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奖，特置顶旧文一篇致贺）

（此文发表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良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

当代诗人北岛在其《回答》中有名句云“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这里，我篡改北岛的名句，用以评价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作为长篇小说的《天行者》，是对中篇小说《凤凰琴》修改扩张的一种结果。《凤凰琴》是一部大约只有5、6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发表问世于19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小说中所描写表现着民办教师还是一种以实体形式客观存在着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那个时候，刘醒龙就曾经以他的这一曲“凤凰琴”而感动过无数个人，激动过很多人的心灵世界。然后，就到了2009年，刘醒龙在《凤凰琴》的基础之上，扩张推出了同样是以民办教师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到《天行者》问世的时候，曾经以实体形式存在过的民办教师，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影响的缘故，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的遗存物。然而，虽然被描写的对象已经进入了历史之中，但这却丝毫都没有影响《天行者》的思想艺术影响力。着力于表现民办教师苦难坎坷命运的《天行者》，在2009年，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观念早就占据了上风的市场经济时代，依然能够感动许多人，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的、精神的奇迹。尽管我自己在1990年代初期阅读刘醒龙的《凤凰琴》时，就曾经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尽管这一次对《天行者》的阅读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无法自控的泪水还是潸然而下，我的心灵世界再一次被刘醒龙的笔触所深深地打动。

《天行者》之依然激动人心，原因当然首先在于小说所充分展示着的那些民办教师们苦难的命运遭际、坚韧的生存姿态、崇高的精神境界。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明爱芬等这样一些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偏僻贫瘠的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虽然生存条件十分地艰难，虽然只有极其微薄的工资收入，但为了能够让这些身处穷乡僻壤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却硬是以自己十分单薄的身架，承担起了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的重大使命。虽然这些民办教师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虽然他们之间也还是避免不了会发生一些蝇营狗苟你蹬我踹的矛盾冲突，但是，在以一种兢兢业业的姿态对待神圣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上，他们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品味一下余校长朴实的话语，就可以有特别真切的体会。余校长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候再享福吧！”好一个“不缺良心和感情”，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余校长的这一句话，完全可以被当做统领《天行者》全篇的思想主旨来加以理解。阅读《天行者》，我们所通篇读到的，不正是如同余校长这样几十年都一直未能摆脱民办教师身份的民办教师们的“良心和感情”吗？真可谓是，一把辛酸泪，满纸良心在。说到底，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如此突出的一种自我牺牲精神来，从根本原因上来说，也的确只能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良心和感情”作祟的缘故。

