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评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
(2010-03-08 21: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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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命运人性文化 |
(此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6期，特说明）
人道主义情怀映照下的苦难命运展示
我的确没有能够想到，当我再一次从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所精心营构出的艺术世界中走出来的时候，居然还是会忍不住地潸然泪下。可以说，对方方这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是我2008年的文学阅读中最刻骨铭心的一个事件。本来以为，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只是初次阅读小说时才会发生的事儿，等到第二次阅读的时候，因为小说的整体故事情节以及人物的命运走向都早已了然于胸的缘故，所以自然也就难得被深深打动了。然而，让我自己也倍感始料未及的是，当自己读到女主人公水上灯迭遭命运的打击，最后形成那样一种心如死灰的绝望心境的时候，根本就无法抑制的热泪还是奔涌而出了。说实在话，如同这样的一种小说阅读体验，虽然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但在我近几年来的小说阅读过程中，真也还是难得一见的。能够强烈地击痛最起码如我这般专业读者的心灵世界，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小说本身确实具有足称优秀的思想艺术品格。方方是当下时代中国文坛写作态度极为严谨的实力派作家之一，在别的许多作家都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篇累牍地发表出版许多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似乎唯独方方还能够沉得住气，能够以一种相对超脱特别严谨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严格说起来，方方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也不过只有两部。一部是大约十年前的那部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复杂精神世界进行深刻透视与表现的《乌泥湖年谱》，另一部就是这部以汉剧艺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水在时间之下》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间隔，对于如同方方这样的知名作家而言，她的这种写作方式，一方面固然说明着其写作态度的严谨，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却也说明在方方的内心深处，对于长篇小说这种文体保持着某种十分难得的敬畏感。虽然在当下的这样一个长篇小说时代，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阿猫阿狗都可以写作长篇小说，但实际上长篇小说却是一个极有写作难度的文体。谁都可以尝试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却并不就意味着谁都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当下时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虽然已经达到了上千部之多，但其中真正堪称艺术精品者事实上却是寥寥无几的。导致此种情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作家们普遍地缺乏对于长篇小说的敬畏感，作家们那样一种过于随意的创作态度，却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如同方方的这样一种写作姿态就相当难能可贵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方的小说创作，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虽然小说的写作数量并不算多，然而小说的思想艺术质量却普遍很高的现实状况，与作家对于小说创作所保持的敬畏感，与作家格外严谨的写作态度，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方方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情节设计，首先让我们联想到了古希腊杰出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思考表现命运主题的著名悲剧作品《俄狄浦斯王》。