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附录于李骏虎的《母系氏家》一书中，特说明）

乡村女性的精神谱系之一种

——评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于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中的兰英、秀娟、金菊、红芳等若干乡村女性形象的具体剖析，指认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艺术成就体现在关于这些乡村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上。

关键词：乡村女性   精神创伤  人性深度  

《母系氏家》①是作家李骏虎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分，曾经用《前面就是麦季》的题名，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在湖北的《芳草》杂志发表过。在当时，我曾经应《芳草》杂志之邀，为那个中篇小说写过一个短评。说实在话，当时一种真实的阅读感觉，就是这部小说的情节似乎有不完整之处，其中一些地方显然另有隐情，但作者却并未交待。然而，因为不知道那个中篇小说，其实只是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只能够以海明威的所谓“冰山理论”，来对这种写作现象加以解释。这次终于得窥《母系氏家》全貌之后，方才明白，自己此前读到的只不过是一个长篇小说的片段而已。正因为我当时读到的只是长篇小说的一个片段，所以，现在看起来，我当时所谓对于乡村生活的“温情展示”的判断，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李骏虎小说所欲思考表达的主旨，其实还要更加广阔深邃得多。我之所以在这里要唠叨这么半天，就是想通过这个具体的事例，试图说明文学批评在下判断时一定要非常地慎重。在没有能够读完全篇的情况下，千万不要随意得出某种结论来。否则，就很有可能是南辕北辙，就只能闹出贻笑大方的笑话来。

李骏虎的长篇小说，迄今已有《奋斗期的爱情》、《婚姻之痒》、《公司春秋》、《北京的梦影星尘》以及这一部《母系氏家》五部。如果从表现对象来说，前几部都属于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而《母系氏家》则是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即使只是从表现题材的意义上说，《母系氏家》也带有某种突出的转型意味。其实，我觉得，《母系氏家》对于李骏虎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一种写作题材的转型。如果说，此前李骏虎的小说似乎总是晃动着自我的影子，难以从自我的经历中拔身而出的话，那么，到了这部《母系氏家》中，他就彻底地摆脱了自我生存经历的桎梏与束缚，将自己的创作视野转向了一个更为阔大的生存世界。但更为关键的问题却在于，从长篇小说所应该具备的思想文体特征来考察，与此前的几部作品相比较，李骏虎的这一部《母系氏家》很显然已经成熟了许多。作为李骏虎小说的一个忠实阅读者，我毫不夸张地认为，《母系氏家》乃是李骏虎迄今为止最值得肯定的一部多少已经传达出了某种深沉乖谬的命运感的优秀长篇小说。就我对全国长篇小说创作总体趋势的了解与把握而言，即使把它放置到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背景中来加以衡量，这部小说也都算得上是一部毫无愧色的艺术成色十足的优秀作品。

毫无疑问地，李骏虎的这部《母系氏家》是一部透视表现中国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说到对乡村生活的艺术表现，当下时代这一方面的小说家可谓多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切入乡村生活，并且能够对乡村生活有自己独到的感悟与发现，就自然成了衡量作家作品优秀与否的一个首要标准。李骏虎《母系氏家》之值得肯定，首要的原因正在于此。面对公众早已熟视无睹的乡村生活，李骏虎特别睿智地选择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透视，来作为自己的艺术聚焦点。更进一步说，选择乡村女性世界的透视与表现，倒也还在其次，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与其他乡村小说中的同类人物形象相比较，李骏虎《母系氏家》中的若干女性形象，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人性深度。而且，这样一种特别的人性深度，还能够让我们联想起西方的那位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来。