按照《天行者》封底的介绍：“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时过境迁之后的现在，虽然就连民办教师这个名词都已经进入了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当代教育史上还曾经存在过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特别的知识分子群体，但实际上，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真正承担“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真正把现代文明传播到穷乡僻壤的广大农村世界的，却真的也就只是如同余校长这样特别不起眼的普通民办教师。笔者就是从中国最普通的农村走出来的，到现在，我都还清晰地保留着关于自己初中、小学时候许多老师的记忆。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都是民办教师。我之所以能够在后来升入大学，走入城市，从根本上说，与这些民办教师们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自己有过亲身接受民办教师教育启蒙的经历，所以，无论是此前的《凤凰琴》，还是现在的《天行者》，我都读得津津有味，都读得特别认真，而且也还产生了别一种真切的感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就特别感谢刘醒龙，感谢刘醒龙能够注意到民办教师这个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感谢他能够先后两次以小说的形式为民办教师树碑立传。敏感的读者应该已经注意到，我已经几次把民办教师称作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了。或许有人会对这一点不以为然，会认为民办教师的知识水平其实很低，不应该被当做知识分子来看待。我的看法是，这些民办教师的知识水平，或许真的并不太高，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那样一种纯粹的道德水准，其实是我们很多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不具备的。从这样一种道德精神水准的层面上说，称他们为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我以为，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我想，刘醒龙之所以两次涉足于民办教师的题材，与他内心中对于民办教师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切敬意，绝对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层面上，对于刘醒龙把民办教师称之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我是深表赞同的。我自己，之所以要以“良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一种话语方式，来评价刘醒龙的这一部《天行者》，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然而，虽然刘醒龙的《天行者》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灵世界，虽然读《天行者》可以读得我们泪流满面，但作为一位文学批评的从业者，我却清楚地知道，对于一部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来说，仅有感动绝对是远远不够的。换言之，能够使读者的心灵世界产生感动的心理反应，仅仅只能被看作衡量长篇小说优秀与否的诸多标准之一。我们都知道，《天行者》是以《凤凰琴》为基础进一步扩张形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如果说，刘醒龙只是想达到让读者感动的目的的话，那么，他早在《凤凰琴》中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完全没有必要在2009年的时候，用《天行者》来重新感动读者一把。尽管大概所有的读者在认真读过《天行者》之后，都会为小说中的那些民办教师而心生感动。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而言，我觉得，刘醒龙之所以要在中篇小说《凤凰琴》的基础上扩张完成《天行者》，就是试图祈求这部长篇小说能够获得某种震撼人心的作用。而这样一种艺术效果的取得，其实与不同小说文体的文体特征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关联。或者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追问，那就是，为什么说《凤凰琴》是一部中篇小说，而《天行者》就变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思想、文体差异？请不要以字数的多少以及篇幅的大小来指责我的无知。因为我同样清楚地知道，中篇小说的字数一般在3—5万字左右，而长篇小说，按照茅盾文学奖的规定，则最起码应该在13万字以上。字数的多少与篇幅的大小，当然是衡量小说文体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仅有字数或者篇幅的差异，却又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具体的艺术形式，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这两种小说文体都是很不相同的。那么，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的差异究竟何在呢？我在这里当然也无法一下子完全澄清说明，但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却是有一些道理的。这种说法认为，中篇小说讲故事，长篇小说则呈现命运。这就是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只要能够把一个故事相对完整地讲述清楚就可以了。在一部中篇小说中，一般不需要有更多的人物，也不需要有相对长的时段中相对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相比较而言，一部长篇小说却不仅应该有更多的人物，有更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通过这所有的人物与故事传达出某种深沉的命运感来。

《凤凰琴》采用的虽然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但视角性人物张英才实际上却是明确而固定的。张英才高中毕业当年差三分未能考上大学，于是就又补习了一年，没想到补习一年的结果居然是不进反退，离分数线又多差了一分，变成了四分，这样当然就更没指望上大学了。没指望上大学，张英才只好在舅舅万站长的帮助下，来到全乡最贫穷的界岭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然而，界岭这样一个只有三个，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四个民办教师，因为除了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之外，还有同样身为民办教师但却早已瘫痪在床的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只有二、三十个学生，办学条件极其恶劣的小学，却只能让心高气盛的张英才感到万分失落。除了对于界岭小学日常艰难办学状况的展示之外，《凤凰琴》实际上只是重点描写了两个事件。一个事件，是县里派检查团来调查了解义务教育法的贯彻执行情况。不知内情的张英才，在发现了余校长和万站长他们的瞒天过海行为之后，写信给上级机关，把事情的真相捅了出来。结果自然是，学校的先进和八百元奖金因此而全部泡汤，余校长准备用这笔钱来维修教室的愿望也就落空了。另一个事件，就是对于民办教师来说，简直比自己的生命都要重要的转正事件。由于张英才把自己来到界岭小学之后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名为《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并把文章投寄给了省报，结果不仅文章见报，而且上级部门还格外开恩，专门给了界岭小学一个民办教师转正的指标。人有四个，不包括明爱芬在内，一共五个，而转正指标却只有一个。那么，这唯一的指标应该属于谁呢？余校长他们这几位民办教师的高尚人格，在这样的试金石面前，也就自然是熠熠生辉了。先是张英才主动让出了这个指标，然后，又是大家一致同意把指标留给早已对转正望眼欲穿的明爱芬。多年的愿望终于满足，瘫痪多年的明爱芬闔然长逝，这唯一的指标最后还是落到了年轻的张英才身上。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虽然作家通篇的笔墨多停留在张英才身上，但小说的重心却显然并不在此。借助于张英才的独特视角，主要通过转正指标事件，将余校长他们这些民办教师发展教育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恐怕才是刘醒龙多年前创作中篇小说《凤凰琴》真正的艺术意图所在。虽然写到了几位人物，但作家对这几位人物却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艺术描写。而且，小说的中心事件，说到底，也只是所谓的转正事件。如此看来，《凤凰琴》自然也就只能是一部中篇小说了。