由于悲剧主人公俄狄浦斯的父亲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得知了神谕，说俄狄浦斯将来要犯“杀父娶母”的罪行，所以，俄狄浦斯刚刚出世，他的父亲就派自己手下的牧羊人将俄狄浦斯丢弃在了荒郊野外。幸亏善良的牧羊人把俄狄浦斯送给了邻国的国王，所以，俄狄浦斯才得以侥幸地存活下来。然而，也正因为俄狄浦斯长大之后同样得知了自己要“杀父娶母”的神谕，正因为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之谜，所以，为了逃避这样一种可怕的命运，俄狄浦斯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养父养母。然而，正是俄狄浦斯对于可怕命运的逃避，使他无可避免地再度落入了神秘命运的魔掌之中。事实上，俄狄浦斯也正是在逃避被命运罗网捕获的路途上，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失手杀死了自己真正的生身父亲拉伊俄斯的。之后，又因为俄狄浦斯依靠自己的超群智慧破解了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所以，他也就自然被拥戴成为了忒拜的新国王。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新王必须与先王的妻子结合。这样，俄狄浦斯又于无意之中和自己的生身母亲结成了夫妻。就这样，俄狄浦斯越是要逃避所谓“杀父娶母”的不合理命运，他就越是无可避免地落入到了命运的魔掌之中。可以说，在这部极其震撼人心的悲剧作品中，具有某种邪恶本质的命运，与俄狄浦斯反抗不合理命运的坚定意志之间，构成了足称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虽然俄狄浦斯并没有能够彻底战胜、改变邪恶的命运，但伟大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却通过对于这样一个悲剧性故事的展示，对于不合理的命运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和挑战。很显然，作家的思想立场完全站在了作为失败者的俄狄浦斯一边。在其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存在。
方方《水在时间之下》中的情节设计，与索福克勒斯的名作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主人公水上灯刚刚来到人世，就毫无理由地号哭个不止。不懂人事的小孩的哭泣，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谁知她的生身父亲水成旺却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陈一大杂耍团的杂耍演员红喜人误伤而人亡。在理性的意义上，水上灯的号哭，与水成旺的意外身亡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由于妻妾之间一贯的矛盾，更由于一种传统观念作祟的缘故，水家的大太太刘金荣，偏偏就认定刚刚出生的水上灯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克星。正是因为有她的出生，所以才克死了自己的父亲，才使得水成旺意外地死于了非命。既然已经先验地认定水上灯的出生，与水成旺的死亡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那么，对于水上灯的遗弃，也就自是情理中事了。虽然掌握有一定现代知识的水文对此颇有疑虑，但他终究还是没有能够拗过自己的母亲去。作为水家当家人的他，最终还是硬生生地逼迫着李翠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给了别人。本来，脑筋多少有点不够数的山子，是准备把水上灯送给一个在大街上捡垃圾的讨饭婆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水上灯的命运也就更加无法想象了。幸亏本性善良的菊妈略施小计，在设法骗过了山子之后，把水上灯送给了自己的表弟，那个一向老实巴交的只是依靠下河淘洗马桶为生的杨二堂，这才有了一系列后续故事的循序发生。后面的故事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水家对于水上灯的无情遗弃。我们之所以认定方方的这部长篇小说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刚刚来到人世间的俄狄浦斯本来毫无罪过，但他的父亲却仅仅只是依凭着他将来要“杀父娶母”的神谕，就异常残忍地将俄狄浦斯这个无辜的生命遗弃到了荒郊野外。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早在俄狄浦斯“杀父娶母”之前，他的父亲拉伊俄斯就已经成为了杀害俄狄浦斯的罪人。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善良的牧羊人，那么，俄狄浦斯肯定早就离开了这个人世。在某种意义上说，拉伊俄斯后来的命运遭际，其实可以被看作是他由此而招致的一种必然报应。正因为他之前已经对于俄狄浦斯犯下了杀生之罪，所以，最后才惨死于自己的亲子之手的。而这也就意味着，遭受邪恶命运摆布的不仅仅是俄狄浦斯，同时，也更是盲然听信了“杀父娶母”神谕的拉伊俄斯自己。方方的小说也同样如此。不懂人事的水上灯本来毫无罪过，但刘金荣与水文他们却偏偏要认定是水上灯的到来克死了水成旺，所以，也就硬是逼着李翠将尚在襁褓之中的水上灯送给了别人。