虽然弗洛伊德是一位心理学家，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对于心理学领域或者哲学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却无法与他对20世纪以来人类的文学艺术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提并论。观察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趋势，尤其是小说创作领域，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举凡那些真正一流的小说作品，其中肯定既具有存在主义②的意味，也具有精神分析学③的意味。应该注意到，虽然20世纪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哲学思潮，产生过很多殊为不同的哲学理念，但是，真正地渗透到了文学艺术之中，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着实质性影响的，恐怕却只有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两种。究其原因，或者正是在于这两种哲学思潮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的缘故。一个不容忽视的明确事实就是，那些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中，有很多都明显地体现出了这样的两种特征。远的且不说，近几年来陆续获奖的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奈保尔、耶利内克、库切、凯尔泰斯、克莱齐奥等作家，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就很突出地体现着我们所说的这两个特征。即使是那些非诺贝尔奖的优秀作家，比如日本的村上春树、加拿大的阿特伍德等，他们的小说也都同样具备着这样的两个特征。我想，如上的这种观察结论，应该给我们当下时代真正有志于小说创作的作家以足够有力的启示。这就是，要想使自己的小说作品获得相对长久的艺术生命力，那就必须设法让自己的作品具有普世性的思想艺术价值。而所谓的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况味，则很显然正是普世性思想价值中极重要的两个方面。当然，更具体地，如果按照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一种小说理解来说，存在主义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思想层面，而精神分析学则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层面。

很显然，我们之所以说读李骏虎的《母系氏家》，能够让我们联想起弗洛伊德来，也就是指李骏虎这部小说对若干乡村女性形象精神世界的透视与表现，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精神分析学的意味。我不知道李骏虎是否谙熟于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然而，不管熟悉也罢，不熟悉也罢，关键的问题是，他的《母系氏家》确实达到了这样一种突出的艺术表现效果。说实在话，就我这些年来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追踪性阅读而言，如同李骏虎笔下这样一些具有精神分析学人性深度的乡村女性形象，还真的是相当少见的。甚至于，就连这部小说的标题，认真地捉摸起来，也很有一点弗洛伊德的特别味道呢。我之所以对李骏虎的《母系氏家》产生强烈的兴趣，之所以要给予其较高的评价，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虽然是长篇小说，但这部《母系氏家》的故事情节，却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李骏虎只是具体围绕一个普通的农家而详尽细致地展开了关于这个家庭中两代三位女性命运故事的讲述。母亲兰英，本是一个漂亮标致的农家闺女，叫做“方圆多少村子挑不出第二个好模样儿”。然而，这天公却偏偏就不作美，由于兰英家的成分是富农，所以，也就被迫无奈地嫁给了不仅家庭成分好，而且还当过兵的，“比土疙瘩多口气儿的矮子七星”。你看，又一场凄凉的乡村爱情悲剧，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演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人间真的已经没有多少好故事可讲了。在兰英的爱情悲剧背后，所不时晃动着的，不就是潘金莲、三仙姑她们的影子吗？潘金莲之被迫嫁给武大郎，三仙姑之被迫和于福成家，兰英之被迫嫁给矮子七星，从本质上说，都是一样的爱情悲剧故事。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正是这相同的爱情悲剧故事，在无情地考验着作家的想象构型能力，从根本上挑战着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正所谓，故事虽然相同，但由于叙述故事的方式各有不同，所以故事的基本走向与最后结局，自然也就大相径庭了。李骏虎所采取的，当然是不同于两位文学前辈的艺术处理方式。应该说，兰英并没有一味地屈从于命运的安排。面对不尽公平合理的命运，她以自己所能选择的方式进行了可谓是坚决的反抗。“兰英惊恐地预见到了自己把脸装到裤兜里的一生——她不能接受，她必须抗争，嫁的人是脚腕子上坠秤砣也抻不了二寸长了，娃娃还没生啊，只要把生什么样的娃娃，生什么人的种把握在自己手里，就把握了后半生，就不愁没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既然也就是生米做成了熟饭，已经没有办法改变婚姻的事实了，那么，就一定的设法改变自己的子女未来的命运，把自己子女的未来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一向心高气傲、争强好胜的兰英，绝对无法接受自己未来的孩子也都将会是如同七星一样的矮子的无情现实。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同样可以感受到乡村世界中传统文化观念的异常强大。中国人所特别看重的传宗接代观念，特别希望能够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观念，通过兰英的人生选择得到了十分突出的强化与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大概也可以说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后代人了。

