他们也跟我的父亲一样，被那个时代所绑架。他们无法跟那时代切割，那毋宁是切割自己身上的肉，尽管这肉是伤口上的坏肉，也已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其实，更深入地想一想，父亲那种凶神恶煞形象的生成，一方面固然有着个性化的因素，但在另一方面，“革命”时代体制因素影响的存在，却也不容忽视。

小说的核心情节，是多多少少有点老年痴呆症状况的父亲的突然失踪。虽然说最近一个时期父亲的迷路已经发生过多次，但这一次，父亲却真的失踪了。通过父亲的失踪事件，陈希我所集中透视表现的，乃是“子不孝”的一面。面对着父亲的失踪，留在国内的“我”们三兄弟相互推诿，竭力逃避为人子者所本应承担的责任：“一丝冷风拉过来，我的心发毛。我好像明白过来了，让父亲消失，永远消失才是彻底解决。这简直太可怕了。我的兄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怎么会是这种人？对自己的父亲，漠不关心也就罢了，见死不救也就罢了，怎么能故意让自己的父亲死？他们是不孝，但他们怎么会是杀人者？但他们确实是在拖延，他们明明知道拖延的后果，我已经明确警告了，他们还在争，还在吵，还在纠缠不清。他们揣着什么心理？他们是我的同胞。”另外两位兄弟如此，那么“我”自己呢？“我”自己就能够算得上孝子吗？答案恐怕也只能是否定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我”的忌讳被称为“孝子”这一细节上：“我忌讳被称为孝子。也许只是不愿意被端在‘孝子’的烤炉上烤，兄弟们可以逃之夭夭，我却逃不了。如果父亲被找回来，好也罢孬也罢都要我承担，除非他死了。”“死！我怎么也想到死？称我孝子，就像是对我的揭发，好像一道强光打在我脸上，我慌忙通过皱脸来平衡阴暗。”道理说来非常简单，只要是父亲还活着，那么，就会继续住在“我”家。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仅仅是“我”的妻子，其实就连“我”自己，在未必自觉的潜意识深处，也暗暗期盼着失踪的父亲不会被找回来。至于那位远在异国他乡的小弟，也同样离真正的“孝顺”很远：“其实，关于把父亲接出来，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不想把他接来，什么理由都是借口，文明可以培养，习惯可以改变，就是我自己不愿意。”就这样，借助于父亲失踪这一事件，陈希我尖锐犀利地揭示出了四个儿子都属于不孝顺的忤逆之子这样一种残酷的事实。事实上，也正是兄弟四人的相互推诿拖延，耽误了父亲的病情。等到他们终于决定要去北京接回父亲的时候，从警方从来的，却已经是父亲不幸辞世的噩耗。虽然陈希我故意为小说设定了一个似乎带有突出自相矛盾色彩的开放性结尾方式，一方面是警方确切的关于父亲的死讯，另一方面却又是“我”儿子所一力强调的爷爷已经回家这样一个消息，但不管怎么样，通过父亲失踪后兄弟四人的一再推诿和竭力逃避责任的这一系列描写，陈希我其实已经洞穿了他们那样一种希望父亲从此永远消失不见的极端阴暗的心理。此，诚所谓“子不孝”者是也。

最后需要专门提出加以讨论的一点，是陈希我为什么非得把这部中篇小说命名为“父”。其实，就作品的内容来说，将其径直命名为“父亲”，也未尝不可。以我愚见，陈希我之所以一定要以“父”来命名这部小说，其意恐怕在于要借此而赋予小说某种突出的抽象性意味。作家的意思，很显然是要告诉广大读者，类同于他笔下所描写展示着的这种“父不慈”与“子不孝”的现象，在我们这个国度，实际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状况。只要是熟悉陈希我的读者，就都知道，陈希我的小说写作，一贯以对于道德伦理的冒犯与挑战为其根本特色。中篇小说《父》的写作，以其对于“父慈子孝”伦理的僭越与颠覆，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