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无辜的水上灯来说，自己的大妈，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甚至于自己的生身母亲，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扮演着戕害自身生命的刽子手的角色。亏得有异常善良的菊妈的从中作梗，所以水上灯才得以避免了可能更加糟糕的凄惨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说，水家最后的衰亡，其实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报应的结果。水家的败亡，当然与水上灯有关。如果不是水上灯坚决否认自己曾经和水文进行过彻夜长谈，那么，水文也就不可能被日本人抓起来。正因为水文被抓了起来，所以水家才变卖财物房产，不惜任何代价地要救出水文来。一旦拯救未果，水文惨遭日本人杀害，刘金荣也就投江自尽了。本来就因父亲之死的刺激而多少显得有些精神不正常的水武，在遭受了这一切更加强烈的刺激之后，自然也就彻底疯掉了。面对着这样的一种事实真相，“水上灯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离开汉口不过九个月，居然物是人非，曾经她仇恨的一切她想报复的一切，根本不需她动手，便已完全改变。她心知肚明，这一切变故，都与她有关，因为，是她在说谎。她没有证明水文那晚正是在她的家里。她想起在那个刮风的夜晚，水文坐在她的沙发上，听她讲述她一生的经历。那时候，他的眼里满是同情，说到惨处，他亦泪光盈盈。这个人是她的亲哥哥，她却借了日本人的手，置他于死地，而且殃及全家”。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水上灯此时此地的说谎却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这个时候的她其实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她已经知道了自己与水家之间的亲缘关系，她的说谎并不是要刻意地报复水家，报复水文，要置水文乃至整个水家于一种万劫不复的境地。她的说谎实际上是被迫的，存在着两个必要的前提。第一，她的说谎，是为了保护刚刚枪杀了一个汉奸的自己的恋人陈仁厚。很显然，深夜与她这样一个女性呆在一起的只能是一个男性，因此，她就必须在水文与陈仁厚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无论从道义上说，还是从感情的角度来说，水上灯选择的都只能是陈仁厚。第二，选择陈仁厚，却并不就意味着对于水文的抛弃，因为，此时的水上灯已经知道了水文正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哥哥。她之所以要将水文抛出去，是因为她知道水文与汉奸陈一大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她知道凭借着与陈一大的关系，水文在日本人面前并不至于吃太大的亏。但是，水上灯没有考虑到的是，正是因为有自己的介入，有自己对于水文与李翠的当面斥责，所以这个时侯的水文也罢，李翠也罢，实际上都已经和陈一大弄掰了。因此，恼羞成怒的陈一大不仅不可能再对水文以及水家施予援手，而且还扮演了极为可耻的落井下石者的角色。假如没有陈一大的推波助澜，水家也还不至于就彻底败亡的。这样看来，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水文的被捕与水家最后的彻底败亡，似乎都的确与水上灯的说谎，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虽然小说中的李翠也曾经因此而指责水上灯是一个煞星，“沾着她，就是一个死字。水家原说你是煞星，我还不信，现在，看看水家，只要你现身，不是爹死，就是家亡。你自己算算看，你手上已经有了多少人的血”。然而，实在地说来，这一切却都只能说是水上灯的无心之过。即使从小说的总体故事情节来看，虽然说水上灯与水家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某种难以化解的深刻仇怨，然而，在那样一个民国时代，身为一个弱女子的水上灯，即使曾经有过成为红遍汉口的汉剧名角的时候，实际上也不可能拿财权俱全的水家怎么样的。除了万般无奈之际，曾经用红色惊吓过水武若干次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水上灯还曾经怎样地报复过水家的凭证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只能说，恐怕也正是不无邪恶诡谬的命运本身在借助于水上灯的无心之过，而一手导演了水家的败亡这样一场人生悲剧的。在其中，强烈表现出的同样是作家方方对于不合理命运的一种相当尖锐的质疑与否定。