到了长篇小说《天行者》中，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张英才在转正之后，要到省教育学院去进修学习，这个视角性人物的离开，就迫使刘醒龙不得不在张英才之外思考设计另外一个视角性的人物。否则，他就无法继续完成对于界岭小学民办教师故事的后续叙事了。因此，从《天行者》的第二部“雪笛”开始，视角性功能就悄无声息地被转移到了小说核心人物之一余校长身上。此后的小说叙事过程中，除了偶尔还借用过张英才的视角之外，基本上都是依循余校长的视角而进行叙事的。视角的转移之外，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如果说，由于篇幅、文体的限制，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在中篇小说《凤凰琴》中，只是作为富有良知的民办教师代表而出现，而成为张英才人生成长历程中一种带有启蒙性质的界碑式人物。那么，到了《天行者》当中，由于篇幅的明显增大，随着叙事视点的变化，小说的叙事重心也从张英才的成长历程，转向了对于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这几位民办教师人生历程更为充分的艺术展示。那么，怎样才能极有效地展开关于这几位民办教师人生历程的叙事过程呢？不难发现，刘醒龙还是紧紧围绕“转正”的问题而大做文章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民办教师而言，只有早日转正，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人生走向。所以，对于每一个民办教师来说，他们最基本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够得到一个转正的机会。既然要全面真实地表现民办教师的生存状况，那就不可能离开转正这个关键性事件。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同样是对转正事件的叙述，《天行者》与《凤凰琴》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凤凰琴》只写了一次转正事件，这次转正事件的描写拥有着十足的正剧意味，而且，这种描写很显然是为了凸显余校长他们的崇高精神服务的。但到了长篇小说《天行者》中，却先后出现过三次关于转正事件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转正已经成为了横贯刘醒龙《天行者》的一条基本叙事线索。小说分别由“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所描写的中心事件都是转正。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三次对转正的描写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文学意味，与《凤凰琴》中一次描写的意味是绝不相同的。如果说，“凤凰琴”中第一次关于张英才转正的描写，还具有着崇高的正剧意味的话，那么，到了“雪笛”中关于蓝飞转正的描写，就已经带有了明显的闹剧意味，而到了“天行者”中关于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最后的转正描写，所表现出的干脆就是带有突出荒诞色彩的悲剧意味了。这种突出的悲剧意味，就表现在余校长他们总是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期盼着能够有一个转正的机会，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种转正的机会终于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却居然由于自身的贫穷而转不起正了。多少年来一直孜孜以求地谋取着转正的机会，希望能够通过转正的方式改变自己贫穷的生存方式。然而，令余校长他们根本无法预料的一点却是，等到转正机会来临的时候，同时来临的居然是要求民办教师们必须首先缴纳一万元左右的所谓工龄购买费。如果不能够按时交纳这一笔对民办教师来说特别昂贵的费用，那么，所谓的转正自然也就成了幻灭的肥皂泡。转正本身，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贫穷状态。但要想转正的前提，却又必须缴纳自己根本拿不出来的昂贵费用。这如果不是悲剧，那么你说，还能是什么呢？我以为，如同余校长他们这样充满悖反意味的人生遭际，只能被看作是彻头彻尾的一出人生悲剧。这样看来，虽然同样是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几位在《凤凰琴》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但到了《天行者》中，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曲折深沉的命运感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小说第三部第三次叙述描写余校长他们转正悲剧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命运捉弄余校长他们的同时，在体会刘醒龙一种强烈的悲悯情怀的同时，却也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刘醒龙一种社会批判锋芒的存在。因为，归根到底，余校长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正是当下这个未必完全合理的社会机制所一手造成的。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天行者》与《凤凰琴》的区别，并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以上所述的这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有着十分明显的表现。比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如果说出现在《凤凰琴》中的诸如余校长等人物形象都相对单薄模糊的话，那么，到了特别注重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长篇小说这种文体之中，到了《天行者》之中，这些人物形象就显得丰满厚实得多。刘醒龙是刻画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这一点，早在他那部曾经名噪一时的厚重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中，就已经得到过充分的证明。《天行者》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难说已经能够望《圣天门口》之向背，但却依然给读者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