兰英是一个敢作敢为、大胆泼辣的乡村女性，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借种生子，那她很快就付诸行动了。兰英选择的第一个对象，是萍水相逢的公社秘书。然而，谁知这种子虽然借成了，但公社秘书却实在算不上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公社的秘书也是个青皮后生，那个书生也不懂风情，他胆子很小，那次以后再没敢在兰英跟前露过面。好在兰英知道自己生的是个闺女的那一刻，就打算换人了，看那个小秘书没有骨气的样子，也不像个能生出带把儿的来的人”。既然公社秘书让兰英感到失望，那她就要设法再寻找一个真正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人。这回找到的“土匪”长盛，倒是个敢作敢为的血性汉子。然而，让兰英无法预料的是，正是她与长盛的相好，居然从精神深处极大地伤害了自己的女儿秀娟。那是秀娟六岁的时候，兰英和长盛正在金菊家炕上翻江倒海地折腾的时候，秀娟冷不防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秀娟小小的身子站在屋门口，乌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小嘴张着，脸上全是泪珠。娃娃看到她妈披头散发，光光的被人压在那里咬得直叫，吓坏了”。无意间撞见的这个场景，对于秀娟的精神刺激可真是太大了：“秀娟受了惊，回来成了个小哑巴，发高烧，说梦话，病了五六天”“秀娟病好后，再不肯沾她妈的身子，常常用黑黑的眼珠偷偷盯着她妈看，眼神怪怪的，看得兰英心里寒寒的，从此心里就对秀娟多了一份怯”。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一个人的精神创伤，尤其是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制约性影响。秀娟的情况很显然就是如此，成年后的她之所以从根本上拒绝婚姻生活，之所以与母亲之间形成了那样一种颇为畸形的母女关系，与她幼年时期的这次遭遇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兰英本人，也是一位有精神创伤的乡村女性。只不过她的精神创伤，不是来自于幼年时期，而是来自于她与矮子七星之间太不般配了的现实婚姻。小说中兰英先后两次的借种行为，当然是此种精神创伤作祟的缘故。但除此之外，李骏虎通过对兰英一些心理活动的描写，也同样很微妙有力地揭示出了她内在的精神创伤问题。比如，在对长盛动了心之后，有一次兰英忽然间看到了长盛：“兰英正好路过，站在一边看，看到长盛的腰一沉，壮硕的臀部绷展了裤子，心中不由一荡，腿就有些发软。看了一会，站不住了，别别扭扭回到家，也没有去公婆那里要孩子来喂奶，躺在床上就是一阵恍惚，好一阵儿清醒过来，觉得大腿上凉凉的，把手伸进裤裆里一摸，湿湿的黏黏的一大片。突然就觉得心里一阵巨大的空洞，没来由地，一口咬住了自己的胳膊，嘴里一阵发咸，尝到了血的味道”。在面对着雄武有力的长盛的时候，兰英非常自然地联想到了自己的丈夫矮子七星。七星的矮与弱，一直是兰英内心中无法摆脱的一种隐痛。这种难言的隐痛，在面对自己心仪已久的长盛的时候，便无以自控地如火山喷发一般地爆发了。在此处，李骏虎虽然没有进行西方式的细致心理描写，但却此处无声胜有声地通过对兰英的一系列动作描写，把她内心中的精神隐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只有在理解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兰英何以会不顾乡村世界的道德禁忌，义无反顾地做出了偷情借种的人生选择。很显然，与矮子七星的不幸婚姻，已经构成了兰英自身无法超越的无意识精神隐痛。她的许多现实行为，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合理的阐释。再比如，在写到兰英被迫将娘家的陪嫁手镯送给了金菊之后，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兰英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里，把娃娃放到床上，一阵一阵的恍惚，娃娃尿湿了都没发觉”。自己的内心秘密不慎被精明的金菊知道了，为了堵住金菊的口，兰英被迫把陪嫁的手镯送给了这个贪心的妇人。将自己心爱的器物送给别人，心中自然会有许多不甘。然而，这样的代价，却也换来了金菊答应给兰英与长盛拉皮条的举动。这样的举动，就让兰英的内心多了几分迫不及待的强烈期待。双重心理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就产生了小说中这样一段异常传神的动作描写。李骏虎对人物深层心态的拿捏真可谓是恰到好处，虽然只是不多的几个动作描写，但却举重若轻出神入化地将兰英内心中惊心动魄的一段心理活动，鲜活灵动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当然，很关键的一点，还在于此处的动作描写，成功地揭示出了兰英的某种无意识精神特征。从其中，我们便不难看出李骏虎的白描功夫十分了得，不难体会到李骏虎的小说创作，实际上已经深得中国小说艺术描写传统之神韵了。