断言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是一部表现出了强烈的命运感的长篇小说，最为直接的凭证，就是在故事情节的演进发展过程中，作家曾经多次借助于叙述者的口吻，不无真切地谈论过小说中的人物饱受无常命运折磨的问题。比如在水上灯他们得知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周上尚死讯的时候，水上灯便不由得生发出了这样的一种人生感慨：哭时，又想起自己。想起如果不跟周上尚下这个赌注，恐怕她也不会去给余天啸送伞，而余天啸印象中也不会有她这个人。那么，在她生死之时断断是没人救她一把的。这世间的事情，那样的交错和变幻，如同头上扬花似的漫天飞舞，全无规则和次序。你永远无法知道哪一朵花落在你的头上，为你盛开，而哪一朵花落在你的脚边，被你踩碎”。再比如，当玫瑰红惨死的消息被李翠传到水上灯这儿的时候，李翠所产生的对于命运的突出感受：“她呆了。她知道，许多的事情，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它老早就开了头。那个将命运开头的人，何曾知道它后面的走向？就好比玫瑰红的死，或许就在她李翠生下这孩子时就已经注定，又或许那支铁矛飞向水成旺时就决定了今天，更或许在她拎壶倒茶被水成旺一眼看中时，便无法更改。既然如此，又能怪谁？”可以说，小说中类似于这样的叙事段落很多。虽然发出命运感慨的人物经常地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水上灯也罢，李翠也罢，甚至于水文、陈仁厚也罢，他们任谁都无法参透这神秘命运的谜底。究其实质，参不透这命运谜底的实际上正是作家自己。无论是远古时代的索福克勒斯也罢，还是当下时代的方方也罢，他们在巨大的人类命运之谜面前，所出演的也只不过是一种忠实的呈示者和不倦的追问质疑者的角色而已。
如果仅仅从题材上看，《水在时间之下》可以说既是一部关于历史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汉剧艺人的长篇小说。然而，尽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家，方方在小说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许多历史的事件与场景，比如抗战，比如北伐，比如红喜人与北伐军之间的关系，比如陈仁厚的积极介入抗战，但是，作家的思想艺术旨趣却很显然并不在历史的层面上。同样的题材如果放置在别的作家笔下，很可能就会变成为一本对于历史真相进行探究思考的所谓“新历史小说”。但方方却志不在此，说透了，方方真正意欲达到的艺术目标，恐怕正在于，通过对于民国时代以水上灯等汉剧艺人为具体聚焦点的普通民众充满着苦难的日常生活的具象表现，最终达到对于有史以来便一直困扰着人类的命运问题的深入思考。因此，不论是从题材对象的选取也好，还是从思想艺术旨趣的表达也好，对于习惯于书写表达当代知识分子以及武汉普通市民生活的方方来说，《水在时间之下》这部作品的写作，其实都意味着是对于一个全新的艺术表现领域的拓展。然而，虽然面对的是一种作家自己从未涉足过的全新题材领域，但方方的表现却是十分令人惊喜的。可以说，小说的创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甚至要说，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之中，方方实际上于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抵达了一种对她而言可谓是全新的思想艺术高度。我们注意到，在小说的后记中，方方曾经表示“小说就是让读者读的。我一直都希望我的书好看，希望拿着这本书的人，能怀着阅读的快感完整地读完它。如能这样，我就感到莫大的满足”。首先应该承认，作为一个作家，方方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写得好看，能够拥有更多的读者，这种观念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需要我们破除的一种陈旧意识，就是千万不要简单地把小说的好看与所谓的通俗甚至于庸俗联系起来。我知道，在相当一批作家的心目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种艺术偏见。那就是，好像一追求小说的写得好看，就意味着向通俗或者庸俗的靠拢投降，似乎好看就是那些通俗小说的专利一般。实际上，通俗小说固然会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另外一些思想艺术品质十分优秀的作品，其实也同样可以拥有大量的读者。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的排斥关系。所谓的曲高和寡，并不能够被简单地看作是杰出作品的专利。事实上，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足够跌宕起伏，因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也足够夺人眼目与揪人心肠，方方所谓写一部好看小说的艺术目标，的确已经得到了完满的实现。最起码，在我，很短时间内对于《水在时间之下》的两次阅读过程，就都是手不释卷一口气不停歇地完成的。
然而，《水在时间之下》却并不仅仅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在所谓好看小说的背后，方方实际上在其中更有着很深的思想寄寓。还是在小说的后记中，方方写到：“这是一本有关尖锐的书。我在写作之前，曾经先写下这样一句话。小说写完之后，我觉得不仅如此。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知道”。从方方如上的夫子自道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写一部好看的小说并不是作家的终极目标所在。所谓“有关尖锐的书”云云，就说明方方有着高远的思想追求。在我的理解中，此处所谓的“尖锐”，其实就更多地体现在我们前面已经深入剖析过的小说对于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传达上面。