比如，那位一心扑到了乡村教育事业上的余校长，虽然品格是一样的高尚，但到了《天行者》当中，因为作家有了更大的叙事空间可以展开关于他个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尤其是关于他和蓝小梅之间爱情故事的细致展示，所以，余校长性格中那样一种既想和蓝小梅结合，但又觉得对不起早逝的明爱芬，既想向蓝小梅表达，但又实在鼓不起勇气来的患得患失、犹豫矛盾的心理特点，就得到了相对充分的一种表现。有了这样的展示于描写，余校长这一人物自然就丰满生动了许多。

再比如孙四海，孙四海其实是一条嫉恶如仇、铁骨铮铮的汉子，他的性格特征也在《天行者》中得到了充分有力的艺术表现。说到孙四海，最令人同情的，就是他那爱而难得所爱的凄苦爱情悲剧。孙四海爱王小兰，王小兰也爱孙四海，但关键的问题却是，王小兰已经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李志武还是一个上山采药不慎摔断了腰的常年瘫痪在床的残疾人。王小兰要想与这样的一个丈夫离婚，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离不了婚，另一方面却又是爱得死去活来。于是，孙四海与王小兰就只能维持这样一种看似违背婚姻道德的地下爱情状态了。小说中曾经反复写到一个细节，孙四海用笛子把那首本来很欢快的乐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奏出了许多悲凉，这其中，除了民办教师本身的苦难遭际之外，孙四海与王小兰之间的凄苦爱情，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既然是如此畸形的一种感情关系，那么，其最后的悲剧性结局恐怕就是无法避免的。最终，王小兰还是惨死于已经被强烈的嫉妒心折磨太久了的丈夫李志武之手。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孙四海这样一个有情有义、敢爱敢恨的血性男儿，给读者留下了极难忘怀的深刻印象。

此外，张英才的形象也格外值得注意。我注意到，曾经有论者认为刘醒龙在《天行者》中对张英才形象的处理不太成功：“正因为作者的思想非常成熟，所以笔下的人物有时候成了思想的代名词，缺乏真实感。在《凤凰琴》中刻画的真实、细腻、复杂，真正做到了所谓‘贴着人物来写（沈从文语）’的张英才，在《天行者》中，人物性格完全没有发展，甚至彻底被放弃，最后只是为了体现作者的理想才让他出现，读来不仅突兀，而且也缺乏可信度”。①我觉得，论者的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它是建立在误读《天行者》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注意到，小说创作中存在着明写与暗写这样两种描写的手段。如果说，《天行者》中关于余校长他们几位的描写是明写的话，那么，第二部与第三部中关于张英才的描写，就只能被看作是暗写，是一种不写之写。虽然看起来只是蜻蜓点水似地偶有涉及，但如果把这些所有的蛛丝马迹联系在一起，那么，张英才的心理轨迹就不仅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还具有着相当充足的可信度。正因为有过在界岭小学的一段工作经历，所以从省教育学院学成归来之后的张英才，就再也不愿意回到界岭小学去了。然而，一度离开了界岭小学的张英才，之所以最后又回到了界岭小学，导致其作出这种人生选择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他的爱情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曾经那么钟情过的女孩子姚燕最终还是投入到了蓝飞的怀抱之中。二是，在县城工作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蝇营狗苟和尔虞我诈，这一切，都使他特别怀念界岭小学的纯洁与崇高。当然，张英才的这种人生选择，与其基本的人格构成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应该注意到，小说中孙四海，曾经在和余校长谈话时，说到过这样一种关于张英才的看法：“懂得愧疚的男人和晓得害羞的男人是一样的，只要愧疚之心还在，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的时间越长，感情上的距离也就越近”。很显然，张英才的最后回归，也正是这样一种愧疚心理发生作用的缘故。张英才最后的回归事实，充分证明了孙四海和余校长预见的高明与准确性。从以上的分析，即不难看出，张英才的回归，不仅并不像论者所说是“突兀”，是“缺乏可信度”的，而且确实具备着情感与心理方面相当的合理性。