兰英之外，秀娟可谓是小说中另外一位塑造特别成功的乡村女性形象。要讨论秀娟这一形象，我们还得从兰英说起。兰英之所以要先后与公社秘书和“土匪”长盛偷情，其根本意图是要通过借种的方式改变孩子们未来的形象基因。在她的理解中，只有具备了一种“人材出众”的形象，孩子们才可能享受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兰英“借种”生下的两个孩子，即秀娟和福元的生活算得上幸福吗？我想，答案可能是否定的。秀娟因为在幼年时亲眼目睹了母亲与“土匪”长盛的偷情场面，终身没有出嫁。福元虽然幸运地娶到了一个没有多少心计的媳妇红芳，但他自己却因为天生就不具备生育能力，所以，最后只能去抱养了一个孩子。尽管兰英偷情的初衷是为了未来的孩子们好，然而，她两个子女的生活却不仅难言幸福，而且还都事与愿违地走向了兰英美好愿望的反面。从动机与结果悖反的角度来说，兰英实际上是一个别有人性深度的悲剧性人物形象。关于秀娟这个形象，小说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介绍：“闺女秀娟是妈妈兰英的心头肉，也是兰英心上的一块疮，脸上的一条疤”，都说大姑子厉害，但红芳却打听到“这位大姑子性格虽然孤僻，人却比绵羊还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打定了主意一辈子不嫁，要老在家里真的当‘姑子’”。小说中的秀娟，性格特征与母亲兰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兰英的性格特征是胆大泼辣，为人处事既有心机又特别厉害，那么，秀娟的性格特征就是善良、大度而又略显孤僻，但在关键时刻却又十分执拗，特别有主见。