当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方方在此处所刻意强调着的“人世有多么复杂，人生有多么曲折，人心有多么幽微”。这三句话，对于我们理解方方的小说，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极明显地向广大读者暗示着作家自己在写作时的用力方向。怎样地运用手中的笔描摹展示出现实世界复杂的面貌，怎样地将曲折异常的人生历程细致准确地勾勒出来，怎样地把人物内心深处幽微婉转的心理波浪入木三分地挖掘表现出来，正是方方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所着意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虽然说，这三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也是服务于作家对于人类命运问题的深刻诘问的。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不仅联想到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而且也还联想到了余华那部曾经获得过极高评价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卖血记》之所以格外地引人注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余华在其中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对于命运感的呈示与表达。许三观为了应对生存命运的挑战，一次又一次被迫卖血的情景描写背后，凸显出的其实正是作家一种突出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所集中展示的则是汉剧名角水上灯一生异常坎坷曲折的命运遭际，她的几乎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先于她而离开了这个充满苦难的人间。小说中水上灯所面对着的那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场景，在很大程度上就极类似于余华笔下关于许三观卖血的情景描写。只不过相比较而言，余华的那部《许三观卖血记》存在着某种理念化设计过于明显的艺术弊端，而方方的这部《水在时间之下》在情节的设计上则很显然要更加自然舒畅得多。笔者当然并不否认余华是当下时代一个相当优秀的作家，但是，在阅读余华作品的过程中，却又总是感觉到有某种尖锐的艺术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理念化痕迹过于明显的问题。或许是因为在1980年代曾经从事过一段时间所谓“先锋写作”的缘故，我个人觉得，尽管余华的后期小说，的确已经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向一种现实主义方向的转型，但“先锋写作”中那样一种先验的理念化设计的艺术经验方式，却很显然并没有能够完全退出余华的小说写作过程，仍然在他的后期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虽然这样的一种情形，也并不是余华自己所愿意看到的。然而，在实际上，这种艺术经验很可能已经潜入了作家的理性所难以控制的所谓无意识领域。认真地阅读余华艺术转型之后的后期小说，则无论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抑或还是晚近的《兄弟》，其理念化的痕迹都是十分明显的。与余华的理念化倾向相比较，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肯定就显得自然舒畅多了。我个人觉得，这样一种艺术效果的取得，与方方事先就已经为自己设定的想写一部好看小说的艺术目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极为重要的关系。正因为作家没有先验地给自己的小说设定或许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过于沉重的思想命题，所以，方方的这部长篇小说才能够更多地给人造成自然舒畅的阅读感觉。必须加以充分注意的是，小说并不是哲学论文，小说必须首先是一部能够给普通读者带来阅读快感的文学文本。因此，怎样地才能将作家自己对于存在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刻体悟，以生动丰富的故事方式传达给广大读者，也就是每一个真正有志于小说创作的作家都应该考虑的一个艺术问题。仅从这一点上来看，方方显然要比余华做得更好一些。