人物形象的塑造之外，需要提及的，还有叙事结构线索增多的问题。中篇小说《凤凰琴》的结构是单一的，它只是沿着张英才的视角而一路叙述过来的。到了长篇小说《天行者》中，单一的视角与叙事线索就显得有些不够用了。因为，单一的视角与叙事线索，难以支撑起一部长篇小说相对宏大的结构。所以，到了《天行者》当中，除了余校长这个叙事视角的增加之外，还增加了若干条看似草蛇灰线的叙事线索。这些叙事线索的增加，不仅更加丰富了小说的叙事结构，而且同时还有制造叙事悬念的作用。比如，关于叶碧秋和张英才之间的情感故事。张英才一出场，从叶碧秋对待他的异常态度中，我们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位情窦初开少女的情感秘密。然后，就是第110页，叙述叶碧秋差点掉到水塘里淹死，正好被张英才救了起来。之后，在156页，又叙述叶碧秋之所以掉到水塘里，是因为看到了张英才与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一起。一直到小说结尾处，失恋后的张英才，终于与叶碧秋形成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一种感情联系。再比如，曾经来到界岭小学支教的漂亮女孩夏雪留在宿舍里的那首诗歌，虽然在叙事的过程中最起码提及了七、八次之多，但却始终都没有透露诗歌的内容是什么。一直到小说快要结束的第251页，我们才知道了，这首诗原来就是爱尔兰诗人叶芝那首十分著名的与炉火有关的情诗。同样地，小说中对于叶碧秋写在黑板上的那道难解的数学题，以及李子在母亲去世后，悲痛异常，写下的那首关于炒油盐饭的诗歌，采取的都是类似的艺术处理方式。从此中见出的，正是作家刘醒龙在叙事结构上一种煞费苦心的匠心独运。事实上，也正是凭借着这样一些叙事线索的增加，才使得《天行者》的结构变得繁富复杂了起来，才使得《天行者》成为了一部名副其实的长篇小说。

最后，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想与醒龙兄商榷一下。这就是，关于小说结尾处故事以及人物最终命运安排处理的问题。虽然邓有米为了余校长和孙四海能够转正，不惜向建筑公司索取两万元的贿赂，以致盖起的教学大楼出现问题，在没有投入使用之前就已经坍塌了。幸亏余校长早有警觉，采取了必要的防备措施，这才最终避免了一场大祸的降临。刘醒龙进行这样的设计，当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我认为，为什么不可以写得更惨烈些呢？比如说，可不可以让大楼倒塌后，酿成更严重一些的事故，再比如说，关于邓有米这个形象，是否可以写的更“坏”一些呢？假如把小说的结局处理成更为惨烈的人生悲剧，小说所产生的思想艺术震撼力，或许就会大得多。那么，作家现实中所采用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呢？我想，其根本原因，或者是作家过于钟爱自己笔下人物的缘故，或者是刘醒龙受到了当下时代所谓文学“温暖”论影响的缘故。说实在话，我以为，当下的中国文学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了某种温情主义泛滥的状态。那种尖锐透辟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极大思想艺术震撼力的文学作品。已经很难看到了。打心眼里说，我不希望曾经写出过《圣天门口》如此重要长篇小说来的刘醒龙，也有意无意地参与到这场温情主义的大合唱当中去。

注释

①严迎春《深刻体察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9月11日，第10版。

                      2009年9月17日晚7时许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