如同兰英一样，秀娟也是一位具有极深精神创伤的乡村女性形象。对于这一形象的人性深度，同样可以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剖析。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如下几个场景就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场景，是兰英与秀娟在争吵状态下的激烈对话。兰英说：“厉害死你吧！我还不全为了你们这些畜生，你们都长成了人样，我就成了龟孙！”然后，秀娟争辩道：“你要真为了我们，就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了，我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另一个场景，是秀娟对红芳描述自己曾经亲眼目睹过的一场生娃娃惨剧。秀娟说：“小妗子就是难产、大出血死的，第一天像杀猪一样叫，第二天前晌没了声音，后晌又叫，我们这些女子家在院子里听着，没把人吓死。我偷偷跟着姥姥进去看了看，没看到人，就看到一大盆血，我一下子就软到了地上”。再一个场景，就是在得到了弟弟福元要抱养孩子的消息之后，秀娟的出人意料的反应。秀娟将两个方便面纸箱子抱到了全家人面前：“几双眼睛都跟着她的手去看，箱子打开了，满满当当都是月娃娃的小衣裳，最上面是几双小小的袜子和虎头鞋。”红芳惊奇地询问秀娟是啥时候做好了这么多小衣物，秀娟说：“我地里忙，下雨天还要追肥料，这几件东西做了一年多。”把以上三个场景综合到一起，我们就不难看出李骏虎笔下秀娟形象的精神分析学深度来。很显然，秀娟之所以拒绝结婚，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她六岁时目睹了母亲与长盛之间的性爱场面，另一方面则在于她当年还亲自经历过小妗子的难产而死。前者使秀娟对于男女之间的性爱留下了极其丑陋可怖的印象，后者则使她对于结婚之后的生孩子场景充满了恐惧的感觉。正因为秀娟十分清楚只要结婚，就一定少不了性爱生活，就自然要怀孕生孩子。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触动她自己无意识世界中的精神创伤。所以，她才坚决地拒绝婚姻生活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秀娟却又毕竟是一个内心世界中潜隐着丰富母性情感的乡村女性。既然是一种真实存在着的情感状态，那么，它就迟早会寻找到某一个突破口宣泄爆发出来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情感，压抑得越长久，其喷涌爆发时的力度也就会越凶猛。秀娟的具体情形，正是如此。正因为秀娟早就打定了不结婚的主意，所以，她的注意力早就转移到了弟弟福元和弟媳红芳身上。她希望能够以这样一种补偿的形式来填补自己的情感空白。虽然从表面上看，福元和红芳两口子迟迟生不出孩子来，着急的只是身为婆母的兰英，但在实际上，内心中最着急最焦虑的恐怕应该是秀娟才对。在察觉到福元与红芳不大可能生孩子的情况下，“最早想让福元抱个孩子的，是秀娟，只是她没说出来。……没人知道她多么渴望弟弟能有一个孩子，前好几年她就想让他们抱一个娃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秀娟早早地就为自己未来的侄子准备好了满满两箱小衣物。却原来，这正是秀娟内心中潜藏压抑许久的母性情结的一次大爆发。就这样，一方面，因为幼年时期的精神巨创而对婚姻生活充满了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内心世界中却又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温柔的母性情怀。二者错综有致地缠绕在一起，就自然地构成了秀娟人性世界的复杂性。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秀娟在幼年时期曾经遭受过巨大的精神创伤，但现实生活中的她，却并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逆来顺受者。她的主见，首先表现在虽然面对着来自于家人与南无村人的巨大压力，却仍然拒绝结婚，要坚持过一个人的独身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所具备着的那样一种少见的慈悲大度胸怀。或许与秀娟自己曾经承受着过多的罪恶与冷眼有关，我们发现，在秀娟身上居然表现出了某种超越性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虽然，秀娟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人道主义。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秀娟对于军军与强的宽恕上。虽然内心中十分清楚军军和强这两个小伙子趁自己酒醉之际偷走了自己的七千元钱，但秀娟却并没有做任何声张。她宁愿自己身背被两个小伙子糟蹋了的黑锅，也不肯吐露一句关于偷钱的事实真相。这其中，就很有一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味道了。其次，秀娟的慈悲大度，还更加突出地表现在小说结尾处对于连喜提出的特殊要求上。秀娟非常主动地答应连喜把老磨房让出来盖厂房，而她提出的特别要求却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她要求连喜，一定要把军军的媳妇艳艳和海峰的媳妇彩霞招到工厂里来做工。之所以是这两位乡村女性，一是因为军军据说已经因为犯罪而被枪毙掉了，二是因为彩霞因为家境贫穷被迫走上了变相卖淫的道路。同为女性的秀娟，很显然是最能体会乡村姐妹们的生存困境的。正因为充分地体会到了乡村姐妹们的生存困境，所以秀娟才出手相救的。在这样的行为中，我们所充分感受到的，实际上正是如同秀娟这样的乡村女性精神世界中人性亮色的存在。在其中，一种老百姓称之为菩萨心肠，而我们知识分子称之为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事物的存在，是昭然若揭的。就这样，将其自身的精神创伤与母性情怀，与人道主义悲悯情怀水乳交融地结合编织在一起，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秀娟这一乡村女性形象，事实上也就成为了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中最具有人性深度的一个人物形象。