当然，方方此作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对于主人公水上灯这个人物形象堪称精彩的刻画塑造，还是对于水上灯那善恶并存复杂异常的人性世界所进行的深入探究与剖析。水上灯虽然出身于民国时代的所谓上流家庭，照理说，可以过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以充分地享受优裕生活所赐予的生活乐趣。然而，这水上灯却又偏偏生不逢时，正当她刚刚生下来哇哇啼哭的时候，自己的亲生父亲却不幸被一个杂耍艺人红喜人于无意间误伤而死，于是，家人便以天生克父的名义，硬是逼迫着她的生身母亲把尚在襁褓之中的她送给了一个武汉下层社会中的下河人杨二堂。就这样，水上灯在刚刚出生不久，在对于所谓的人生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开始了她那充满了悲剧性的被命运所一再反复捉弄的人生历程。事实上，也正是在幼年时期这样一种极端艰难的生长过程之中，水上灯身上那种十分突出的刚强、倔犟而又相当坚韧的性格特征，才逐渐地被构造成形的。如果说，在被送给了杨二堂之后，她能够与自己贫穷的养父母相依为命地共同度过艰难的生存岁月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水上灯的被送给杨二堂却只是意味着她更大苦难的一个开端。从小说文本所具体描写的情况来看，其实还有无数个苦难潜伏在水上灯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随时准备袭击这个其实内心中充满了正义和善良的不幸女性。养父母双双离开人间之后，为了能够比较体面地安葬自己的养父，水上灯被迫把自己抵押给了四处游走的汉剧草台班洪顺班。结果没想到就在游走唱戏的过程之中，年纪只有十四岁的她居然被一个七十多岁的糟老头给占有糟蹋了。幸亏路遇汉剧名角余天啸出手相救，否则年纪轻轻的水上灯恐怕早就命丧皂市镇了，又哪里还会有她后来成为汉剧名角光照全武汉的辉煌岁月与美好时光呢。如果说，来自于与自己毫无渊源关系的外部世界的欺辱尚且可以令人忍受的话，那么，令水上灯根本无法料想得到的是，长期以来一直与自己作对，和自己简直就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怨的水文、水武他们，到头来竟然和自己是同父异母的嫡亲兄妹。我们必须承认，来自于变幻无常命运的这样一种毫无任何道理可言的巨大捉弄，简直令人有啼笑皆非的感觉。如果说，连置身于事外的我们都会有一种人物被命运捉弄的无奈感觉的话，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水上灯的悲愤与无奈之感自然也就更加强烈了。
然而，令人格外惊异的是，也正是在自己饱经苦难的被蹂躏与折磨的过程中，在目睹和亲历了简直无法历数的人生劫难之后，水上灯居然又逐渐地形成了自己性格中宽恕与自我精神超越的另外一面。这一点，与她先前那样一种异常强烈的报复心理，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关系，以至于多少会给人一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觉意味。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便是作家对于水上灯仇恨心态的极度渲染。“或因为童年记忆太过深刻，或因为父亲之死太过悲惨，水上灯但凡见到水家人，不管他们说什么，脸孔是善还是恶，她心里都会涌出万千仇恨。这种仇恨令她胆大无比，她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做，甚至是否遭报复是否会危及自己生命，她都一概不顾。她除了发泄还是发泄。对于水家，她没有报仇的手段，也没有报仇的能力，她能做什么？她什么都做不了。她只能任由父亲葬身荒野，只能被动承受他们的欺辱，甚至菊妈——或许她就是自己的母亲，眼睁睁看着她家破人亡却仍然留在那里帮佣。她觉得冥冥之中，有人在摆布着她。一面将她摆布为一个永远被水家欺负和羞辱的人，而一面又将她摆布为只能观看水家的富贵权势却无任何能力反击或报复的人。正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不能，所以她的仇恨方才更烈”。在水上灯的心目中，不仅自己父亲杨二堂的死亡与水家有关，而且自己也屡遭来自于水家的欺辱和迫害，因此在她与水家之间，也便有了根本就无法释解的巨大仇怨。然而，具有相当传奇色彩的是，这水上灯最后居然又彻底地原谅赦免了曾经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养父带来过极大伤害的水家。这一点，在她与水武之间多少带有某种戏剧性的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便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水上灯在小说中有着很多怨恨的对象，但令她最难以释怀的一个怨恨对象，其实就是她同父异母的二哥水武。因为养父杨二堂之死，更因为水武曾经几次差人暗害于自己，所以，他们之间便逐渐形成了差不多可以被称之为不共戴天的巨大仇怨。然而，到了小说的“尾声”部分，当水上灯在大街上无意间撞到已经沦落为乞丐了的水武的时候，她还是超越了几十年时间里长期累积下来的巨大仇怨，毅然决然地收留了这个已经完全疯掉了的痴傻亲人。“看着他吃饭，水上灯突然有所悟。她想，这难道是天意？老天送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告诉我不能死，我还有个傻瓜哥哥，我是他唯一的亲人。他若活着须得我的帮助。水上灯把水武带回了家。”我觉得，作家的这样一种艺术处理，对于水上灯这一人物形象的最终塑造成形，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如果说，此前的水上灯还是对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充满着难以释解的仇怨，这个形象多少还有点复仇女神的感觉的话，那么，小说的这最后一笔就使得水上灯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水上灯的以德报怨行为，不仅使得她这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复杂、圆满，成了一个英国作家福斯特所谓的圆形人物，而且还极明显地提升着方方整部长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境界。