小说中，与兰英、秀娟呈三足鼎立之势的另外一位乡村女性形象，是福元的媳妇红芳。同兰英、秀娟相比较，红芳这一人物虽然从人性深度上无法与她们相提并论，但她的存在对于小说情节的充分展开，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艺术张力作用。按照小说中的描写与交待，这是一位没有什么心眼儿的多少有点“傻大姐”色彩的乡村女性形象。红芳的存在，一方面强有力地映衬出了兰英、秀娟的精神深度，另一方面则以她身上所携带着的乡村喜剧性因素，与兰英、秀娟身上的悲剧性因素相交杂，使得《母系氏家》最终成为了一部悲喜剧因素交混为一体的长篇小说。从实际的阅读效果来看，虽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然而却给读者留下了难忘印象的乡村女性，其实是曾经为兰英与长盛牵线搭桥的老金菊。说起来，这老金菊出现的场面与时间均不多，但李骏虎却在这有限的时空之内，非常成功地点染刻画出了一位特别谙熟于乡村世界人情世故的老年女性形象。老金菊其实很有些贪婪，但你看一看她很巧妙地向兰英索要手镯的场面描写，你就不能不佩服她那内敛式的精明。老金菊非常熟悉乡村世界的人情世故，只要你读一读她与兰英之间颇含机锋的对话，你就能够明白，其实你面对着的是几千年中国乡土文明所孕育出来的一个乡村世界中精灵式的人物。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能不强调李骏虎在小说第二部开头阶段一段叙事话语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母系氏家》的重要性了。李骏虎写到：“村子里的女人朴素，名字也朴素。二十多年流水一般过去了，‘梅兰竹菊’和‘叶’们渐渐熬成了婆婆，‘霞玉芳红’和‘雪’们就从黄毛丫头出落得有模有样儿，出嫁后自然成了人家的媳妇。两辈子女人不同，修饰‘梅兰竹菊’和‘霞玉芳红’的前缀或后缀可都是‘英翠灵秀’和‘香’，‘凤琴萍花’和‘娟’们更是混迹于两代女人之中成为通用”。我以为，李骏虎这部《母系氏家》的全部艺术奥妙与叙事哲学，实际上就潜藏在这一段叙事话语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段叙事话语的重要性，乃可以与《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那一章好有一比。细细地体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几位主要女性形象，兰英、秀娟、红芳、金菊，其实都可以对应于这一段叙事话语中的所谓“梅兰竹菊”、“霞玉芳红”、“英翠灵秀”。这就明确地暗示我们，如果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要为“千红一哭”的为所谓大观园中的闺阁女子作传的长篇小说的话，那么，李骏虎的这一部《母系氏家》就可以被看作是要为当代中国的乡村女性作传的长篇小说。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从基本的思想艺术品格上说，李骏虎的小说根本无法与千古名作《红楼梦》相提并论。尽管无法相提并论，但进行一定思想艺术层面上的比较，我以为，还是完全可能并且很有必要的。从我们所引述的这段叙事话语中，就不难看出李骏虎这部乡村长篇小说的基本思想艺术旨趣，正在于独辟蹊径地对于乡村女性形象进行一番不失睿智的考量与表现。中国的乡村世界可谓大也，关注表现乡村世界中女性形象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每一个作家从自己特定的思想价值立场出发，都会对乡村世界中的女性形象有一种自己的理解与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读到的李骏虎的这一部《母系氏家》，其实也就只是公众所理解的乡村女性形象的精神谱系之一种，带有十分明显的李骏虎个人的思想烙印。就我自己对于全国范围内乡村小说创作状况的基本了解来看，通过对于自己笔下若干乡村女性形象的深层艺术透视与成功塑造，李骏虎的这部《母系氏家》，最起码应该被看作是本年度一部不容忽视的优秀长篇小说文本。

注释：

①《母系氏家》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08年第4期，近期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重点推出。

②关于存在主义的基本特征，请参见科莱特《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版。③关于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理论，请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

年11月版。

                      2009年9月24日下午18时20分许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