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水上灯的这样一种精神变化过程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对于方方的这部长篇小说来说，这是一个必须得到合理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又直接地关系着小说是否具备充分的艺术说服力的问题。方方小说写作的成功，与作家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的成功处理，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真正影响到了水上灯精神观念改变的主要有四个人，一个是余天啸，一个是万江亭，一个是林上花，另一个则是陈仁厚。在水上灯与陈仁厚劫后重逢的时候，水上灯曾经对陈仁厚讲过这样的一番话：“说少年的时候，支撑我的是报仇，我心里有的只是恨。后来，干爹和万叔对我的好，让我的仇恨少了许多，再后来，有了你，你比他们更知我，刻意地不让我去恨，到后来，支撑我的，甚至不再是恨，而是你的爱。一直以来，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从这段话里，我们首先可以确证爱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正是因为有了来自于干爹余天啸、万叔万江亭，来自于恋人陈仁厚那无私的爱心呵护之后，水上灯心中那仇恨的寒冰才开始逐渐地被溶解掉了。然而，除了这样一种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爱之外，对于水上灯的心理演变发生了更大影响的却是林上花的双腿被炸，和陈仁厚的出家与最终离开。林上花的双腿被炸，不仅使水上灯再一次地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与残酷，而且还让她对于生命存在本身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林上花说：“我现在只为了我姆妈一个人偷生，这也是我给自己找的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我希望我是像死了一样活着，由时间一天天把我埋葬”。正是在目睹了林上花的人生惨剧并且听到了她的这一番沉痛话语之后，水上灯的心态开始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她想，我为什么会如此烦乱？他们的祖业都换了人家，难道不是我一直所希望的吗？我不是一直仇恨着他们，并且巴不得他们立即家破人亡吗？可是现在，我不知他们的下落时，心里居然没有半点庆幸之情，反倒是心烦意乱呢。我对他们的滔天仇恨呢？我的羞辱之恨以及杀父之仇都到哪里去了？”“水上灯不明白自己怎么了”。然后就是陈仁厚的出家与最后离开了，在得知了陈仁厚离开的消息之后，“水上灯觉得自己的心顷刻间已破碎成沙砾。她知道她永远都修复不了它，永远都不会让它完整，永远都无法令它有正常的律动，而快乐和幸福也因之而永远远离了她”。就这样，一方面是因为林上花与陈仁厚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水上灯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目睹了那么多堪称无常的生生死死，所以她最后的精神变化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小说本身也就具有了相应的艺术说服力。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与陈仁厚诀别之后的水上灯而言，她真的也已经心如死灰了。所以，无论是由水上灯变为杨水滴也罢，还是由杨水滴变为杨水娣也罢，抑或还是最后变为水婆婆也罢，总而言之，这个饱经人世沧桑的苦难女性，从此之后的的确确是生活在了时间之下。而且，“其实这世上，最是时间残酷无情”啊！我们之所以说，方方的这部《水在时间之下》是一部当下时代十分难得的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长篇小说，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方方极有说服力地写出了水上灯由复仇到同情悲悯的精神变化过程。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在无形中受到过度重视现实功利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制约的缘故，所以，中国的作家作品中便很少能够表现出带有某种彼岸超越性的宗教情怀来。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普遍文化背景的存在，所以如同方方《水在时间之下》这样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带有一定宗教超越性的长篇小说，在2008年中国文坛的出现，才更应该得到我们一种最充分的肯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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